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

我死了，凶手却来参加我的葬礼

我死的那天，城里下了场不大不小的雨。

法医报告显示死亡时间是凌晨三点，死因是后脑撞击。

但没人知道，我其实是被谋杀的。

更诡异的是，凶手来参加了我的葬礼。

他穿着黑西装，胸前别着白花，哭得比谁都伤心。

我飘在半空中看着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他哭的时候，左眼会先流泪，右眼要慢半拍。

我死的那天，城里下了场不大不小的雨。雨丝斜斜地扫过殡仪馆的玻璃窗，在黑色边框上凝成水珠，慢慢往下淌。我的遗体躺在百合花丛中，化妆师把我摔碎的后脑勺修补得还算体面，只是脸色白得不像话，嘴唇涂了太厚的口红，红得像在流血。

法医报告就搁在休息室的茶几上，白纸黑字写着：死亡时间，凌晨三点十七分；死因，后脑撞击导致颅骨骨折。结论——意外摔倒。

只有我知道那是假的。

我飘在天花板下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俯视着这个熟悉的房间。父亲坐在角落的塑料椅上，脊背弯成一张弓，母亲被他挡在身后，肩膀一抽一抽地动。姐姐在接待来宾，声音嘶哑，眼眶红得像被人打了一拳。我看着他们，心里堵得慌，想伸手拍拍母亲的背，手指却径直穿了过去。

来吊唁的人不多，三三两两，大多是父母的老同事，还有我单位那几个平时不太说话的同事。他们鞠躬，上香，走到家属面前说几句“节哀”，然后退到一边小声交谈。我听见有人说“可惜了，才三十出头”，有人说“听说是在浴室滑倒的”，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惋惜。

然后他来了。

周维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甚至没在第一时间认出他。他穿着件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袖口的白衬衫露出一小截，胸前别着朵白花，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连鬓角都修得一丝不苟。他手里拎着个白色纸袋，里面装着帛金，封面上的字写得工工整整。

他走到我的遗像前，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他抬起头，看向我的遗体。

左眼先流下泪来。

那颗泪珠沿着他的脸颊滑落，在下巴尖悬了一秒，滴落在他胸前的白花上。大概过了半拍，右眼才溢出第二滴泪。他抬手擦了擦，动作很轻，像是怕弄花了什么。

我飘在半空中，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炸开了。

周维哭的时候，从来都是左眼先流泪，右眼慢半拍。这个习惯我太熟悉了。大学四年室友，毕业合租三年，我见过他哭的次数不多，但每一次都记得清清楚楚。大二他爷爷去世，他半夜坐在宿舍阳台上，左眼的泪一滴接一滴地掉，右眼的要等很久才跟上。毕业那天喝多了，他抱着马桶吐，也是左眼先湿。后来他失恋，我陪他喝酒，他红着眼眶说没事，左眼已经淌了满脸，右眼还干着。

可周维三年前就去了深圳。我们最后一次联系是去年春节，他发来一条群发的祝福短信，我回了句“新年快乐”，他没再回。他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知道我死了？又怎么会——哭成这样？

他走到我父母面前，弯下腰，双手握住父亲的手。他的嘴唇在动，说着什么“节哀”“保重身体”之类的话，声音低沉又诚恳。母亲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全是茫然——她不认识他。

父亲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机械地点头，嘴里说着“谢谢，谢谢”。

姐姐从旁边走过来，脸上挤出一个疲惫的微笑：“您是……”

“我是林昭的大学同学，”周维的声音很稳，稳得不像在葬礼上，“周维。我们住一个宿舍。”

姐姐“哦”了一声，似乎想起来了：“昭昭提过你，你们关系很好。”

“是，”周维松开父亲的手，站直身体，目光扫过整个灵堂，最后落在我的遗体上，“非常好。”

他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的脸。那张被化妆师修补过的脸，嘴角被固定成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像是死前最后一刻看见了什么诡异的东西。周维的目光从我的额头移到我的下巴，又从我的下巴移回我的眼睛。我飘在他头顶上方，忽然觉得他的眼神变了。

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确认。

他在确认什么？

我在记忆里翻找。三个月前，我们突然恢复了联系。他打电话来，声音听起来很累，说想回这座城市发展。我们约在一家烧烤店见面，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左手无名指上多了道疤。他说是做木工活的时候不小心划的。我们喝了很多酒，他说他在深圳过得不好，女朋友跑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回来吧，我这还有间空房。

他看着我，左眼先红了，右眼随后跟上。他问我：“林昭，你说人要是做错了事，还能回头吗？”

我当时喝多了，拍着他的肩膀说：“回头干什么？往前走就是了。”

