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

膝盖撞到地板的时候，整间练习室都在震。

我没停，翻身站起来，重新卡进拍子里。镜子里的人头发湿透了，贴在脸颊两侧，嘴唇泛白，锁骨窝里汪着一小摊汗。音乐还在放，副歌部分的鼓点密集得像暴雨砸窗，我跟上节奏，起跳，落地，转身。脚踝传来一阵酸胀，我没理会。

直到整首歌放完，我才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喘气。汗水顺着下巴滴落，在地板上洇开一小块深色的印迹。我盯着那块印迹看了几秒，然后慢慢滑坐到地上，后背靠着镜墙，仰起头闭上眼。

空调还开着，恒温二十四度，但我的体温比室温高得多，后背贴上镜面的时候，冰凉的触感让我打了个激灵。现在是凌晨一点十七分，整栋楼安安静静，走廊里的感应灯早就灭了，只剩我这间练习室的灯还亮着。手机躺在一旁，屏幕亮着，没有任何未读消息。

我习惯这样。没有通告要赶，没有行程要跑，没有人在等我。但我还是来了公司，从傍晚六点一直待到凌晨，一遍一遍地跳那支两年前就该拿上台面的舞。我不敢停下来。好像一旦停下来，就会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溜走。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像是你握着一把沙子，握得越紧，漏得越快，可你不敢松手，因为那是你仅剩的东西了。

我睁开眼，看着对面镜子里的自己。汗水把刘海粘成一缕一缕的，脸上没什么血色，眼眶底下是浅浅的黑眼圈。十九岁，看起来却像是已经把同一件事重复了太多次。

练习室的墙角堆着我的帆布包，包的侧袋里插着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旁边是一个皱巴巴的三角饭团包装袋，那是今天早上便利店买的，到现在也没吃完。包上挂着一个钥匙扣，是我妈去年生日寄给我的，一只小小的太极虎，虎身上绣着“祝你幸运”四个字。金色丝线已经磨起了毛边，我伸手够过来，攥在手心里，凉凉的，硌着掌心。

我第一次见到李室长，是十四岁那年秋天。

那天是学校运动会，我参加完接力赛，满头大汗地坐在操场边上喝水，运动服的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一截被太阳晒成小麦色的胳膊。我根本没注意到有人在看我。直到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你好，我是StarWave娱乐的经纪人，方便聊几句吗？”

我以为是骗子。十四岁的我对娱乐圈的全部认知来自电视上的打歌节目和妈妈手机里刷到的短视频，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突然出现在学校操场上说要找我聊聊，怎么看都不像真的。但我还是接过了那张名片。白色的卡片，烫金的logo，公司地址在江南区，官网地址印在背面，看起来像模像样。

他说他叫李政赫，是StarWave的星探，那天本来是来看另一个学生的，结果在操场边上注意到了我。“你的气质很好，”他说，“站在人群里很显眼，你自己可能没意识到。”

我回家把这事跟我妈说了。我妈第一反应也是骗子，但她还是上网查了那家公司——StarWave Entertainment，成立八年，旗下有两组现役偶像，一组是四人女团，走清纯路线，出道三年，不算大火，但每年都有固定的活动和演出；另一组是六人男团，刚出道不久，正在打歌期。公司在业界属于中游偏上，比不上三大社，但也有自己的资源和渠道，每年定期举办选秀，偶尔也能接到一线品牌的代言合作。

我妈看完资料，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想去试试？”

我说想。

她没再说什么，第二天请了半天假，带我去了StarWave的公司大楼。那栋楼在江南区的一条主干道旁边，一共六层，外墙贴着深灰色的石材，一楼大厅铺着大理石地面，前台后面挂着公司的logo灯箱。比起电视上那些宏伟的三大社总部，这栋楼算不上气派，但对于十四岁的我来说，已经足够让人心跳加速了。

面试我的就是李政赫。他让我唱了一首歌，跳了一段舞。唱的是IU的《夜信》，跳的是我在网上跟着视频学的女团舞，动作记得七七八八，肯定谈不上标准。李政赫看完之后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点了点头，让我回去等通知。

一周之后，我收到了录取通知。

我妈后来跟我说，她那天晚上失眠了。她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被选中了，说明女儿确实有过人之处；担心的是这条路太难走，她怕我将来吃苦。但她什么都没拦我。她只是用中文跟我说了一句话：“路是你自己选的，走不下去的时候，家里还有一碗饭。”

我爸的反应更简单。他下班回来听说这件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既然开始了，就做到最后。”

