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永乐调适：内阁、东厂与两京制度的形成

上一章咱们聊了洪武政体的整体图景，包括监察、法律、军事三大支柱，以及整套体系的高明之处和先天缺陷。这一章，咱们聊永乐朝。

永乐皇帝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被封为燕王，镇守北平。建文帝继位后，实行削藩政策，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战争，最终夺取了皇位，改元永乐。

朱棣的皇位，是从侄子手里抢来的，不是正常继承来的。这个身份，对他的统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他需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他要做一番大事业，要超越建文帝，甚至超越朱元璋；另一方面，他对建文帝的旧臣充满了不信任，所以他要加强监控，要建立更严密的特务体系。

永乐朝，是明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调整期。朱元璋建立的洪武政体，在永乐朝得到了重要的补充和调整。内阁制度正式形成，东厂设立，两京制度确立，这些都是永乐朝的制度创新，对整个明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咱们一个一个聊。

一、内阁制度的正式形成

咱们在前面聊过，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立了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秘书顾问。但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权力非常有限，只是“备顾问、起草文书”，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对六部的指导权。

到了永乐朝，内阁制度正式形成了。朱棣继位之后，从翰林院选拔了一批官员，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这就是内阁的正式开端。

最初入阁的官员，有解缙、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七人，被称为“内阁七学士”。这些人都是翰林院的官员，官阶不高，一般是五品、六品，但他们才华出众，深得朱棣的信任。朱棣让他们入值文渊阁，随时备顾问，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决策。

那么，永乐时期的内阁，和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内阁成为常设机构，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和人员编制。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是临时性的顾问，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人员也不固定。永乐时期的内阁，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文渊阁，有了固定的人员——内阁学士，成为一个常设的机构。

第二，内阁的职权扩大了，从“备顾问”变成了“参与机务”。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只是“备顾问”，皇帝不问，他们不主动发表意见，更不参与决策。永乐时期的内阁，“参与机务”，就是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讨论和决策。朱棣遇到大事，会召集内阁学士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做出决策。内阁学士的意见，对皇帝的决策有重要的影响。

第三，内阁有了“票拟”的雏形。什么叫票拟呢？就是内阁学士在奏章上用小票（小纸条）写出处理意见，贴在奏章上，供皇帝参考。这个制度，在永乐时期还没有完全形成，但已经有了雏形。朱棣有时候会让内阁学士在奏章上写出处理意见，然后他自己再做决定。这就是后来票拟制度的起源。

但是，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永乐时期的内阁，虽然比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权力大了，但仍然不是法定的宰相机构。 内阁学士的官阶只有五品、六品，远远低于六部尚书的二品；内阁没有法定的决策权，只是参与讨论，最终决定权在皇帝；内阁没有对六部的管辖权，六部仍然直接对皇帝负责，内阁学士不能指挥六部尚书。

用一句话来概括永乐时期的内阁：它是皇帝的高级智囊团和秘书处，不是法定的宰相机构。 内阁学士有机会参与决策，但没有法定的决策权；他们可以影响皇帝，但不能指挥六部。

朱棣为什么要设立内阁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皇帝一个人管不过来，需要有人帮忙。废相之后，所有政务都压到皇帝身上。朱元璋是劳模，能扛得住；朱棣也是个勤政的皇帝，经常亲征蒙古，不在京城，更需要有人帮他处理政务。内阁学士入值文渊阁，随时备顾问，帮皇帝处理奏章、讨论政务，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

第二，朱棣需要培养自己的亲信班子。朱棣的皇位是抢来的，建文帝的旧臣他不信任。他需要一批自己的亲信，帮他处理政务、巩固统治。内阁学士都是他亲自选拔的，才华出众，对他忠心耿耿，正好成为他的亲信班子。

内阁制度的形成，是明代政治制度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废相之后，新的辅政机制开始形成。虽然永乐时期的内阁还只是皇帝的智囊团和秘书处，但它为后来内阁权力的扩张奠定了基础。后面咱们会看到，仁宣时期，内阁掌握了票拟权，地位大大提高；嘉靖、万历时期，首辅专权，内阁实际上成为了宰相机构。这个过程，就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

二、东厂的设立：特务监察的制度化

聊完了内阁，咱们再聊东厂。东厂，是明代最著名的特务机构，也是明代政治中最有特色、最受诟病的制度之一。

东厂是永乐十八年，也就是1420年，朱棣下令设立的。办公地点在京师东安门北，所以叫“东厂”。东厂的长官叫“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下面设掌刑千户、理刑百户，以及掌班、领班、司房等属官，再下面是番子（特务），有一千多人。

东厂的职权是什么呢？主要有以下几项：

侦缉百官：东厂的特务可以秘密侦查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言行，发现违法失职或者“谋逆”的迹象，直接向皇帝报告；

