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匆匆落幕，可共和依旧只是一张空洞的外壳。

北洋军阀割据四方，大大小小的武人把持地方权柄；社会之上，尊孔复古的逆流大肆泛滥。孔教会四处奔走游说，鼓吹定孔教为国教，封建礼教、旧道德、旧思想依旧牢牢禁锢国人的精神世界 。

辛亥革命推倒了龙椅上的皇帝，却没能打碎刻在人们骨子里的封建枷锁。无数人恍然发觉：仅仅改换政体、推翻帝王远远不够。若是国民思想依旧蒙昧守旧，就算挂上共和的牌匾，专制的阴魂依旧会死灰复燃。救国，先要救人心；革新家国，必先革新思想。

1915年9月，上海。

经历二次革命失败，辗转归来的陈独秀，看透政治革命的局限。他笃定：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 。在上海，他创办月刊《青年杂志》，这便是日后震动整个时代的《新青年》的前身，新文化运动的大幕，就此轰然拉开 。

创刊号上一篇《敬告青年》振聋发聩，向一代青年发出呐喊，提出六条期许：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

后来刊物因重名问题，自第二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两面大旗，向旧礼教、旧文化、旧文学发起猛烈冲击 。

最初刊物发行量寥寥，只有一千份上下，可纸上的文字，如同点点星火，顺着长江南北，悄悄蔓延到学堂、市井、青年学子手中 。

学堂之内，青年学生捧着薄薄的杂志，低声诵读，有人拍案感慨：

“原来人不该生来就做奴隶！国家不是一家一姓私物，是属于全体国民！”

旧式文人读到报刊，勃然大怒，拍着桌子斥责：

“此等刊物离经叛道，诋毁纲常伦理，实在是洪水猛兽！”

街头普通百姓尚且读不懂纸上深奥道理，却也听见学堂里传来的新说法，私下议论：

“听说外头来了新道理，讲男女平等，讲不要迷信鬼神，世道，怕是要变咯。”

各省的意识，也接收到这股自上海而起的思想浪潮。

上海指尖摩挲着油墨尚新的杂志纸页，目光明亮：

“我开风气之先，以笔墨为炬。政治救不了的，便由思想来唤醒沉睡的国人。”

安徽，陈独秀的故土，神色复杂：

“从这片土地走出的人，要劈开千年的思想囚笼。只是这条路，必定布满非议与磨难。”

北京（直隶），彼时北洋政府的都城，旧势力盘根错节。待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力邀陈独秀北上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到北京，北大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阵地 。

直隶望着源源不断流入北大校园的新文章，低声叹道：

“皇城脚下，旧的根扎得太深。可已有无数青年，不再愿意活在旧日的枷锁之中。”

浙江，看着鲁迅写下一篇篇锋利文字投向《新青年》，心绪翻涌：

“国人沉睡太久，总要有几声呐喊，刺破这沉沉长夜。”

广东、湖南、湖北南方各省新式学堂遍地开花，刊物辗转流传。

湖南握紧手中传抄的摘抄本：“从前只知道革命是扛枪打仗，如今才懂得，人心不醒，革命终究会付诸东流。”

湖北沉沉开口：“武昌一枪打碎了帝制，可人心的革命，才刚刚开始。”

守旧势力的攻击接踵而至。旧文人撰文痛骂《新青年》败坏世道，军阀官府暗中提防，视新思想为“过激之祸”，四处查禁进步书刊。新旧两股力量，在文字之上激烈交锋，论战席卷全国报章杂志 。

瓷静静伫立在时代的交叉口。

他已经见过太多次流血的政治革命：武昌起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无数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推翻旧的强权，转头又滋生出新的独裁。

他看着这一本薄薄的杂志，看着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一批批先驱执笔为刃，抨击吃人的礼教，提倡白话文，呼吁女性解放，反对迷信盲从。

瓷的目光掠过大街小巷，望向那些眼中渐渐亮起光的青年。

《新青年》如同惊雷，劈开思想的暗夜。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压迫；提倡科学，破除鬼神迷信；提倡新道德，批判封建礼教；提倡白话文，推倒晦涩僵化的古文壁垒。

无数青年被唤醒。青年不再一味顺从礼教束缚，女子开始争取读书、走出家门的权利，青年学子敢于质疑自古奉为金科玉律的旧纲常。

当然争论从未停歇。旧派痛骂他们数典忘祖；部分新派言辞激愤，矫枉过正。可不可否认，封闭僵化的思想壁垒，已经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

越来越多进步社团、新式报刊雨后春笋一般涌现。思想的浪潮奔涌向前，席卷校园，浸润民间。

但黑暗并未远去。北洋军阀依旧把持权柄，列强依旧盘踞国土，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现实没有立刻改变。

思想觉醒，仅仅只是序章。

被新思想点燃的一代青年，很快就要奔赴下一场更加壮阔的风暴——五四运动，正在不远的前方静静等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