绵声大剧院的后台,永远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陈腐的香气。那是顶级**、昂贵香水,以及某种被反复排练过的虚伪气息混合而成的味道。我站在侧幕最深沉的阴影里,手里捏着一只对讲机,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个已经磨得发亮的按钮。
舞台上正在进行最后的彩排。灯光师在调整色温,音响师在测试低音,而我只是看着,像着一场拙劣的默剧。今晚的观众席上,将坐着这座城市最尊贵的客人。他们不是普通的观众,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建筑师”——用签字笔和印章建造起一座座无形的高墙,又在高墙的阴影里,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别人用血汗浇灌的果实。他们崇尚秩序,崇尚效率,崇尚大局。多么崇高的词汇啊。
而我,崇尚他们的表演。真的,我崇尚。我崇尚他们坐在头等包厢里,翘着二郎腿,用那种居高临下的目光俯瞰众生时的表情。那种表情里有一种特殊的质感——不是傲慢,傲慢太粗糙了;是一种更精致的东西,一种“我生来就该坐在这里,而你生来就该跪在那里”的天然笃定。这种笃定,是我最欣赏的艺术品。因为它意味着,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是无辜的。
三号包厢里,坐着沈伯庸。他永远穿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别一枚翡翠胸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说话慢条斯理,像一壶温好的黄酒,入口绵柔,后劲就能把人烧穿。他从不高音量,从不拍桌子,从不骂人。他只需要在一个周二的下午,坐在老宅的紫檀木太师椅上,用一支万宝龙钢笔,在一份文件的某个数字后面多加一个零,或者少加一个零;就能让某个片区的居民在冬天多冻三个月,或者让某条公路的寿命从五十年缩短到五年。
他崇尚秩序。秩序是什么?秩序就是让一切看起来井井有条。三千户居民的拆迁补偿款从每平方米八千元降到四千五百元——这不是掠夺,这是“优化”。优化,多么优雅的词汇。它把残忍包装成了理性,把掠夺美化成了效率。四千五百元,在这座城市里,这个数字刚好够你在最偏远的郊区买一间厕所。但沈伯庸不会这么想。在他的世界里,这叫“合理的资源配置”。我看着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他对坐在对面的秘书说:“今年的冬天来得早,让后勤给老人们送些棉被去。”多么仁慈,多么体恤。我几年要为他鼓掌了。他不知道的是,此刻他头顶那盏重达三百公斤的水晶吊灯,有一颗螺丝正在以每天零点一毫米的速度松动。当然,今晚它不会掉下来。那样太粗鲁,太缺乏美感。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他头顶的秩序,和他精心维护的秩序一样脆弱。脆弱到只需要一颗螺丝的松动,就能让一切崩塌。
五号包厢里,是赵恒远。他分管城市建设,崇尚效率,崇尚数据,崇尚“用最小的成本撬动最大的收益”。他有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着这座城市每一块地皮的“价值评估”。注意,不是市场价值,是他赵恒远心目中的价值。城南那片老旧的纺织厂宿舍区,住了四百多户人家,大多是退休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赵恒远在那片地皮旁边画了一个圈,写了一个数字:十二亿。那是某地产商愿意为那块地皮支付的价格。然后他在另一页写:安置成本,两千万。十二亿减去两千万,等于十一亿八千万。
他看着这个数字,笑了。那笑容很浅,像水面上的一圈涟漪,转瞬即逝。他崇尚这种笑容——它不需要露出牙齿,只需要嘴角微微上扬三毫米,就能让一个片区的命运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纺织厂宿舍区的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砖混结构,墙皮脱落,管道老化。赵恒远不需要动手拆它们。他只需要在一份“安全隐患排查报告”上签个字,认定该片区为“D级危房,建议立即疏散”。然后,推土机就会像一群温顺的绵羊,轰隆隆地开进去,把那些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红砖墙,变成一堆瓦砾。四百多户人家,在两千万的安置费里分一杯羹,每户大约能拿到四万多块钱。四万块,在这座城市够干什么呢?够你在城中村租一间没有窗户的单间,住上两年。但赵恒远崇尚“城市更新”。他说这个词的时候,眼睛会微微发亮,像教堂里的烛火。城市更新,多么诗意说法。它把推倒、驱逐、流离失所,统统包装成了一种进步的叙事。我崇尚他的诗意。真的。因为,这种诗意,比任何暴力都更令人作呕。它让施暴者觉得自己是在行善。