审理案件：东厂可以直接审理案件，特别是涉及“谋逆”“妖言”等政治案件；

监督锦衣卫：东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但东厂的地位比锦衣卫高，可以监督锦衣卫；

监控社会：东厂的特务遍布京城各个角落，上至官府衙门，下至市井街巷，都在东厂的监控之下。

东厂的权力有多大呢？举个例子：东厂的番子，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闯入官员家中搜查、逮捕；可以直接审理案件，用刑逼供；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官员们对东厂又恨又怕，因为东厂的特务无处不在，你在家里说的一句话，可能第二天就传到皇帝耳朵里了。

那么，朱棣为什么要设立东厂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朱棣对建文帝旧臣的不信任，需要加强监控。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建文帝的旧臣很多人不服，有的甚至公开反抗。朱棣对这些旧臣充满了不信任，他需要一个秘密的监控机构，来侦查官员的言行，发现不满和反抗的迹象。锦衣卫虽然也有侦缉职能，但锦衣卫是外廷机构，朱棣觉得不够秘密、不够可靠，所以设立了由太监掌管的东厂，直接对皇帝负责，更秘密、更可靠。

第二，朱棣需要一个独立于外廷的特务机构，来制衡文官集团。废相之后，文官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大，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内阁也参与机务。朱棣虽然强势，但也需要一个工具来制衡文官集团。东厂由太监掌管，太监是皇帝的家奴，只对皇帝负责，独立于外廷文官系统之外。通过东厂，朱棣可以秘密侦查文官的言行，打击文官中的反对势力，制衡文官集团的权力。

第三，朱棣需要一个高效的情报机构，来维护统治安全。朱棣时期，国家还不太稳定，建文帝下落不明，蒙古势力在北方虎视眈眈，民间也有各种不满和反抗。朱棣需要一个高效的情报机构，来收集各种情报，及时发现和打击威胁统治的势力。东厂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

东厂的设立，标志着明代特务监察制度的制度化。在朱元璋时期，锦衣卫已经具备了特务职能，但锦衣卫还是外廷机构，受到一定的制度约束。东厂由太监掌管，直接对皇帝负责，完全独立于外廷制度之外，是皇帝的“私人特务机构”。东厂的设立，使得明代的特务监察更加严密、更加秘密、更加不受约束。

但是，东厂制度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第一，东厂权力过大，缺乏监督，容易滥用权力。东厂的特务可以随意逮捕、审讯、用刑，不受法律约束，也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东厂特务利用权力敲诈勒索、公报私仇、制造冤假错案，搞得官民人人自危。第二，东厂由太监掌管，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工具。东厂的长官是司礼监太监，司礼监掌握了批红权，又掌握了东厂的特务权，权力极大。到了明代中后期，王振、刘瑾、魏忠贤这些专权的大太监，都是利用东厂来打击异己、迫害忠良，搞得朝政黑暗。第三，东厂的秘密侦查，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东厂可以绕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直接逮捕、审讯、定罪，这就破坏了三法司的正常司法体系，使得法律制度形同虚设。

东厂的这些问题，在永乐时期因为朱棣本人的强势和控制，还不突出。可到了后世，皇帝弱势或者怠政的时候，东厂就成为了太监专权的工具，给明代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个问题，咱们在后面聊宦官专权的时候再详细展开。

三、迁都北京与两京制度

聊完了内阁和东厂，咱们再聊迁都北京和两京制度。这也是永乐朝的一件大事，对明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建立的时候，都城在南京，也就是应天。南京地处江南，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是朱元璋的根据地。但南京也有一个问题：地理位置偏南，对北方的控制比较弱。明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蒙古，都城在南京，指挥北方的军事行动不太方便。

朱棣被封为燕王，镇守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北平是朱棣的根据地，他经营了多年，根基深厚。而且，北平地处北方，靠近蒙古，是防御蒙古的前线。朱棣继位之后，就有了迁都北平的想法。

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改北平为北京，作为陪都。永乐四年，开始修建北京宫殿。永乐十九年，也就是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留都。

迁都北京，是明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明代政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第一，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有利于防御蒙古。迁都北京之后，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都移到了北方，“天子守国门”，皇帝亲自坐镇北方前线，大大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有利于防御蒙古的入侵。这是迁都北京最直接的军事意义。

第二，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迁都北京之后，大量的人口、财富、资源都聚集到了北京，带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为了供应北京的粮食和物资，大运河得到了疏浚和扩建，南北交通更加便利，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

第三，形成了“两京制度”，对明代政治产生了特殊影响。迁都北京之后，南京并没有被废弃，而是作为留都保留了下来。南京保留了一套完整的中央官署——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和北京的机构一模一样，只是官员人数少一些，权力小一些。南京的机构，主要负责南京及南直隶地区的事务，同时也安置一些资深但不太受重用的官员。

