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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中旬，我走进了B2考试的考场。

笔试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我撑着伞站在考点门口，裤脚湿了半截，鞋子里也进了水，冰凉冰凉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也不紧张。可能是因为准备了太久，久到那些题目已经变成了某种熟悉的、几乎可以预判的东西。也可能是因为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了。

两个小时的笔试，四十分钟的口试。口试的时候，考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意大利女人，棕色的卷发，笑起来眼角有细细的鱼尾纹。她问我平时喜欢做什么，我说看书和散步。她又问我看什么书，我说最近在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她挑了挑眉，说你喜欢卡尔维诺？我说喜欢，虽然他有时候很难懂。她笑了，说意大利人也觉得他难懂。

那个瞬间，我觉得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好像缩短了一点点。不是因为我的意大利语说得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站在同一本书的两端，隔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却读懂了同一个句子。

走出考场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冬天的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很低，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清冷。我站在考点门口的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冷空气，肺里凉丝丝的，整个人前所未有的清醒。

我拿出手机，给朴灿烈发了一条消息：“考完了。”

过了大概两分钟，他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又追了一条：“晚上想吃什么？”

我站在台阶上，看着屏幕上那两条简短的消息，忍不住笑了。旁边有人从我身边走过，大概以为我是因为考完了开心，其实也不完全是。

一个月后，成绩出来了。

我通过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上数学课，手机震了一下。我低头看了一眼，是意大利语老师发来的消息，一张截图，上面是我的考试成绩——听力、阅读、写作、口语，四项全部达标。综合评级：B2。

我盯着那张截图看了很久，久到同桌用手肘捅了我一下，小声说老师在看你了。我赶紧把手机塞回抽屉里，抬起头假装在听课，但心脏跳得很快，快到我担心旁边的人也能听见。

下课之后我跑到走廊尽头，给朴灿烈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三四声才接通，他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带着一点疑惑：“怎么了？”

“我过了。”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静，但握着手机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

然后他说：“嗯，我知道你会过的。”

他的语气很平淡，平淡得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就是这种理所当然，让我鼻子忽然酸了一下。我靠在走廊的墙上，看着窗外冬天光秃秃的树枝和灰蓝色的天空，用力眨了几下眼睛，把那股酸意逼了回去。

“晚上想吃什么？”他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我笑了一下：“随便。”

“那就随便。”

挂了电话之后，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风从窗户的缝隙里灌进来，凉飕飕的，但我不觉得冷。我把手机握在手心里，屏幕还亮着，那张成绩截图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被郑重签收的包裹，拆开之后，里面装着我未来四年的形状。

佛罗伦萨美术学院。

我站在走廊里，在心里默默地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意大利语的说法我在网上查过很多次了，发音已经练得很熟——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Firenze。七个单词，每个音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B2考过之后，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纯粹了很多。

不再需要每天晚上对着电脑刷听力题，不再需要在课间的缝隙里背单词，不再需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直到脑子发懵。剩下的只有一件事——高考。

我把所有意大利语的资料收进了一个文件夹，放到书架的最上层，眼不见为净。书桌上重新堆满了五三、模拟卷和各省真题。那些试卷的边角被翻得起了毛边，页脚折了又抚平，抚平又折上，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和订正。

日子变成了一种重复的节奏：做题、对答案、订正、整理错题、再做下一套。每天都是一样的流程，像工厂流水线上不断重复的工序，枯燥、单调，但又不能停下。

有时候做到半夜，眼皮开始打架，笔尖在纸上划出歪歪扭扭的线条，我就停下来，靠在椅背上闭一会儿眼睛。脑海里偶尔会闪过一些画面——佛罗伦萨的穹顶，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阿尔诺河上的老桥。那些画面像远处的灯塔，微弱但坚定地亮着，告诉我所有这些枯燥的重复都是有意义的。

朴灿烈依然是那副老样子。不过问我的成绩，不催促我学习，只是在每天晚上十点半左右，端一杯热牛奶放在我书桌的角落，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出去。牛奶的温度总是刚刚好，不烫嘴，也不凉。我从来没有问过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也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那杯牛奶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出现在桌角，像一个无声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