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离长安

五日之后，沈砚清离开了长安城。

走的那天是九月初六，天高云淡，雁阵成行。城西的金光门外，车马如流，人群如织。有挑着担子的货郎，有牵驴出城的老农，有背着行囊的士子，也有卷了铺盖举家南迁的富户。安禄山要反的消息像一根看不见的刺，扎在每个人的脊梁上，走路的步子都带着几分仓皇。可没人知道仗什么时候打，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长安城太大了，大得让人以为只要还在城墙里面，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沈砚清背着一个极小的包袱，里面只有两件换洗衣裳，半块干粮，以及祖父那卷《霓裳羽衣谱》的残稿。剑用粗布裹了，斜背在身后。紫竹笛和银簪贴身藏着，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像两个不敢碰又不敢忘的念想。手腕上那根红绳已经磨得有些起毛，但颜色还艳，像一道从皮肤里长出来的细痕。

他没有回头。

走出城门的那一刻，他忽然想起祖父在世时常说的一句话：长安城有九座门，可人的心只有一道。走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那时不懂。现在他觉得，祖父说的“回不去”，不是门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变了，城市再大，门再多，也找不到原来的那条路了。

永安驿在城西十五里处，是一处极寻常的官驿。可今日不同。驿前空地上黑压压聚了四五百号人，有老有少，有高有矮，有的穿着破旧的军衣，像是从别处营中调来的老卒；有的和他一样，一身布衣，脸上带着书生气的紧张与茫然；还有几个胡人模样的汉子，腰间挎着弯刀，眼神警惕地扫着四周。人声嘈杂，马嘶驴叫，混着驿中伙房煮粥的蒸汽，乱哄哄地搅在一起，像一锅煮沸的杂烩。

沈砚清走到报名处。一张条案后坐着两个文吏，一个翻簿子，一个磨墨。排队的人不少，他耐心等着。轮到他时，那文吏头也不抬：“姓名，籍贯，年龄，会什么。”

“沈砚清，京兆长安人，二十。会剑术，识音律，通文字。”

文吏的笔停了一下，抬头打量他一眼，又低头写了。写到“会什么”一栏时，他“哼”了一声：“剑术、音律、文字。你这是来从军，还是来考状元的？我们这儿是斥候营，要的是能跑能藏能打的人，不是吹拉弹唱的书生。”

沈砚清没说话。他把背上的剑取下来，放在条案上。剑裹在粗布里，只露出剑柄。那文吏随意瞥了一眼，目光刚要收回去，忽然被什么勾住了。他凑近了些，用手指拨开粗布一角，看见了剑鞘上那行小字。

他的脸色变了。

“你……你姓沈？沈明远沈老将军是你什么人？”

“是我祖父。”沈砚清说。

文吏“啪”地合上簿子，站起来。他朝旁边另一个文吏耳语了几句，那人连忙跑开了。片刻后，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从驿中走了出来。那人约莫四十多岁，方脸阔肩，左脸颊上有一道极长的刀疤，从左颧骨一直延伸到下巴，像把半张脸劈成了两半。他穿着半旧的皮甲，腰悬横刀，走路时右脚微跛，却丝毫不减其气势。他走到沈砚清面前，上下打量一番，目光极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