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接吻

邮差按铃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打盹。窗外的槐花开得正好，风一吹，白花瓣便扑簌簌地落进窗台，有几片粘在我午睡压出红印的脸颊上。我抬手拂掉它们，指尖还残留着墨水的蓝——昨晚写到凌晨，钢笔漏了墨，染得食指和中指都是洗不净的靛青。

信是牛皮纸信封，没有署名，只写着“苏青收”。字迹娟秀，一看便知道是她。我撕开封口时手有些抖，倒不是紧张，只是午后的阳光太晃眼，穿过槐树叶子的缝隙，在信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碎了一地的金箔。

“阿青：

见字如面。我要结婚了，下个月初八。他是父亲故友的儿子，在银行做事，人很稳重。想来想去，还是该告诉你一声。我们认识十年了，总不能让你从别人那里听说这件事。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民国二十六年，我在女中读书，你在隔壁男中。每天放学，你总走在我后面，脚步踩得震天响，故意让我听见。有一回我回头瞪你，你居然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同、同学，你的手帕掉了。”其实那是我故意扔的。手帕是月白色的，角上绣着一枝梅花。你捡起来递给我时，指尖蹭到我的手心，烫得像被火燎了一下。

后来战事吃紧，学校都散了。我跟着家里往南逃，你非要送我到码头。那天下着雨，你撑一把黑布伞，半边肩膀都淋湿了。船开的时候，你站在岸边挥手，伞被风吹得翻过去，像一朵黑色的花。我趴在船舷上哭，把那条月白手帕攥得湿透——上面早就没有梅花了，只剩下洗不掉的水渍，像哭过的眼睛。

这些年我们写过很多信。你的信总是很长，从食堂的包子涨价写到隔壁猫生了三只崽，末了才轻描淡写地带一句“近来可好”。我的信却越来越短，从三页纸缩成一页，再从一页缩成半页。去年你寄来的信里夹着一片银杏叶，说是北平的秋天。我回信说桂林没有银杏，只有满城的桂花，香得人发晕。其实我没告诉你，我把那片叶子压在字典里，每天翻出来看，叶脉都让我摸得发亮了。

上个月你来看我，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人瘦了一圈。我们在江边走了很久，你突然停下来，说：“小青，跟我去北平吧。”江水拍着石岸，哗啦哗啦的，我假装没听清，问你说了什么。你笑了笑，摆摆手说没什么。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收音机里放着周璇的歌，“浮云散，明月照人来”，我把脸埋进枕头里，咬着被角哭到半夜。

昨天我去拍了婚纱照。照相馆的师傅让我笑，我咧开嘴，镜子里的人却像在哭。未婚夫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只是阳光太刺眼。其实是因为我想起有一年冬天，我们在长沙重逢，你带我去吃汤圆。店里热气腾腾的，你坐在对面，眼镜片上全是白雾，一边吃一边给我讲你在西南联大的事。我伸手替你擦眼镜，你突然抓住我的手腕，汤圆从勺子里滚下去，黏在桌子上，像一滴凝固的泪。

信写到这里该结束了。阿青，我把那条月白手帕还给你。这些年它一直叠在我的梳妆盒底层，梅花的颜色都褪尽了，只剩下淡淡的轮廓，像我们之间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你大概不知道，手帕的右下角，我偷偷绣了两个字——很小很小的，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等”和“你”。

可是我等不到了。

祝你一切都好。

苏青

民国三十六年春”

信纸从我手里滑下去，飘到地上，和那些槐花瓣混在一起。我弯腰去捡，发现手背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滴泪。窗外邮差的自行车铃又响起来，叮铃叮铃的，像那年码头上的船笛。

我走到书桌前，翻开那本《康熙字典》，银杏叶还夹在“秋”字那一页。叶子已经脆了，轻轻一碰就碎成几片。我把碎片收进信封，连同她退回的月白手帕——梅花的形状还在，只是那两个字真的看不清了。也许本来就没有绣过，是我记错了。

傍晚我去江边散步，看见一对年轻男女坐在石阶上分吃一个橘子。男孩剥得笨手笨脚，橘皮汁溅到女孩眼睛里，她一边笑一边骂，声音顺着江风飘过来，模模糊糊的。我忽然想起她说“等”和“你”那两个字——如果真的有，如果她真的绣了，如果我也真的看见了——我们会不一样吗？

江水还是那样哗啦哗啦地流，和上个月一模一样。我把手帕撕成两半，一半扔进江里，一半揣进口袋。白色的布料在水面上漂了一会儿，沉下去，不见了。

天快黑了。远处的钟楼敲了六下，回声撞在山壁上，一下，又一下，像心跳，又像倒计时。

我转身往回走，口袋里那半块手帕硌着胸口，不痛，但让人喘不上气。槐花还在落，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落在空荡荡的信封里。春天就要过去了，而初八很快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