他没说话，只是低头喝酒。后来我送他回酒店，他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说：“林昭，你这个人，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现在他站在我的灵堂里，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恰到好处。他的左眼先流泪，右眼慢半拍。这个细节像一根针，扎进了我混沌的意识里。

不对。

有什么不对。

我开始在记忆里翻找更多细节。那天烧烤店出来，我们走在凌晨的街道上，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走在我的左边，一直低着头。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他突然停下脚步，说：“林昭，你后脑勺有个疤？”

“嗯，”我摸了摸后脑，“小时候摔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后脑勺的骨头，是不是比普通人薄一点？”

我当时笑了：“你怎么知道？医生说过，我那个位置颅骨确实偏薄，所以从小我妈就不让我踢足球。”

他没笑。他只是看着我的后脑勺，眼神很深。

然后他走了。

三天后，我死在了浴室的瓷砖上。

后脑撞击，颅骨骨折，意外摔倒。

我飘在半空中，看着周维站在我的遗体前，左眼的泪痕还没干透，右眼的泪珠刚刚滑落。他抬手擦了擦脸，然后转身走向门口。

他推开门，外面的雨声涌进来，潮湿的空气里夹杂着泥土和汽车尾气的味道。他撑开一把黑色长柄伞，跨进雨里，背影很快就被灰色的雨幕吞没了。

我看着他离开的方向，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死的那天晚上，浴室里根本没有开灯。

我习惯在洗澡前关掉所有的灯，点蜡烛。那天晚上，蜡烛点了一根，放在洗手池边。我洗完澡，踩上湿滑的瓷砖，脚下一滑，后脑勺磕在了浴缸边缘。

但蜡烛——蜡烛是灭的。

我摔下去之前，蜡烛就已经灭了。

我没有证据，没有目击者，甚至没有实体。但我记得那个味道——蜡烛熄灭后的那一缕烟，有一股很淡的苦杏仁味。

那不是普通的蜡烛。

我慢慢转过头，看向灵堂里我的遗体。姐姐正在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着什么，父亲扶着母亲往外走，工作人员开始撤掉百合花，准备明天火化。

我飘向那具躯壳，低头看着那张被修补过的脸。

然后我看见了——我的右手，被压在身体下面，手指微微蜷曲。食指的指尖上，有一小块暗红色的痕迹，很小，像是不小心蹭上去的。

那是蜡油。

我在摔倒之前，用手指捻了一下蜡烛的芯。那股苦杏仁味，留在了我的指尖。

而周维，我的大学室友，我最好的朋友，三个月前刚刚问过我——我的后脑勺，是不是比别人薄一点。

他左眼先流泪，右眼慢半拍。

他今天哭得那么伤心。

我飘在半空中，看着他离开的方向，雨还在下，他的背影已经消失了。

但我知道，我会找到证据的。

哪怕我已经死了。

我死了，凶手却来参加我的葬礼（续）

第二章 头七

头七那天，我坐在自己家的窗台上，脚悬在窗沿外面，看着楼下的梧桐树被风刮得东倒西歪。雨已经停了，但天还阴着，像一块没洗干净的抹布。母亲在厨房里煮饺子，父亲坐在客厅里对着电视发呆，姐姐在整理我的遗物。

按照老家的规矩，头七晚上，死者的魂魄会回家。家里人要在桌上摆一副碗筷，盛一碗饭，点一炷香，然后早早睡觉，不能偷看。说是偷看了会惊了魂魄，让死者走得不安生。

可我没走。

我飘在窗台上，看着姐姐把我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纸箱里。她拿起一件灰色卫衣的时候，忽然停住了，把脸埋进衣服里，肩膀抖了很久。母亲从厨房探出头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又缩回去了。父亲调大了电视音量，屏幕上在播一档相亲节目，男嘉宾笑得像哭。

我在这个家里住了三十一年。三岁那年发烧到四十度，母亲背着我跑了三公里去医院；十二岁那年摔断胳膊，父亲在手术室外面抽了一整包烟；十八岁考上大学，姐姐把自己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塞给我，说“别省着，多吃点好的”。我以为我还有很多时间，我以为总有一天能报答他们。

可我死了。死在一间没有开灯的浴室里，后脑勺磕在浴缸边缘，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

我飘到姐姐身边，看着她手里的那件灰色卫衣。那是我去年生日买的，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她把它叠好，放进纸箱，又拿起下一件。她不知道，那件卫衣的内侧口袋里，有一张揉成团的收据。那是三个月前我和周维在那家烧烤店吃饭的账单。

