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废相：一场改变中国政治走向的制度革命

上一章咱们聊了洪武政体的来路，聊了元代的遗产、朱元璋的经历和他的统治哲学，也聊了洪武政体一开始就埋下的四个“基因缺陷”。这一章，咱们聊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废相。

为什么说废相是最核心的问题呢？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废相之后》，整个明代政治制度的演变，都是围绕着废相这件事展开的。废相是因，后面的内阁崛起、司礼监干政、首辅专权、宦官乱政、党争激烈，都是果。不把废相这件事聊透，后面的内容就没法聊。

那么，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胡惟庸真的谋反了吗？废相之后权力是怎么重新分配的？废相这件事，到底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这一章，咱们就来好好掰扯掰扯。

一、明初中书省：丞相到底有多大权力？

要聊废相，得先聊聊废相之前的情况——明初的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丞相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明朝刚建立的时候，中央官 上一章咱们聊了洪武政体的来路，聊了元代的遗产、朱元璋的经历和他的统治哲学，也聊了洪武政体一开始就埋下的四个“基因缺陷”。这一章，咱们聊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废相。

为什么说废相是最核心的问题呢？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废相之后》，整个明代政治制度的演变，都是围绕着废相这件事展开的。废相是因，后面的内阁崛起、司礼监干政、首辅专权、宦官乱政、党争激烈，都是果。不把废相这件事聊透，后面的内容就没法聊。

那么，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胡惟庸真的谋反了吗？废相之后权力是怎么重新分配的？废相这件事，到底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这一章，咱们就来好好掰扯掰扯。

一、明初中书省：丞相到底有多大权力？

要聊废相，得先聊聊废相之前的情况——明初的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丞相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明朝刚建立的时候，中央官制基本上是沿袭元朝的。元朝是一省制，只有中书省一个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的长官是丞相，总揽全国政务。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也照搬了这套制度——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总揽全国行政事务。

为什么朱元璋一开始要照搬元朝的制度呢？原因很简单：实用。在战争年代，需要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来统筹后方、保障军需、处理日常政务。中书省丞相制度，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而且，朱元璋身边也确实有合适的丞相人选——李善长，那是跟着他打天下的第一文臣，处理政务的能力非常强，当丞相再合适不过了。

那么，明初的丞相，权力到底有多大呢？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第一，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总揽全国政务。用当时的话说，叫“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就是辅佐天子，处理全国的各种事务。中书省下面管着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都要对丞相负责，而不是直接对皇帝负责。也就是说，全国的行政事务，先汇总到中书省，由丞相处理，丞相处理不了的，才上报皇帝。

第二，丞相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皇帝的诏令，通常需要经过中书省的讨论和副署才能生效。丞相如果觉得皇帝的决策有问题，可以提出异议，甚至可以封还诏书。当然，这个封驳权在实际执行中打多少折扣，那要看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但至少在制度上，丞相是有这个权力的。

第三，丞相掌握人事大权。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员任免，往往需要丞相的推荐和同意。吏部虽然管官员任免，但吏部尚书本身就是丞相的下属，重要的人事安排，丞相不点头，是很难通过的。

第四，丞相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军事指挥权。丞相可以参与军事决策，可以调动军队，可以推荐将领。当然，军事权力最终还是在皇帝手里，但丞相在军事事务中的话语权是很大的。

你看，明初的丞相，权力是不是非常大？行政、决策、人事、军事，什么都管。说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点都不夸张。

那么，明初都有谁当过丞相呢？主要有这么几位：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

李善长，咱们刚才说了，开国第一文臣，洪武初年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位列功臣第一。他当丞相的时候，权力非常大，当时的政务，基本上都是他在处理。不过，李善长这个人，虽然能力强，但也比较专断，和朱元璋之间的关系，后来也有点微妙。洪武四年，李善长就因病退休了，当然，“因病”是官方说法，真实原因可能比较复杂。

徐达，开国第一武将，也担任过右丞相。不过，徐达主要是军事统帅，常年在外打仗，很少参与中书省的日常政务。他的丞相头衔，更多是一种荣誉性的。

汪广洋，先后两次担任右丞相。这个人比较谨慎，用史书上的话说，叫“守位而已”，就是占着位置，不怎么管事，也不怎么争权。所以，他当丞相的时候，权力相对有限。

真正在丞相任上形成个人专权局面的，是胡惟庸。而废相这件事，也正是因他而起。

二、胡惟庸案：到底是谋反，还是借口？

聊到胡惟庸，就绕不开胡惟庸案。这是明代初年最大的政治案件之一，前后牵连了三万多人，杀了十几年才杀完。那么，胡惟庸到底是什么人？他真的谋反了吗？胡惟庸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先简单介绍一下胡惟庸。他是定远人，就是今天的安徽定远，和朱元璋是半个老乡。他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太常寺少卿等职，都是中下级官员。洪武三年，也就是137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进入了中央最高行政机构。洪武六年，升右丞相；洪武十年，升左丞相，成为中书省的最高长官。