我就这样成了一名练习生。

StarWave的练习生体系比我想象中正规得多。公司有自己的练习室，一整层楼，四间大练习室全部铺着专业的弹性地板，墙面全是落地镜，音响设备也是专业级别的。声乐课有专门的老师，编舞有合作的编舞团队，偶尔还会请外部的大师来上特训课。练习生有十几个人，分梯队管理，根据水平和训练时长划分不同的课程安排。我刚进去的时候是最末梯队的，跟另外几个新人一起上基础课，每周考核一次，成绩好的可以升梯队。

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第一批一起练习的朋友。

河恩珠比我大两岁，主唱担当，天生的厚嗓，随便哼两句都能让人起鸡皮疙瘩。她是通过公开选秀进来的，一路过关斩将杀到决赛，最后拿了第三名，被公司签了下来。她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早逝，母亲在市场卖泡菜供她和弟弟读书。她说她当练习生不为别的，就想早点出道赚钱，让她妈别再凌晨四点起来腌白菜了。

梁贤俊跟我差不多大，跳舞是野路子出身，在地下舞团混过两年，动作干净利落，爆发力惊人。他不是通过选秀进来的，是李政赫在弘大街头发现的——当时贤俊跟几个朋友在路边即兴跳舞，围了一圈人叫好，李政赫在旁边看了半个小时，等他跳完了才上去递名片。贤俊是瞒着家里来的，他爸觉得男孩子跳舞是不务正业，他每次来公司都要撒谎说去同学家写作业。

还有一个女生叫姜艺琳，比我大一岁，长得很好看，皮肤白，眼睛大，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是我们几个人里条件最好的，父亲在江南区开了一家整形外科诊所，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也算是中产往上。她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拿着简历和一段自拍视频，直接跟前台说我要当练习生。李政赫后来跟我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还在笑，说这丫头胆子是真大。

那段时间是真的开心。每天放学之后直奔公司，打卡进练习室，先自己拉伸热身，然后上集体课，一节声乐一节舞蹈，每节课一个半小时，中间休息十五分钟用来喝水喘气。下课之后大家都不肯走，自发留下来加练，互相抠动作，一排一排地过，一遍一遍地磨。公司的保洁阿姨每天晚上十点钟准时来敲门，笑眯眯地说该走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收拾东西。

公司附近有一条小吃街，我们练完之后经常结伴去吃宵夜。恩珠喜欢吃辣炒年糕，贤俊每次必点鱼饼串，艺琳要保持身材，只喝一瓶零糖饮料看着我们吃。我什么都吃，因为运动量太大了，饿得能吃下一整份炸酱面。我们就挤在路边摊的塑料棚子里，筷子在几个盘子之间飞来飞去，嘴里塞着食物含含糊糊地聊天，聊以后出道了要怎样怎样。

恩珠说要上一档最火的音乐节目，让她妈在电视上看到她。贤俊说他要成为第二个郑智薰，让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艺琳说她想演戏，想拍电视剧，想当那种走在街上都有人认出来的明星。轮到我的时候，我笑了笑，说：“我就想站在台上，唱一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她们都说我这个愿望太小了，没出息。

我不觉得。对我来说，能够光明正大地站在台上，唱一首完完全全属于我的歌，台下有人愿意听，那就够了。

那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这个愿望有多难实现。

第一次出道计划，是在我十六岁那年春天启动的。

公司从练习生里挑了我们五个，打算组一个五人女团出道。曲库已经挑好了，三首歌，一首主打，两首收录曲，风格是清新少女路线，正好适合我们的年纪。公司专门腾出了一间练习室给我们专用，墙上贴了我们的定妆照，白衬衫配格子短裙，扎着高马尾，笑得露出八颗牙。艺琳说这张照片一定要洗出来放大，等她红了以后挂在客厅里。

主打歌的demo录好了，是一首旋律轻快的流行舞曲，歌词讲的是少女的梦想和勇气。我第一次进公司的录音棚，戴上耳机的那一刻，心脏跳得快要蹦出来。制作人在外面比着手势，隔着玻璃冲我喊放松，别紧张，我深吸一口气，开口唱了第一句。那句歌词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梦想终将成真，只要你相信。”

录完之后我听了无数遍，每一遍都觉得好听。我们甚至连出道舞台的ending pose都设计好了，五个人站成一排，手牵手，一起鞠躬，然后抬起头来对着镜头笑。

可是那个镜头，始终没有对准过我们。

企划调整了。公司高层经过评估之后，认为女团市场的竞争太激烈，以我们目前的实力和知名度，贸然出道很可能扑得无声无息，不如先把资源集中在即将推出的男团上面。我们这个女团项目被无限期搁置。

