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妈妈很优秀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朴灿烈准时敲了我的房门。

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开的门。其实几乎一夜没怎么睡——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脑子里一直在反复回放昨天傍晚在阿诺河边他说的话。他十八岁来过这里，见过我母亲，和她吃过一顿饭，听她聊过那个还没出生的我。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象那个画面：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坐在河对岸某家小餐馆里，对面是一个怀着我、眼睛里有光的女人。她跟他聊了什么？她笑起来是什么样子？她说到我的时候，语气是什么样的？

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一整夜，直到天蒙蒙亮才迷迷糊糊睡过去，又被敲门声叫醒。

我打开门，他站在门外，手里端着一杯热美式。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没有多问，只说了两个字：“还行？”

“还行。”我接过咖啡，侧身让他进门。

他走进房间，没有坐下，只是靠在窗边，看我收拾画具。我把画具包摊在床上，一样一样地清点——铅笔盒、炭笔、红铅笔、水彩小盒、橡皮、美工刀、定画液、速写本。每一样都检查了一遍，然后拉上拉链。

他没有催我，就那么安静地站着，目光落在我手上，偶尔抬眼看一下窗外。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细细的金线。

“走吧。”我说。

他点了点头，替我拉开了房门。

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主楼离旅馆步行十二分钟。

清晨的老城还没有被游客填满，石板路上覆着一层薄薄的潮气，被初升的太阳晒出一层淡淡的水汽。巷子很窄，两侧的墙壁是那种被岁月浸透的暖黄色，上面爬着半枯的藤蔓植物。有鸽子在屋檐上咕咕叫着，翅膀扑棱的声音在安静的巷子里格外清晰。

我们并肩走着，没有说话。脚步声交错在石板路上，不急不缓。偶尔有早起的老太太推开二楼的窗户，探出头来抖了抖抹布，看了我们一眼，又缩回去了。

到了校门口，他在铁栅栏外停下来，没有往里走。

“考完给我发条消息。”他说。

我点了点头，转身往里走了两步。

“桢桢。”

我回过头。

他站在晨光里，单手插在口袋里，神情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目光比平时认真一些。他看着我说：“别想太多。把笔握稳，就像你在家里画室里那样画。”

我抿了抿嘴，没有回答，转过头走进了校门。

候考厅在主楼一层，是个不大的房间，摆了十几把椅子，已经坐了大半。各国的面孔都有——亚洲面孔除了我还有两三个，剩下的来自欧洲各地，有人在小声交谈，有人在翻艺术史笔记，有人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念什么。

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画具包放在脚边。窗户开着一条缝，外面的空气涌进来，带着清晨特有的清凉和一股淡淡的咖啡香——大概是隔壁面包房里飘出来的。

我已经拿到了B2证书，语言笔试免考，只需要参加一场艺术交流口试。等了大约二十分钟，一位助教模样的年轻人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名单，念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跟着他穿过一条走廊，在一扇木门前停了下来。他推开门，侧身让我进去。

房间不大，一张长桌后面坐着两位教授——一男一女。女教授年纪稍长，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看起来很干练。男教授年轻一些，留着短胡须，面前摊着一沓文件。

我坐下来，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女教授看了我一眼，目光平和，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开始了提问。

口试的内容不算太难。男教授先用意大利语念了一段关于乔托和契马布埃的文本，然后问我——根据这段文本，你认为文艺复兴的开端在造型语言上究竟改变了什么？

我想了两三秒，然后用意大利语回答。我说了明暗处理的变化，说了空间透视的转向，说了乔托在斯克罗韦尼礼拜堂的湿壁画如何第一次让圣人的脚真正踩在了地上。我说得不算快，偶尔会停顿一下斟酌用词，但尽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

女教授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在我回答完之后，她在面前的表格上打了个勾。然后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忽然换了一种语气，不像刚才那么正式了：

“你姓Pei，对吧？裴允桢。”

我愣了一下。“是。”

她没有笑，目光很平，像是透过我在看另一个人。

“你的母亲，是不是叫裴琳？”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是。”我的声音有些发紧，“您认识她？”

她没有立刻回答。她摘下眼镜，拿在手里转了转，目光越过我，落在房间后方某个遥远的位置。

“二十多年前，她在这个学院修过一年的人物造型课程。”她说，“她是我的学生。一名很优秀的学生。”