胡惟庸这个人，史书上评价他“雄爽有大略”，就是说他有魄力、有能力、有大局观。但同时也说他“阴刻险忮”，就是说他阴险、刻薄、嫉妒心强、权力欲重。这两个评价放在一起，就勾勒出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有能力，但也有野心；能干事，但也会专权。

胡惟庸当丞相之后，确实干了不少专权的事。《明史》上记载了这么几条：

第一，“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官员的生杀任免，有时候不经过皇帝，直接就决定了。这就太过分了，人事大权是皇帝最核心的权力之一，你不经过皇帝就直接任免官员，这不是架空皇帝嘛。

第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给皇帝的奏章，先送到胡惟庸这儿，他先看一遍，对自己不利的，就藏起来不给皇帝看。这就更过分了，等于把皇帝和外界的信息渠道给切断了，皇帝听不到真话，只能听到胡惟庸想让他听到的话。

第三，“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各地想升官的人、还有那些失职的武将，纷纷投靠胡惟庸的门下，给他送金银财宝、名马、古玩，数都数不清。这说明胡惟庸已经在朝廷里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很多人都围着他转。

你看，胡惟庸干的这些事，是不是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皇权？不经过皇帝就任免官员，扣押对自己不利的奏章，收受贿赂、结党营私。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丞相。

但是，问题来了：胡惟庸干了这些事，朱元璋知道吗？

我觉得，朱元璋肯定知道。朱元璋是什么人？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搞政治斗争的顶级高手，他的眼线遍布朝野，锦衣卫虽然是后来才正式设立的，但他的情报系统一直都很厉害。胡惟庸干的这些事，不可能瞒得过他。

那朱元璋为什么不早点收拾胡惟庸呢？为什么要等他专权了那么多年，才在洪武十三年动手呢？

这就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我认为，朱元璋不是不知道胡惟庸专权，而是在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一个足够大的罪名，来一举解决丞相制度这个根本问题。

什么意思呢？如果朱元璋只是想除掉胡惟庸这个人，那很简单，随便找个罪名就办了。但朱元璋的目标，可能不仅仅是胡惟庸这个人，而是丞相这个制度。他想废除丞相制度，但丞相制度已经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是政治传统，不是说废就能废的。你得有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来说服朝野上下，证明丞相制度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丞相就是会专权、就是会谋反、就是不能留。

而胡惟庸的专权，正好给了朱元璋这个理由。你看，丞相就是会专权吧？就是会结党营私吧？就是会威胁皇权吧？有胡惟庸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废除丞相制度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所以，我觉得，胡惟庸的专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朱元璋“纵容”的结果——他故意让胡惟庸坐大，让他的问题充分暴露，然后再一举拿下，连人带制度一起收拾。这就叫“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史书上没有明确这么写。但我觉得，这个推测是符合朱元璋的性格和行事风格的。他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放长线钓大鱼，最擅长的就是借力打力。

好了，回到胡惟庸案本身。洪武十三年，也就是1380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涂节等人，经过审讯，以“谋反”罪名将胡惟庸、陈宁、涂节等处死，并夷灭三族。

关于胡惟庸谋反的具体情节，史书上记载得很详细，比如：暗中联络蒙古和日本，企图借助外力推翻明朝；谎称家里井里出了醴泉，邀请朱元璋去观看，企图在途中行刺；勾结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等人，准备发动政变。

但是，这些记载，我觉得疑点很多。

第一，胡惟庸是个文官，手里没有直接的军权。他虽然是丞相，可以参与军事决策，但军队的调动权在皇帝手里，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也不是他能完全控制的。一个没有军权的文官，怎么发动政变？怎么可能成功？

第二，他联络蒙古和日本的计划，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可行性非常低。而且，这种事是灭九族的大罪，怎么可能走漏风声、让朱元璋知道得那么清楚？

第三，胡惟庸如果真的要谋反，怎么会那么不小心？他扣押奏章、收受贿赂这些事都做得那么隐蔽，谋反这么大的事，反而会暴露？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胡惟庸的“谋反”，可能是被夸大的，甚至可能是被编造的。 胡惟庸确实专权、确实结党营私、确实威胁到了皇权，但要说他真的要谋反，证据并不充分。朱元璋很可能是用“谋反”这个最重的罪名，来为废除丞相制度制造合法性。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胡惟庸确实有谋反的意图和行动，有的学者认为这完全是朱元璋制造的冤案。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但不管胡惟庸有没有真的谋反，有一点是确定的：胡惟庸案的结果，不仅仅是杀了一个胡惟庸，更是废除了延续一千五百多年的丞相制度。 这才是这件事真正的历史意义所在。