无限期。这个词真好。不是取消，不是黄了，是无限期。好像只要等得够久，总有一天会重新启动。但我们都知道，无限期往往就意味着永远不会。

恩珠那天晚上哭了很久。她平时不怎么哭的，那天却怎么也止不住，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嘴里反复说着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能坐在旁边，一下一下地拍着她的背。艺琳没哭，只是坐在角落里，盯着练习室墙上那张定妆照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把照片摘下来，翻过去扣在桌上。

第二次出道计划，是在半年后。这次换了一个策划方向，说要做一个大型女团，人数扩充到七个人，风格也更偏向强势路线。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集训，加了体能训练和表情管理课，每天练到浑身散架。恩珠的体重掉到了八十五斤，艺琳因为练习过度得了肌腱炎，手腕缠着绷带还在坚持。但我们谁都没抱怨，因为这一次看起来真的很靠谱。MV的脚本都写好了，拍摄场地也定了，就连出道日期都拟好了——十一月十一号，说是找人算过的，宜出行，宜出道。

十月二十五号，距离出道还有十七天。

李室长把我们叫到会议室，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项目暂停了。

理由是投资方的资金出现了问题，短期内无法到位。没有资金就没法拍MV、没法做宣传、没法安排出道舞台。项目只能等。

我们等了。三个月，半年，一年。再也没有下文。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后来的每一次我都记得没那么清楚了。因为次数太多了，多到像是一种常态。每次都是同样的流程——通知，兴奋，集训，排练，期待，然后落空。像是一根橡皮筋，拉到最满，然后松手，弹回来的时候打在手上，疼一下，然后下一次又被拉满。

公司的练习生来来走走，一批又一批的面孔换了又换。有些人熬不住，主动离开了；有些人被公司劝退了，因为考核成绩不达标；还有些人被更大的公司挖走了，跳槽去了更好的平台。同期进来的十几个练习生，到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还在坚持。

恩珠是第一个走的。她妈妈的腰病越来越严重，已经没办法再凌晨起来腌泡菜了，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她必须出去找工作。临走那天她把所有练功服都叠好，装进一个塑料袋里，放在练习室的角落，说留给后面的人穿。她抱了抱我，在我耳边说：“允昭，你一定要出道，替我出。”我笑着说好。

她走后没多久，贤俊也被他爸抓回去了。他爸最终还是知道了他在当练习生的事，冲到公司来把他拽走，贤俊一边被拖着往外走一边回头看我们，眼神里有不甘，也有如释重负。我知道他其实累了，只是不好意思先说出口。

艺琳坚持得最久。她陪我经历了五次出道计划的落空，每次都说下次一定行。第六次的时候，她没说话了。她父亲的诊所出了事，被人举报医疗纠纷，官司打了大半年，家里的积蓄全搭进去了。她不得不回去帮忙。走的那天她没有来公司告别，只是在Kakao上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允昭，我不行了。你要加油。”

我回了一个“嗯”。然后我把手机放下，换上练功服，继续跳舞。

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走了，我怎么可能没想过放弃。

最难的那一次，是艺琳走后的第三天。那天我照常去了公司，站在练习室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见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了恩珠练声的声音，没有了贤俊跳舞时鞋子摩擦地板的声响，没有了艺琳靠在角落里玩手机的身影。整间练习室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没有推门进去。

那天晚上我没有练舞。我一个人坐在汉江边的长椅上，看着江水发呆，脑子里反反复复转着一个念头：要不就算了。五年了，出道计划失败了六次，身边的人都走光了，我到底还在坚持什么？我又能坚持到什么？

我在汉江边坐到了凌晨，最后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

首尔的夜晚很安静，电话那头传来我妈的声音，带着刚被吵醒的迷糊。她用中文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想你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大概猜到了什么，没有追问，只是说：“饿了就去吃点东西，别饿着肚子睡觉。”

我说好。

她又说：“要是太累了，就回来，家里不缺你一双筷子。”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但我没出声，用手背捂住嘴，对着电话嗯了一声。我妈大概听到了我声音里的不对劲，停顿了几秒，又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却很稳：“但你如果还想继续，妈也支持你。你爸也是这个意思。路是你自己选的，我们帮不了你什么，只能在你走不动的时候，给你一口饭吃。”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爸已经醒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杯热水。他看见我进门，没有多问，只是指了指那杯水，说喝了早点睡。我端起杯子，水温刚刚好，不烫也不凉。我爸这个人话很少，一辈子没说过几句漂亮话，但他会用他的方式告诉你——他在。

我端着那杯水站在客厅里，忽然想起十四岁那年他送我去公司面试的路上说过的那句话。他说既然开始了，就做到最后。那时候我不太懂这句话的分量，只觉得是大人随口说的一句鼓励。但那天晚上我忽然明白了，他不是在鼓励我，他是在告诉我一个道理——你可以选择开始，也可以选择结束，但如果你选择了开始，就不要在半路上停下来后悔。要么不做，做了就别回头。