七号包厢里,钱慕白正对着镜子补妆。她崇尚“精细化管理”。她的办公桌上永远摆着一盆白兰花,花香清幽,像她这个人一样——表面无害,实则有毒。最近她在处理一件事:第三人民医院的药品采购问题。有人举报,医院采购的某批次降压药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多名老年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举报信写得详详细细,附了化验报告、患者病历、用药记录。钱慕白看完举报信,把它放进抽屉里,锁上。然后她拿起电话,打给了第三人民医院的院长:“老周啊,那个事情我知道了。你让药剂科把台账整理一下,该补的补,该改的改。下周我派人去检查,你配合一下。”
“该补的补,该改的改。”这七个字,是钱慕白崇尚的管理哲学。它的意思很简单:把证据抹平,把漏洞堵上,把一切恢复到“没有问题”的状态。至于那些吃了问题降压药的老人,他们的血压是高了还是低了,他们的肾脏是好了还是坏了——那不在钱慕白的“精细化管理”范围之内。钱慕白崇尚“大局观”。她说:“我们不能因为个别病例就否定整个医疗体系的成绩。”这句话她说得很流畅,像背课文一样,因为她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每一次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语气都是诚恳的、忧虑的、充满责任感的。我崇尚这种演技。它比任何舞台表演都精彩,因为它没有NG,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而观众——那些吃了问题药的老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看一场戏。他们只知道自己的血压又高了,头又晕了,手又开始抖了。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双保养得宜的手,正在把他们的命运锁进抽屉里。
九号包厢里,孙铁军挺直了腰板,像一根铁柱。他崇尚“铁腕**”。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执法如山。字是某位书法名家写的,笔力遒劲,气势磅礴。城南那片被赵恒远“城市更新”了的纺织厂宿舍区,四百多户居民发现安置费被层层克扣,到手只剩不到两万。他们聚集在区**门口,举着**,
喊着口号。孙铁军接到电话,不慌不忙地喝完杯子里的最后一口茶,然后拿起对讲机:“各单位注意,城南片区启动三级响应。”
三级响应。我崇尚这种编号系统。它把混乱的、愤怒的、绝望的人群,简化为一个数字。三级。不是二级,不是一级。这意味着:可以驱散,但不必动真格;可以拘留几个“带头闹事”的,但不必把事情闹大。孙铁军崇尚“维稳”。他说这个词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维稳。维护稳定。在他的字典里,“稳定”不是动词,是名词。它不是“让事情稳定下来”,而是“让一切看起来稳定”。四百多户居民被驱散了。几个“带头闹事的”被**了。**被收走了,口号被**了。区**门口的地面被高压水枪冲洗得干干净净,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孙铁军站在区**大楼的落地窗前,俯瞰着空荡荡的广场。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我崇尚这个微笑。它像一枚勋章,别在他胸前,闪闪发光。
正中央的一号包厢里,坐着周明礼。他是这座城市的市长,五十八岁,即将退休。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权力版图中,他像一枚棋子,被摆放 在最显眼的位置,却几乎没有移动过。真正下棋的人坐在槐安路十七号,而周明礼只是棋盘上那颗最漂亮的、最无用的帅。周明礼知道这一切。他知道沈伯痛在做什么,知道赵恒远在做什么, 知道钱慕白在做什么,知道孙铁军在做什么。他什么都知道。但他选择沉默。他崇尚“明哲保身”。这四个字是他的人生信条, 刻在骨子里,融进血液中。他从不干预沈伯痛的决策,从不质疑赵恒远的方案,从不调查钱慕白的采购,从不过问孙铁军的行动。他只需要做一件事:在每一份文件上签字。签字。多么简单的动作。一支笔,一张纸,一个名字。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判断,不需要良心。只需要签字。周明礼崇尚这种简单。它让他活得轻松,活得长久,活得体面。他即将退休,退休后他会去南方某座海滨城市,买一栋带花园的别墅,养花种草,含饴弄孙。他会活得很好。那些被他的签名碾碎的人,不会出现在他的花园里,不会出现在他的梦里。我崇尚这种干净。它像一面镜子,照不出任何污点——因为所有的污点都被擦干净了。