我坐在椅子上，感觉周围的空气忽然变得很安静。男教授低头翻着我的报名表，没有插话，像是早就知道这段对话会发生。

“她的人体写生作业，我一直留着。”女教授继续说，语气平缓，像在讲述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锁骨和肩胛骨的处理，比很多意大利本地的学生都利落。那时候她总坐靠窗第三个位置——下午的光从左边打过来，角度刚好。她不肯换位置，说别处的光‘没有灵魂’。”

靠窗第三个位置。我在心里默默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女教授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她的声音再次响起，比刚才轻了一些：

“她现在还好吗？”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的目光很平静，没有审视，没有试探，只是一个简单的、关心的问题。

我沉默了两三秒。

然后我点了点头。

“嗯，还好。”我说。

我说得很轻，很平静。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也许是因为我不想在她面前说出那个事实——不想让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露出悲伤的表情，不想让母亲的名字和那两个冰冷的字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至少不是在今天，不是在这里。

女教授看着我，点了点头，没有追问。

“那就好。”她说。

她低下头，在我的评分表上写了一行字，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说了最后一句话：

“你没有让她失望。”

专业考试安排在下午。

考场在主楼二层的一间大画室里。画室很大，天花板很高，南面是一整排高大的拱窗，午后的光线从窗口倾泻而入，均匀地铺在每一块画板上。空气中弥漫着松节油和铅笔屑的气味，混着旧木地板特有的那种干燥而温润的气息。墙边堆放着几尊石膏像——大卫的局部、拉奥孔的手臂、还有一尊我叫不出名字的女性头像，石膏表面已经被无数双手和多年的灰尘磨出了温润的光泽。

画室里已经坐了不少考生，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画架前，有的在削铅笔，有的在调颜料，有的只是安静地站着，盯着空白的画纸发呆。

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靠窗第三排。

我站在那里，看着窗外射进来的光，忽然想起上午女教授说的话。她总坐靠窗第三个位置，下午的光从左边打过来，角度刚好。我不知道这个位置是巧合还是她有意安排的。但当我站在那里，左肩沐浴在同样的光线里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在很多年前，也有一个人站在同样的地方，做着同样的事情。

我没有让自己继续想下去。监考教授已经开始宣读考场规则了。

第一场是人体写生。

模特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女性，体态丰腴，侧卧在铺着深绿色绒布的台子上。光线从左上方的窗户打下来，在她的肩膀和腰胯上形成柔和而明确的明暗转折。她的姿态很放松，一只手枕在头下，另一只手自然地搭在身侧，指尖微微蜷曲。

四个小时。

我深吸一口气，削尖了手中的炭笔。

第一个小时用来定比例和大关系。我用了软炭，在纸面上快速勾勒出大的动态线和体积分布——肩膀的倾斜角度、腰线的走向、膝盖的位置。第二个小时开始深入暗部，我换了一根硬度高一点的炭笔，在肩胛骨下方的阴影区域反复叠加，试图把那块皮肤的柔软质感和骨骼的结构同时表现出来。第三个小时是最煎熬的——手臂开始发酸，眼睛也因为长时间盯着同一个区域而感到疲劳。我停下来两次，退后几步看了看整体效果，调整了胯部的暗部层次，把大腿内侧的过渡处理得更柔和了一些。

第四个小时，我开始收尾。最后的细节调整总是最费神的——多一点则过，少一点则缺。我在模特的指尖和发梢上花了最后二十分钟，然后在监考教授宣布停笔的时候，放下了炭笔。

交卷的时候，我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磨出了一道浅浅的红印。我把画板交到指定位置，甩了甩发酸的手腕，走出了画室。

走廊里已经站了几个考生，有人在喝水，有人在低声讨论自己画了什么。我没有参与，靠着墙站着，闭上眼睛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刚才的画——肩膀的转折处还可以再干脆一点，大腿内侧的阴影过渡稍微有点急了。

但总体，还行。

短暂的休息之后，第二场开始了。

自由命题创作。

题目写在黑板上，四个词：记忆、痕迹、时间、缺席。

我看到那四个词的时候，站在画架前愣了大概有两分钟。周围的考生已经开始动笔了，铅笔声此起彼伏，有人在调颜料，有人在用水彩铺底色。而我站在那里，手里握着一支炭笔，脑子里一片空白。