我伸手去碰那件卫衣，手指穿了过去。

我现在连一张纸都碰不到。

但我知道，那张收据在姐姐手里。她叠衣服的时候，手在口袋里摸了一下，指尖碰到了纸团，但没有拿出来。她以为是废纸，顺手就放在了纸箱旁边。那张收据就落在箱子边缘，露出一角，上面印着“老地方烧烤”几个字，还有日期和桌号。

我盯着那张收据，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周维那天晚上坐在我对面。他喝了三瓶啤酒，我喝了两瓶。他一直在摸左手无名指上的那道疤，摸得很频繁。我当时以为他是紧张，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是在犹豫。

他犹豫了三个小时。

从七点坐到十点，他至少摸了二十次那道疤。每一次摸完，他都会看我一眼，左眼先动，右眼跟上。他看了我二十次，犹豫了二十次。最后他站起来，说“太晚了，我送你回去”。我说不用，我自己打车。他坚持，说“你喝了酒”。我说“你喝得比我还多”。

他笑了笑。那个笑容我记得很清楚，嘴角先往上提，然后左眼弯起来，右眼再跟上。他笑起来从来都是这样，像慢动作回放。

他说：“林昭，你这个人，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

然后他走了。

三天后，我死了。

现在那张收据就在姐姐脚边。如果她能看见上面的日期，如果能想起来我那几天提过“周维回来了”，如果她能去那家烧烤店问一问……可这些都是如果。姐姐不会注意一张揉成团的收据，她只会把它和废纸一起扔掉。

我飘回窗台，看着外面的街道。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梧桐叶洒在地上，像碎了一地的玻璃。对面楼的厨房里有人在炒菜，油烟从窗户飘出来，混着蒜香和酱油味。

我忽然闻到一股苦杏仁味。

很淡，淡到几乎分辨不出。但我的意识被这根细线牵住了，像鱼钩挂住了喉咙。我顺着气味的方向飘过去，穿过墙壁，穿过走廊，停在隔壁单元门口。

402室。

那是周维暂住的地方。

他回这座城市之后，租了隔壁单元的房子。他说这样方便串门，我当时还挺高兴。现在想起来，他从那时候就在布局了。

我穿过门板，飘进客厅。灯没开，但窗帘缝里漏进来一点路灯光，照出家具的轮廓。一张折叠桌，两把塑料椅，墙角堆着三个纸箱，拉链没拉，露出里面的衣服边角。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黑着，但电源灯在闪。旁边是一个玻璃杯，杯底有一小圈暗红色的蜡油。

就是那种蜡烛。

我认得那个颜色。那天晚上，我浴室里点的那根蜡烛，是暗红色的。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一套六根，包装上写着“天然植物蜡，无烟无味”。我点了其中一根，放在洗手池边上。

那根蜡烛烧到一半，忽然灭了。

我以为是通风口的风吹的。可现在我知道了，那不是风。

周维在那根蜡烛的芯里，加了东西。

我飘到桌子旁边，盯着那杯底的蜡油。如果我能碰到它，如果能把它拿去化验……可我什么都碰不到。我现在只是一团意识，连个影子都没有。

但等等。

那天晚上，我捻了一下蜡烛的芯。蜡油沾在我的指尖上。我的遗体还在殡仪馆，明天就要火化了。如果火化之前，有人能检查我的手指……

我猛地转身，穿过墙壁，穿过走廊，穿过夜色，往殡仪馆的方向飘去。

殡仪馆在城郊，白天的时候我跟着灵车来过一次。现在路上没人，只有偶尔驶过的货车，车灯把柏油路照得发白。我飘得很快，快到自己都控制不住，意识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又像被一根线拽着往前拉。

到了。

殡仪馆的停尸间在负一层，走廊的灯是声控的，灭着。我穿过防火门，穿过走廊，穿过那扇不锈钢的门，飘进冷柜间。

我的遗体躺在三号柜里，抽屉拉开了一半。工作人员大概是在做明天的火化准备，还没来得及合上。

我飘过去，低头看着自己的脸。

那张脸比昨天更白了，嘴唇上的口红被擦掉了一些，露出底下青紫色的唇色。我的右手搭在腹部，手指微微蜷曲。食指的指尖上，那一点暗红色的蜡油还在。

我盯着那块蜡油，忽然想起一件事。

法医报告上写着，我的指甲缝里没有发现任何异物。这说明他们在检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指尖的蜡油。或者是注意到了，但没有在意。毕竟，谁会在意一个“意外摔倒”的死者手指上沾了一点蜡油呢？