没有观众的戏剧是毫无意义的。观众是戏剧的灵魂,是审判者,是上帝。他们坐在黑暗中,看着舞台上的灯光亮起,看着演员们粉墨登场,看着那些精心编排的悲欢离合。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自己也在舞台上。今晚,这座大剧院里只有这五位观众。他们坐在各自的包厢里,彼此之间隔着厚重的丝绒帷幕和更厚重的沉默。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至少,他们以为他们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知道沈伯庸知道赵恒远在做什么。我知道赵恒远知道钱慕白在做什么。我知道钱慕白知道孙铁军在做什幺。我知道孙铁军知道周明礼在做什么。他们都知道。他们只是假装不知道。这种“假装不知道”,是我最崇尚的艺术形式。它比任何戏剧都更荒诞,比任何喜剧都更可笑,比任何悲剧都更令人心碎。因为它不是虚构的,它是真实的。它每天都在发生,在每一间办公室里,在每一次签字的瞬间,在每一个“大局”的背后。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舞台监督,一个在黑暗中操控一切的人,一个崇尚戏剧性的人——我崇尚这种荒诞。因为荒诞,是真相最诚实的面具。
我崇尚精确。精确是一种美德。粗暴的人用锤子,精确的人用手术刀。锤子会把整面墙砸塌,而手术刀只切开你需要切开的那条线,周围的组织完好无损,甚至连血都流得恰到好处。今晚的演出,每一秒都是精心计算过的。七点三十分,沈伯庸进入三号包厢。他的步态从容,像一头巡视领地的老狮子。他不知道的是,他包厢里的通风系统已经被我悄悄调整过,空气中多了一种无色无味的、能轻微刺激交感神经的物质。不会致死,只会让心跳加速,让手心出汗,让一个习惯了掌控一切的人,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无法解释的恐慌。七点三十五分,赵恒远进入五号包厢。他手里端着一杯红酒,步履轻快,像一个刚刚完成了一笔大生意的商人。他不知道的是,他手中的那杯红酒,瓶子的年份被悄悄改过。里面的液体已经不再是红酒了——它只是一种普通的葡萄汁,但赵恒远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喝的是1982年的拉菲,所以他觉得它应该是1982年的拉菲。
这就是崇尚的力量。当你崇尚某样东西到了极致,你就会失去辨别真伪的能力。七点四十十分,钱慕白进入七号包厢。她补了妆,喷了香水,像一朵精心修剪过的白兰花。她不知道的是,她包厢里的灯光色温被我调高了200K。这种色温会让人的皮肤看起来更加苍白,让眼下的黑眼圈更加明显,让一个习惯了在镜子里看到完美自己的人,突然感到一种无法名状的衰老。七点四十五分包厢。他挺直了腰板,像一根铁柱。他不知道的是,他座椅的靠背角度被我调低了五度。这个角度会让他的腰椎承受更大的压力,让一个习惯了“铁腕”的人,突然感到一种无法解释的疲意。七点五十分,周明礼进入一号包厢。他沉默地坐下,像一尊佛像。他不知道的是,他包厢里的音响系统被我悄悄接入了一个特殊的音源。那不是音乐,那是一种极低额的次声波,人耳听不到,但身体能感受到。它会引发一种莫名的、无法解释的不安。七点五十五分,灯光暗下。大幕拉开。演出开始了。舞台上的第一束追光,打在了沈伯庸的脸上。他微微眯起眼睛,用手遮挡了一下光线。然后他放下了手,恢复了那副从容不迫的表情。他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他以为他只是来看一场歌剧,然后回家,然后继续他精心编排的生活。但他错了。舞台上的演员开始表演。他们演的不是歌剧,不是芭蕾,不是任何传统的剧目。他们演的是——沈伯庸的人生。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演员,坐在一张紫檀木太师椅上,用一支万宝龙钢笔,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他的动作慢条斯理,像一壶温好的黄酒。他签完字,放下笔,端起茶杯,吹了吹泡沫,抿了一口。然后他对坐在对面的秘书说:“今年的冬天来得早,让后勤给老人们送些棉被去。”沈伯庸的脸色变了。他认出了那个场景。那是上周二的下午,在他的老宅里,发生的一切。一字不差,一个动作不差,甚至连茶杯里泡沫的纹路都一模一样。他猛地站了起来,手紧紧抓着包厢的栏杆。他的心跳在加速——不,不只是心跳。是那种我精心调配的、空气中无色无味的物质在起作用。