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刚的名字,让整个案子又深了一层。
可田蕊很快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赵启刚十年前就去世了,心梗走的,走得突然。
“死了?”常保乐愣了,“那死无对证啊?”
“不是死无对证。”苏晚摇头,“当年开假证明的保卫科科长还在。周茂林说了,假委托证明是保卫科开的,只要找到那个人,就能证实赵启刚授意的事。”
当年的保卫科科长叫马国栋,今年七十多了,退休后一直住在城郊的农家小院里,很少和人来往。
杨震和苏晚找到他家的时候,老人正在院子里浇花。深秋的院子里种满了菊花,黄的白的开得正好,老人背着手,动作很慢。
“马大爷,我们是公安局的。”杨震上前说明来意,“想跟您打听二十年前机床厂的一件事。”
马国栋手里的水壶顿了一下,慢慢转过身。他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眼神却还锐利,像当年做保卫科长的时候那样。
“二十年前的事,太久了,记不清了。”他声音沙哑,转身往屋里走,“你们回去吧。”
“马大爷。”苏晚快步跟上,“是关于李长贵工伤赔偿款的事。当年那份家属委托证明,是您开的,对不对?”
马国栋的脚步猛地停住。
他背对着两人,沉默了很久,才缓缓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是又怎么样?那时候手续不严,厂里让开,我就开了。”
“厂里让开?”苏晚盯着他,“是赵启刚让您开的吧?明知道是假的,您还是开了。”
老人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警察同志,话可不能乱说。我在厂里干了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
“没做过亏心事,李长贵怎么会被逼得辞职?”苏晚语气平稳,却字字有力,“他断了腿,没拿到赔偿,连工作都丢了,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没过几年好日子就走了。马大爷,您当年是保卫科长,管着厂里的纪律,您真的一点都不知情?”
马国栋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他扶着门框,身体微微发抖,像是被戳中了藏了一辈子的心事。
许久,他才长长地叹了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进来吧。”他侧身让两人进屋,“这事……我揣了二十年了。”
屋里陈设简单,墙上挂着当年保卫科的合影,马国栋站在中间,穿着警蓝色的保卫服,腰杆挺得笔直。
老人给两人倒了水,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眼神浑浊。
“当年是赵启刚找的我。”他慢慢开口,“他说厂里资金周转不开,李长贵那笔赔偿款先挪去用,以后再补。让我开个假的家属委托证明,走个形式。我一开始不同意,可他是副厂长,管着我的饭碗……”
他苦笑了一声:“我那时候小儿子刚考上大学,家里正缺钱,不敢丢工作。我就想,不就是一张证明吗,钱以后还上就是了。可谁知道……”
“谁知道钱再也没还上。”苏晚轻声接话。
“是啊。”马国栋点头,眼里满是愧疚,“后来李长贵来闹过几次,都被赵启刚压下去了,还把他开除了。我想帮他,可我不敢……我怕把自己搭进去。”
老人低下头,声音发哑:“这些年我总想起他,断着一条腿,站在厂门口,眼神又恨又绝望。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我这身衣服。”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
苏晚看着老人花白的头发和愧疚的神情,心里五味杂陈。当年的他,或许只是懦弱了一次,可这一次懦弱,却成了别人一辈子的深渊。
“马大爷。”杨震开口,语气缓和了些,“我们需要您的证词。虽然赵启刚已经去世了,但我们得把真相还原出来,给李长贵一个交代。”
“我愿意作证。”马国栋立刻点头,“我早就想讲出来了,就是没勇气。警察同志,你们问吧,我知道的,全都说。”
从马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城郊的风很大,吹得人脸上发凉。苏晚裹了裹外套,抬头看了看天,星星很亮。
“你说,马国栋这些年,是不是一直活在愧疚里?”她轻声问。
“应该是。”杨震说,“不然不会一提到李长贵,就垮了。人这一辈子,亏心事做多了,早晚要还的。”
他侧过头,看着苏晚被风吹乱的头发,伸手想帮她捋一下,手伸到半空,又想起什么,讪讪地收了回来。
苏晚瞥见他的小动作,忍不住弯了弯嘴角。
“杨震。”
“嗯?”
“你说,我们做警察的,是不是就是专门翻这些旧账的?”
杨震想了想,摇了摇头:“不是翻旧账,是给没处说理的人,讨一个公道。”他顿了顿,声音很认真,“以前我觉得破案就是抓坏人,现在觉得……能让受委屈的人瞑目,也挺重要的。”
苏晚转头看他,暮色里,他的轮廓很硬朗,眼神却很温柔。她心里忽然一动,像是有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走吧。”她率先往前走,“回去整理证词,案子该结了。”
杨震看着她的背影,笑着跟了上去。
晚风里,两人的脚步一前一后,踩在落叶上,沙沙作响,像一首温柔的序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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