我把那杯水喝完，洗了澡，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了公司。

那段时间我养成了一种奇怪的习惯——每次练完舞，我都会对着镜子站一会儿，看着里面那个人，确认她还站在那里。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我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在某一个普通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不想再走进那间练习室了。幸好，那一天一直没有来。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坚强，而是因为我总觉得，如果连我都走了，那这些年经历的一切，就真的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我不想让那些熬过的夜、流过的汗、磨破的鞋底，变成一个可以被轻易否定的过去。

而且，还有一个人让我觉得，我不是完全孤独的。

金钟仁是隔壁高中的。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一次校际文艺汇演上。他代表他们学校表演了一段现代舞，音乐是德彪西的《月光》，他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长袖T恤，一个人在舞台中央跳了四分半钟。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震住了。我不是被他的技术震住的——虽然他的技术确实很好，一看就是科班出身，每一个旋转、每一个延伸都精准得像尺子量过一样。我是被他跳舞时的那种状态震住的。他跳舞的时候，整个人像是沉浸在一个只有他自己的世界里，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那种专注，那种笃定，那种浑然天成的自信，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他从七岁就开始学芭蕾，一路考级，参加过全国青少年芭蕾比赛，拿了银奖，高中还没毕业就被一家大型企划社直接挖走当了练习生。他跟我不一样，他是被选中的人，是被当作未来之星培养的。

我们之所以会成为朋友，说起来也挺奇妙的。有一次放学后，我在汉江公园附近的一片空地上自己加练——公司离学校有一段距离，来不及赶过去，我就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自己练。练到一半，一抬头，发现他站在不远处看着我。我以为他会说什么“跳得不错”之类的话，但他只是皱了皱眉，说：“你的重心不对。”然后他就走过来，蹲下身，用手比了一下我脚的位置，说：“起跳的时候把重心放在前脚掌，你整个人往后坐了，所以落地的时候不稳。”

我愣了一下，然后按照他说的调整了一下，果然稳了很多。

从那以后，我们偶尔会在放学后碰见。他也会在那片空地上练舞，我们各练各的，互不打扰，偶尔停下来交流一下心得。他的话不多，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说，他在听。但每次他开口，总能一针见血地点出我的问题。我知道他在大公司里的日子也不好过。那边的竞争比我们这边残酷得多，练习生上百个，最后能出道的也就那么几个。他虽然是尖子生，但压力一样大，每天的训练强度是我的两倍不止，还要兼顾学业，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有时候会梦到自己跳着跳着，突然摔倒了，然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我听得出来，那是他藏在心底的恐惧。

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在同一个坐标轴上朝着同一个方向延伸。他在大厂里承受着高压的打磨，我在中游公司里忍受着无尽的等待。我们都很清楚对方的处境，也都默契地不去戳破。偶尔在学校走廊里遇见，对视一眼，点点头，擦肩而过，什么都不的自己。汗水干了之后，头发变得毛躁，有几根翘起来，在灯光下泛着细细的金色。脸上的妆容早就被汗水洗得一干二净，露出素颜的样子——眉毛不够浓，嘴唇有些干，眼底有一圈浅浅的青。

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

我叫沈允昭。沈是随我妈妈的姓，允是应允的允，昭是日光照耀的昭。我生在首尔，长在首尔，在中餐馆的油烟味和韩语的抑扬顿挫里长大。我有一个开出租车的韩国爸爸和一个开炸酱面馆的中国妈妈，他们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说着同一句话——好好活着，健康就好。我从来不是什么天才。我只是一个，比别人稍微倔一点的人。

我把那枚太极虎钥匙扣重新挂回包上，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弯腰捡起地上的矿泉水瓶，拧开盖子灌了两口。水已经不冰了，温吞吞的，带着一股塑料味。

我关上灯，走出练习室。

走廊很长，感应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又在身后一盏一盏熄灭。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一下，一下，像某种固执的心跳。

外面的夜色很深，路灯把街道照得一片昏黄。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只野猫蹲在垃圾桶旁边，警惕地看着我。

我站在公司楼下，仰头看了一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那是李室长的办公室。这么晚了，他还没走。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也许是在审阅新的练习生资料，也许只是在整理明天的会议文件。但那一盏灯亮在那里，莫名让人觉得安心。

我低下头，裹紧外套，朝地铁站的方向走去。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没有通告，没有行程，没有期限。

但我还是会来练习室。

因为除了继续走下去，我别无选择。

而我始终相信，那条路的尽头，一定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