它让他的交感神经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让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出汗,让他的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一种无法解释的恐慌。“这是怎么回事?”他低声问道。但没有人回答他。舞台上的演员继续表演。这一次,场景变了。一个穿着旧棉袄的老太太,蜷缩在一间没有暖气的房间里,手里攥着一张拆迁补偿通知单。她的嘴唇发紫,手指颤抖,眼睛空洞地望着窗外。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和一棵光秃秃的梧桐树。老太太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个微弱的声音:“棉被……什么时候送来?”沈伯庸的手开始发抖。他不知道的是,这个老太太不是演员。她是真实的。她真的住在那间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真的攥着那张拆迁补偿通知单,真的在等待一床永远不会送来的棉被。我崇尚这种真实。它比任何虚构都更有力,比任何戏剧都更残酷。因为它不允许你移开目光。
五号包厢里,赵恒远正在经历他自己的“满出”。舞台上的场景变成了城南纺织厂宿舍区。那些红砖墙,那些晾衣绳,那些在巷子里追逐打闹的孩子。一切都那么真实,那么鲜活,那么……即将消失。赵恒远看着舞台上的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进那片他亲手画了红圈的土地,看着那些红砖墙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看着那些孩子的笑脸被扬起的灰尘吞没。他的手紧紧攥着那杯“1982年的拉菲”,指节发白。然后,舞台上的场景变了。四百多户人家,挤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没有窗户,没有阳光,没有尊严。一个退休工人坐在床沿上,手里攥着四万块钱,数了一遍又一遍。他的老伴躺在旁边的床上,咳嗽着,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老赵啊,”退休工人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像是在望着某个遥远的人,“你说,我们做错了什么?”赵恒远的手开始发抖。杯中的红酒——不,葡萄汁——洒了出来,溅在他昂贵的西装上。他看着那片污渍,突然觉得它像极了某种预兆。他崇尚的“效率”,在这一刻,变成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七号包厢里,钱慕白正死死盯着舞台。舞台上的场景变成了第三人民医院的ICU。那些苍白的床单,那些闪烁的监护仪,那些插满管子的老人。一切都那么安静,那么绝望,那么……真实。一个护士推着药车走过,车轮磨过地面的声音,在寂静的病房里显得格外刺耳。她走到一张病床前,拿起一瓶降压药,看了一眼标签,然后摇了摇头,把药瓶扔进了垃圾桶。“这批药不行,”她低声说,“吃了会死人的。”钱慕白的呼吸停滞了。她认出了那个护士。那是她上个月刚提拔的药剂科主任。她崇尚的“精细化管理”,在这一刻,变成了一把刺向自己胸口的刀。她突然觉得,包厢里的灯光太亮了,亮得让她无处遁形。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张精心保养的脸,此刻看起来如此苍白,如此衰老,如此……丑陋。
九号包厢里,孙铁军的腰板终于弯了。舞台上的场景变成了区政府门口的广场。那些举着横幅的人,那些喊着口号的人,那些被高压水枪冲倒在地的人。一切都那么混乱,那么愤怨,那么……真实。一个老太太被推搡着摔倒在地,手里的横幅被扯得粉碎。她趴在地上,绝望地哭喊着:“我的安置费……我的安置费啊!”孙铁军的手紧紧抓着座椅的扶手。他崇尚的“维稳”,在这一刻,变成了一根刺进他腰椎的针。他突然觉得,包厢里的空气太稀薄了,稀薄得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挺直了一辈子的腰板,在这一刻,终于弯了下去。
一号包厢里,周明礼依然沉默。但他不再是一尊佛像了。舞台上的场景,变成了他自己的办公室。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前堆满了文件。他拿起笔,在一份文件上签字。签完字,他放下笔,端起茶杯,吹了吹泡沫,抿了一口。然后他对坐在对面的秘书说:“今年的冬天来得早,让后勤给老人们送些棉被去。”周明礼的脸色变了。他认出了那个场景。那是他每天的工作。一字不差,一个动作不差。他突然觉得,那个坐在办公桌后的人,不是他自己。那是一个被规则驯化了的奴隶,一个被权力掏空了灵魂的傀儡。他崇尚的“明哲保身”,在这一刻,变成了一面照出他本来面目的镜子。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张沉默的脸,此刻看起来如此空洞,如此麻木,如此……可悲。