可如果，有人能发现这块蜡油，能化验出里面的苦杏仁味，能追查到那根蜡烛……可惜我不认识任何法医，也没办法托梦。

等等。

托梦。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死后的第三天，母亲说她梦到我了。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着姐姐说：“我梦见昭昭了，他站在浴室门口，一直指着洗手池，嘴里在说什么，我听不清。”

姐姐当时说：“妈，你是太想他了。”

母亲没说话，只是擦了擦眼角。

她不知道，那个梦是真的。我当时确实站在浴室门口，确实指着洗手池。我想告诉她，那根蜡烛有问题。可我说不出话，我发不出声音，我只能指着，一遍一遍地指着。

然后梦就醒了。

现在，头七的晚上，按照老家的说法，魂魄回家的时候，生者可能会梦到死者。如果我能再托一次梦，如果能让她看到我指尖的蜡油……

我闭上眼睛，把所有的意识都集中在那个画面里：我的右手，食指，指尖上那一点暗红色。我把它放大，再放大，直到它占据我整个意识。

然后我往家的方向飘去。

风从耳边刮过，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像倒流的流星。我穿过梧桐树，穿过围墙，穿过那扇熟悉的防盗门，飘进父母的卧室。

母亲躺在床上，呼吸很浅，眼皮在微微颤动。她在做梦。

我飘过去，停在她面前。我伸出右手，把食指凑到她眼前。那块蜡油就在那里，暗红色的，像一滴凝固的血。我努力让自己的意识变得清晰，变得锋利，像一根针，扎进她的梦里。

“妈，”我说，“手指。”

母亲的眼皮动了一下。

“妈，”我又说了一遍，“我的手指。”

她的呼吸忽然变重了，眼皮颤得更厉害了。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但声音太小，我听不清。

然后她猛地睁开眼睛。

她坐起来，满头是汗，喘着粗气。父亲被她吵醒了，翻了个身，含糊地问：“怎么了？”

母亲没说话。她盯着自己的手，盯了很久。

然后她掀开被子，下了床，光着脚走出卧室。她穿过客厅，穿过走廊，走到我的房间门口。她推开门，里面只剩下一个空纸箱和一张床。她走到床边，蹲下去，看着地板。

我飘在她身后，不知道她在找什么。

她伸出手，在床底的缝隙里摸了一下。她的手指碰到了什么东西，拽出来。

那是一根暗红色的蜡烛。

我愣住了。

那根蜡烛，是我那天晚上点的那根。它烧到一半就灭了，我后来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可它怎么会在这里？

母亲捧着那根蜡烛，凑近闻了闻。

她的眉头皱起来。

“苦的，”她小声说，“怎么是苦的？”

我看着她手里的蜡烛，忽然明白了。那天晚上，我扔掉的那根蜡烛，被周维捡了回来。他把它带走了，又把它放回了我的房间。他在布置一个局，一个让所有人都以为我只是意外摔倒的局。

可他没想到，母亲会梦到我。他没想到，母亲会找到这根蜡烛。他没想到，这根蜡烛上，还残留着苦杏仁的味道。

母亲捧着蜡烛，坐在我的床边，一直坐到天亮。她没有哭，只是坐着，盯着那根蜡烛，像在等一个答案。

窗外的天慢慢亮了，灰色的云层裂开一道缝，透出一线光。那光照在母亲的手上，照在那根蜡烛上，照亮了上面的一个细节——

蜡烛的底部，刻着一个小小的字母。

W。

周维的“维”。

我盯着那个字母，忽然想起周维大学时候的一个习惯。他喜欢在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上刻字，钢笔、打火机、水杯，甚至宿舍的门框。他说这样就不会丢，因为“刻了名字的东西，丢了他也能找回来”。

他刻了一个W在蜡烛底部。

他大概没想到，这根蜡烛会被人找到。更没想到，找到它的人，是我的母亲。

母亲站起来，把蜡烛放进自己的口袋。她走到客厅，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公安局吗？我要报案。”

我飘在她身边，看着她拨出那个号码，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松开了。

天亮了。

我死了，凶手却来参加我的葬礼（续）

第三章 立案

公安局的接线员大概以为我母亲疯了。一个老太太，凌晨五点打电话报案，说自己的儿子被人谋杀了，证据是一根蜡烛。换成谁都会觉得这是丧子之后的应激反应。

但母亲没有疯。她说话很慢，很稳，一字一句地把事情说清楚：我儿子林昭，三十一岁，三天前死在家里，法医说是意外摔倒。可我今天找到一根蜡烛，是我儿子浴室里的，上面有苦杏仁味。我儿子手指上还有蜡油。他大学同学周维，三个月前突然回来，住在我家隔壁，葬礼上哭得比谁都伤心。我怀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