两京制度，是明代政治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项制度。它的好处是：南京作为留都，保留了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一旦北京有警（比如蒙古入侵），可以作为备用的政治中心；同时，南京的机构也可以安置一些官员，起到“养贤”的作用。

但两京制度也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机构重叠，冗官冗员。北京有一套六部，南京也有一套六部，机构重叠，官员冗余，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南京的官员大多是闲职，没有什么实权，很多人把南京当官场的“养老院”或者“中转站”，行政效率很低。

另外，两京制度也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微妙影响。南京的官员虽然权力不大，但他们可以上疏言事，可以参与政治讨论，有时候也能对北京的政治产生影响。比如，万历年间的“妖书案”“争国本”等政治事件，南京的官员就积极参与，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总的来说，迁都北京和两京制度，是永乐朝对明代政治制度的重要调整。迁都北京，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奠定了明代此后两百多年的政治地理格局；两京制度，是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虽然有冗官冗员的问题，但也起到了备用政治中心和安置官员的作用。

四、永乐朝对洪武政体的调整与继承

聊完了内阁、东厂、迁都，咱们来做一个总结：永乐朝对洪武政体，到底做了哪些调整？又继承了哪些东西？

我觉得，永乐朝对洪武政体，是继承中有调整，调整中有发展。

继承的方面，主要是洪武政体的基本框架和核心理念。永乐朝没有改变废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三司分权的地方行政制度；没有改变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分权的军事制度；没有改变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的监察体系；没有改变卫所制度和重典治国的基本思路。洪武政体的“分权制衡、皇权独揽”的核心理念，永乐朝完全继承了下来。

调整的方面，主要是在洪武政体的框架内，做了一些补充和完善：

第一，内阁制度的形成。这是最重要的调整。废相之后，皇帝一个人管不过来，需要辅政机构。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只是临时性的顾问，永乐时期的内阁成为常设的智囊团和秘书处，参与机务，为后来内阁权力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第二，东厂的设立。这是特务监察制度的重要补充。洪武时期的锦衣卫是外廷机构，永乐时期的东厂由太监掌管，是皇帝的私人特务机构，更加秘密、更加不受约束，加强了皇帝对百官和社会的监控。

第三，迁都北京和两京制度。这是政治地理格局的重大调整。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两京制度，保留南京作为留都，形成了明代独特的两京政治格局。

第四，宦官地位的提升。永乐时期，宦官的地位和权力大大提升。朱棣因为靖难之役得到了宦官的帮助（比如郑和、狗儿等太监都在靖难中立了功），所以他对宦官比较信任，开始重用宦官。除了设立东厂由太监掌管之外，朱棣还派太监出使（比如郑和下西洋）、监军、镇守地方，宦官开始全面参与政治。这为后来的宦官专权埋下了伏笔。

你看，永乐朝的这些调整，是不是都在洪武政体的框架之内？废相的基本框架没有变，分权制衡的核心理念没有变，只是在这个框架内，做了一些补充和完善。内阁是辅政机制的补充，东厂是监察机制的补充，两京是政治地理的补充，宦官是皇权延伸的补充。这些补充，都是为了让洪武政体更好地运转，更好地服务于皇权。

但是，这些调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隐患。内阁的形成，为后来的首辅专权埋下了伏笔；东厂的设立，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工具；宦官地位的提升，为后来的司礼监干政开辟了道路。这些隐患，在永乐时期因为朱棣本人的强势和控制，还没有爆发出来。可到了后世，皇帝弱势或者怠政的时候，这些隐患就会一个一个地爆发出来，深刻地改变明代政治的面貌。

所以我说，永乐朝是洪武政体的重要调整期。它继承了洪武政体的基本框架和核心理念，同时做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完善。这些补充和完善，在短期内加强了皇权、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在长期内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隐患。明代政治制度此后两百多年的演变，就是在洪武政体的基本框架内，围绕着永乐朝埋下的这些伏笔展开的。

好了，第一卷“制度生成”就聊到这儿。这一卷，咱们从元代遗产聊起，聊了朱元璋的统治哲学、废相、三司分权、监察法律军事三大支柱，以及永乐朝的制度调整。到这里，明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就搭建起来了。

下一卷，咱们聊“制度演化”。洪武、永乐之后，明代的制度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票拟制度是怎么形成的？批红权是怎么落到司礼监手里的？巡按御史的权力是怎么扩张的？这些变化，都不是通过立法改制实现的，而是通过惯例累积慢慢形成的。这就是明代制度演变最有意思的地方——条文没变，现实变了。咱们下一卷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