我站在控制室里,看着这五个人在各自的包厢里,经历着各自的“演出”。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绝望,都是我精心编排的杰作。我崇尚这一切。真的,我崇尚他们引以为傲的权力、地位、体面,在真正的力量面前,像一层窗户纸一样被捅破。我崇尚他们此刻的狼狈,因为这是他们这辈子,唯一一次触碰到真实的瞬间。
我看了手表,时间差不多了。我说过,今天的演出,每一秒都是精心计算过的。我伸出手指,轻轻搭在了控制台最中央那个红色的**上。“各位尊贵的阁下,”我对着麦克风,用一种近乎温柔、却冰冷刺骨的声音说道,“演出时间到了。”“你们崇尚权力,崇尚金钱,崇尚那些恶的游戏”“我崇尚你们的恶。所以,我为你们搭建了这座舞台。”“现在,请你们……谢幕吧。”
我猛地将红色的推杆推到了底。舞台正上方,那盏重达三百公斤的水晶吊灯,发出了一声令人牙酸的金属断裂声。它没有直接砸下来。那样太便宜他们了。吊灯的底座轰然碎裂,无数尖锐的水晶碎片像一场致命的暴雨,倾泻而下。“啊——!!!”赵恒远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一块水晶碎片擦着他的脸颊飞过,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他捂着脸颊,在地上疯狂地翻滚,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蛆虫。钱慕白被一块碎片划破了手臂,鲜血瞬间染红了她白色的真丝衬衫。她看着自己的血,发出了不似人声的尖叫。而沈伯庸……他没有躲。他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那些致命的水晶碎片从自己身边擦过。他的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彻底的、空洞的茫然。他终于明白了。他引以为傲的“秩序”,他坚守了一辈子的“体面”,在这一刻,连一片水晶碎片都挡不住。一块巴掌大小的的水晶,精准地砸在了他的颧头上。鲜血,像一朵盛开的、妖艳的曼珠沙华,在他的颧头上绽放。他缓缓地、缓缓地倒了下去。没有挣扎,没有惨叫。就像一台被拔掉了电源的机器,终于停止了运转。他的死亡,是我今晚最完美的作品。因为他终于不再是一个虚伪的官僚,不再是一个满嘴谎言的骗子。他终于变成了一具安静的、诚实的尸体。我站起身,走到单向玻璃前,将手掌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对着下方那三个在血泊中哀嚎、或者已经彻底安静的身影,凉凉地、优雅地鞠了一躬。“感谢各位的精彩演出。”“你们的表演,虽然拙劣,但足够真实。”我转过身,拿起来桌上的威士忌,将杯中残存的酒液一饮而尽。然后,我按下了控制台上的总电源开关。“啪。”整个剧院陷入了彻底的黑暗。只有舞台上,那几盏应急灯散发着幽蓝的光,照亮了那三具横七竖八的躯体,和满地猩红的鲜血。这黑暗,才是我最渴望的归宿。因为在这黑暗里,没有虚伪射出一种病态的美感。我站在控制台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毛。空气中弥漫着松香、灰尘,以及刚刚绽放的、属于沈伯庸的那朵“曼珠沙华”的铁锈味。
太美妙了。
这才是真正的谢幕。没有虚伪的掌声,没有冠冕堂皇的致辞,只有生命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被彻底粉碎的脆响。
我崇尚这种粉碎。
它比任何建设都更真实。
我拿起对讲机,拇指轻轻摩挲着那个揿钮。
“清道夫,进场。”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控制室里回荡,没有一丝波澜。
对讲机里传来一声低沉的“收到”。
十秒钟后,剧院的侧门被无声地推开。六个穿着黑色连体工装、戴着防毒面具的人鱼贯而入。他们手里提着银色的铝合金箱子和高
压水枪。
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清洁工”。他们不属于任何**部门,不属于任何**机构。他们只属于我。
我崇尚他们的沉默。
他们走到舞台中央,动作精准得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两个人负责处理沈伯痛的身躯。他们打开铝合金箱子,里面是一套精密的、带有真空吸附功能的收尸袋。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沈伯痛那具依然温热的躯体装进袋中,抽干空气。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一丝多余