三、废相之后：权力去哪儿了？

杀了胡惟庸之后，朱元璋立即下诏，废除中书省，罢除丞相官职，并将六部升格，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他还立下了铁律：“以后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就是说，以后的皇帝不许再立丞相，大臣谁敢提议恢复丞相，就重重地治罪。

这道命令，把废相确立为不可变更的“祖制”，从根本上杜绝了丞相制度复辟的可能性。

那么，问题来了：丞相废了，原属丞相的权力，去哪儿了？

朱元璋给出的答案是：拆分给六部，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这个设计，非常符合朱元璋一贯的“分权制衡”思路。原来的中书省，权力太大，一个丞相总揽全国政务，容易专权。现在好了，把中书省的权力拆成六份，分别给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个部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分别对皇帝负责。这样一来，任何一个部的权力都有限，不可能独揽大权，也就不可能威胁到皇权了。

那么，六部具体都管什么呢？咱们简单聊一下，后面还会详细展开。

吏部，管官员的任免、考核、升降、调动。这个部权力最大，因为它管的是“用人权”，用谁不用谁，谁升谁降，基本上是吏部说了算。当然，高级官员的最终决定权在皇帝，但吏部的推荐意见非常重要。吏部尚书在六部尚书里排第一，被称为“天官”，地位最高。

户部，管财政、赋税、户口、土地、仓储、漕运。这个部事务最繁杂，管的是“理财权”，全国的钱袋子都在它手里。户部下面设了十三个清吏司，分别对应十三个布政使司，管各地方的财政事务。

礼部，管礼仪、祭祀、科举、外交、宗教。这个部看起来比较“清要”，但实际上非常重要。因为礼仪制度是皇权合法性的象征，祭祀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大事，科举是选拔官员的核心渠道，外交涉及国家安全和朝贡体系。后面咱们聊“大礼议”的时候，就会看到礼部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兵部，管军事行政，包括武官的任免、军队的编制调遣、军械的制造管理、边防海防等等。但要注意，明代的兵部和之前的朝代不一样，它不直接统领军队。明代实行“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分权”——兵部管军事政令和武官任免，但不直接统兵；五军都督府管军籍和军队训练，但没有调兵权。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目的就是防止将领拥兵自重。

刑部，管司法刑狱，包括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复核。但明代也不是刑部一家说了算，而是实行“三法司”制度——刑部管审判，都察院管监察，大理寺管复核，三个机构互相制约。重大案件还要“三法司会审”，甚至“九卿会审”，皇帝有最终裁决权。

工部，管工程建设，包括宫殿、陵墓、城池、水利、道路、桥梁的修建，以及工匠管理、物料征调等等。这个部在六部里地位相对较低，事务也比较专门，但遇到大工程的时候，比如修建宫殿、治理黄河，它的权力和重要性就上来了。

你看，六部的分工是不是很明确？吏、户、礼、兵、刑、工，各管一摊，互不干涉，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个设计，从“防弊”的角度来说，确实非常成功——有明一代，六部尚书里没有出现过权臣专权的局面，因为任何一个部的权力都有限，不可能独揽朝政。

但是，这个设计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皇帝的负担太重了。

原来有丞相的时候，全国的政务先汇总到中书省，丞相处理完了，重要的事情才上报皇帝。皇帝只需要管大事，不需要管小事。现在好了，丞相没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不管大事小事，都得皇帝亲自处理。六部的奏章，都得皇帝亲自批阅；六部的决策，都得皇帝亲自裁定；六部之间有矛盾了，也得皇帝亲自协调。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在废相之后，平均每天要批阅奏章二百多件，处理政务四百多起。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一天二百多份奏章，就算一份只看五分钟，那也得一千多分钟，差不多十七八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都看不完。更何况，很多奏章不是看一遍就行的，还得思考、还得批示、还得和大臣讨论。

朱元璋是个劳模，他能扛得住。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忙到深夜，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他自己也说过：“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早自励，昧爽临朝，日晏忘餐。”就是说，我自从当皇帝以来，一直用勤奋来勉励自己，天不亮就上朝，天黑了都忘了吃饭。

但是，问题是，朱元璋能扛得住，他的子孙后代能扛得住吗？显然不能。后面咱们会看到，他的子孙后代，要么能力不行，要么兴趣不在朝政上，要么干脆几十年不上朝。扛不住怎么办？权力就会转移——要么转移到内阁，要么转移到司礼监。这就是后话了。