记忆。痕迹。时间。缺席。

然后我想起了那双手。

我拿起炭笔，开始在纸面上画。

我没有画具体的人物肖像。我画了一双手——一双手正在教另一双小手握铅笔。大人的手包着小孩的手，拇指抵在食指侧面，调整着握笔的角度。两只手都只有轮廓和明暗，没有精雕细琢的五官和细节，但姿态很温柔，很耐心。

那是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教我画画的场景。

我已经记不清她的脸了。五年了，那些原本清晰的轮廓一点一点褪色，像一幅被日光晒久了的画，细节慢慢消失，只剩下最深的几笔还留在那里。但手的触感我还记得——她的手很暖，掌心的温度透过我的手背传过来，带着轻微的皂香。她说话的声音我也还记得一点点，虽然已经模糊得像隔了一层水雾，但那种温和的、耐心的语调，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这里不要太用力，”她握着我的手，引导着铅笔在纸面上移动，“画画的时候，手腕要松。”

我用了三个半小时来完成这幅画。最后半个小时，我退后几步，看了看整体效果——两只手的轮廓在纸面上相互交叠，明暗过渡柔和，背景留白，只有极淡的灰色在边缘晕染开来，像是记忆本身在慢慢消散。

我在画面的右下角，用铅笔轻轻写下了一个很小的字：

Lin。

面试安排在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

我抱着作品集文件夹坐在候考区，手心微微出汗。前面几个考生陆续被叫进去，又陆续出来，表情各异——有人出来时眼眶是红的，有人出来时脚步轻快，有人出来时面无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绪。

我坐在塑料椅上，把作品集翻了一遍又一遍，其实里面的每一页我都烂熟于心，但还是忍不住反复确认顺序和装订是否完好。

“裴允桢。”

助教喊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厚重的木门。

面试教室里坐着三位教授——两男一女。那位女教授坐在中间，正是昨天口试时提到我母亲的那位。她看到我进来，没有表现出额外的关注，只是像对待其他所有考生一样，示意我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面试的过程比我想象中要顺利。三位教授轮流翻阅我的作品集，问了一些关于创作思路和技法选择的问题——为什么选这个题材，为什么用这种构图，色彩搭配的依据是什么。我用意大利语逐一回答，偶尔卡壳的时候，他们会停下来，耐心地等我自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就在我以为面试快要结束的时候，中间那位女教授合上了我的作品集，抬头看着我。

她的目光很平和，像昨天一样。

“你的母亲，是裴琳。”这一次她没有用问句，而是陈述句。

我点了点头。“是。”

她看着我，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她有一位很好的女儿。”

我没有说话。我低下头，盯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指，用力咬了一下口腔内侧。

女教授没有再说什么，低下头在我的评分表上签了字，然后抬起头来，对我微微点了一下头。

“祝你好运，裴允桢。”

我从教学楼里走出来的时候，阳光正好。

佛罗伦萨午后的阳光明亮而温暖，照在古老的石板路上，反射出柔和的光晕。空气中有面包的香气和远处传来的吉他声，有人在广场上弹唱，歌声断断续续地飘过屋顶。

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眯起眼睛适应了一下光线，然后看到了他。

朴灿烈坐在校门外不远处的一张长椅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低着头在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身上，落下一片斑驳的光影。他换了一件衣服，不是我早上出门时看到的那件——大概是中途回了一趟旅馆又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坐了多久。

我走下台阶，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合上了手里的书。

他没有问我考得怎么样。他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把书放进旁边的纸袋里，站了起来。

“饿不饿？”他问。

我站在他面前，张了张嘴，想说很多话——想说我见到母亲当年的老师了，想说我画了一幅关于母亲的画，想说教授夸我了，想说我骗她了，想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但那些话全都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我只是点了点头。

“饿了。”我说。

他没有再多问，转身往前走了两步，然后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走吧。昨天路过的那家餐馆，看起来还不错。”

我跟了上去，走在他旁边。石板路上，我们的影子被午后的阳光拉得很短，并肩挨在一起。

我没有回头再看那座教学楼。

但我知道，从今往后，佛罗伦萨对我来说，不再只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