的声响没有一滴血溅到昂贵的实木地板上。
另外两个人走向赵恒远和钱慕白。他们还在哀嚎,还在翻滚,像两条被扔上岸的鱼。清道夫们面无表情地给他们注射了镇静剂。尖叫声戛然而止。
最后两个人走向一号和九号包厢。周明礼和孙铁军已经吓晕了过去。他们被像拖拽麻袋一样拖出了包厢,扔进了另一批真空袋里。
五个人,五具躯体,在短短三分钟内,从这座城市的权力巅峰,变成了五个被密封在黑色塑料袋里的、散发着恶臭的垃圾。
我崇尚这种效率。
它比他们引以为傲的“城市更新”还要高效。
清道夫们开始清洗舞台。高压水枪喷洒的不是普通的水,而是一种特制的、带有淡淡松木香气的溶剂。它能在瞬间溶解血液、脂肪和所有的生物痕迹。水流冲刷过实木地板,带走了一切罪恶的证据,只留下清洁如新的、散发着清香的表面。
我崇尚这种洁净。
它比他们精心粉刷的“秩序”还要干净。
三分钟后,清道夫们完成了工作。他们提着五个真空袋,从侧门无声地退了出去。剧院里再次恢复了死寂。
我走到控制台前,按下了总电源的开关。
“啪。”
灯光重新亮起。
金碧辉煌的大厅,清洁如新的舞台,空气中淡淡的松木香气。一切都恢复了原状,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崇尚这种伪装。
它比他们坚守了一辈子的“体面”还要完美。
我拿起桌上的威士忌,给自己倒了一杯。冰块在杯中碰撞,发出清脆的“叮”声。
我举起酒杯,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对着那五个依然散发着幽蓝光芒的包厢,对着这座沉睡在城市中心的、巨大的权力机器,遥敬一款。
“敬各位。”
“敬你们用一生去崇尚的、那荒诞而可悲的……权力。”
我将杯中饮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像一把火,点燃了我胸腔里那团永不熄灭的、对戏剧的狂热。
但这还不够。
我崇尚戏剧性。
真正的戏剧,不在于厮杀,而在于余韵。在于那些活着的人,在得知真相后的、那种比死亡更痛苦的、漫长的折磨。
我走到控制台前,打开了一个加密的通讯频道。
“把‘纪念品’,送给他们。”
我对着麦克风,轻声说道。
“纪念品”,是我为这场演出准备的、最后的彩蛋。
十分钟后,锦城最核心的几个权力机构,将会收到一个包裹。包裹里没有炸弹,没有威胁信,只有一段高清的、从多个角度拍摄的、今晚演出的录像。
录像的结尾,会附上一行字:
“你们崇尚的秩序,已经崩塌。下一个,是谁?”
我崇尚这种恐惧。
它比任何刑罚都更持久。
它会像一颗种子,种在每一个还活着的、和他们同流合污的官员心里。它会生根,发芽,长出名为“猜忌”和“绝望”的藤蔓,将他们的心脏紧紧缠绕,直到他们窒息。
他们会开始互相怀疑。
谁是下一个?
谁是被选中的“演员”?
谁会在下一个夜晚,被请上这座舞台?
我崇尚这种猜忌。
它比任何审判都更公正。
它会让他们从内部开始腐烂,开始互相撕咬,开始为了自保而出卖同伴。他们会像一群被困在笼子里的老鼠,在黑暗中三相啃
食,直到只剩下最后一只。
而我,只需要坐在控制室里,端着我的威士忌,欣赏这场由他们自己导演的、更加精彩的、名为“狗咬狗”的戏剧。
我崇尚这种自毁。
它比任何外力都更彻底。
我走到单向玻璃前,将手掌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窗外,锦城的夜景依然璀璨。万家灯火,车水马龙。这座城市依然在运转,依然在呼吸,依然在用它那庞大的、冰冷的躯体,吞噬着无数弱者的血肉。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一颗螺丝,已经松动。
一道裂缝,已经出现。
我崇尚这道裂缝。
它是光,照进这令人作呕的、陈腐的黑暗里的,唯一的光。
我转过身,走下控制室的台阶。我的皮鞋跟在柔软的地毯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推开剧院的后门,走进了锦城微凉的夜风里。
我抬起头,仰望夜空。
今晚没有星星。只有厚重的、铅灰色的云层;像一块巨大的幕布,笼罩着这座城市。
我崇尚这云层。
它遮蔽了真相,也遮蔽了我。
我拉起风衣的领子,将双手插进口袋,沿着空旷的街道,慢慢地、优雅地,走入了这片属于我的、无尽的黑暗之中。
演出结束了。
但戏剧,才刚刚开始。
而我,将永远站在侧幕的阴影里,端着我的威士忌,用我最不屑的目光,欣赏着这群劣质皮囊,在这场名为“权力”的舞台上,继续他们那拙劣的、可悲的、注定走向毁灭的……表演。
我崇尚这表演。
我崇尚这毁灭。
我崇尚这……永不落幕的、属于我的……艺术。4
这章看得好带感,蹲蹲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