所以我说，废相这件事，从“防弊”的角度来说是成功的，但从“行政效率”和“制度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说，是有问题的。它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了皇帝手里，但也把所有的负担都压到了皇帝身上。一旦皇帝不行了，整个制度就会出问题。

四、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废相之后的两次“辅政试验”

废相之后，朱元璋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一个人根本管不过来。所以，他也在想办法，试图建立一些新的辅政机制，来帮自己分担压力。洪武年间，他搞了两次“辅政试验”，一次是四辅官，一次是殿阁大学士。咱们分别聊聊。

先说四辅官。

洪武十三年九月，也就是废相之后仅仅八个月，朱元璋就设立了四辅官。什么叫四辅官呢？就是仿照古代“三公四辅”的制度，以四季为号，设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每季设三个人，轮流辅政。

四辅官的人选，主要是民间的耆儒和退休的官员，比如王本、杜佑、龚敩这些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好、德行高、年纪大，但政治经验不足，在朝廷里也没有什么根基。

朱元璋为什么选这样的人呢？我觉得，他的考虑很明确：我需要有人帮我处理政务，但我不希望辅政的人权力太大、根基太深，免得又变成第二个丞相。 所以，他特意选了那些没有政治根基、没有权力欲望的老儒生，让他们来当顾问，既能帮自己出主意，又不会威胁到皇权。

四辅官的职权，主要有这么几项：一是“协赞政事”，帮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对奏章提提处理意见；二是“讲论治道”，和皇帝讨论治国之道，提供政策咨询；三是“封驳刑狱”，对司法案件进行复核，防止冤假错案；四是“荐举人才”，向皇帝推荐贤能之士。

从职权来看，四辅官确实承担了一部分原来丞相的辅政功能。但是，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有严重的缺陷，注定要失败。

第一，人选素质不行。四辅官都是老儒生，学问是有的，但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和行政能力。复杂的国家政务，他们往往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意见。朱元璋自己也说，四辅官“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就是说这些人都是老农民出身的儒生，老实本分，但没什么别的本事。

第二，权力地位太低。四辅官的官阶只有正三品，比原来丞相的正一品差了好多级，甚至比六部尚书的正二品还低。官阶低，在朝廷里就没有权威，就很难对六部形成有效的指导和协调。而且，四辅官没有法定的决策权和人事权，只能以“顾问”的身份提建议，建议采不采纳，全看皇帝的心情。这种“有辅政之责、无辅政之权”的设计，让四辅官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轮换制度不利于工作连续性。四辅官按四季轮换，每季只干三个月，时间一到就换人。频繁的轮换，让四辅官很难深入了解政务、积累经验，也很难形成稳定的政策思路。而且，轮换也导致责任不清——出了问题，不知道该追究谁的责任。

第四，朱元璋的不信任和频繁更换。朱元璋虽然设了四辅官，但他对这些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旦发现四辅官有什么“越权”或者“不忠”的迹象，就立即罢免甚至杀掉。比如，四辅官王本因为“坐事”被诛，龚敩因为“忤旨”被罢。四辅官制度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前前后后换了十几个人，频繁“秘书”。

第二，人选更专门化。主要来自翰林院的文学侍从之臣，而不是民间的老儒生。这些人虽然政治经验也有限，但至少熟悉朝廷的文书工作和典章制度。

第三，没有轮换制度，可以长期任职。这有利于经验的积累和政策的连续性。

第四，工作地点在宫中，和皇帝接触更密切。殿阁大学士在宫里的殿阁办公，天天能见到皇帝，能更及时地了解皇帝的意图和政务的动态。

你看，殿阁大学士是不是比四辅官更“低调”、更“柔性”？它不追求在制度上明确辅政官员的权力和地位，而是以“秘书顾问”的身份，在皇帝身边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这种“低调”的设计，既满足了皇帝对辅政的实际需要，又避免了辅政官员权力过大的风险，所以它能够在洪武时期存活下来。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和后来的内阁大学士，完全不是一回事。 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顾问”，权力仅限于“备顾问、起草文书”，既没有法定的决策权，也没有对六部的指导权，更没有后来内阁所掌握的“票拟”权。朱元璋明确规定，殿阁大学士“不得平章军国事”，就是不许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

很多人把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看作内阁制度的“前身”，这个说法从制度渊源上来说是对的，但如果因此就把二者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到永乐时期的内阁，再到仁宣时期掌握票拟权的内阁，最后到嘉靖万历时期首辅专权的内阁，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权力扩张过程。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只是这个过程的起点，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