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雷第一次被人叫“黑猫警长”,是在一个很普通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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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他在菜市场旁边处理一桩卖假酒的投诉,正蹲在地上看老丁指认那家作坊的封条被谁撕了,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从巷子里追跑打闹,其中一个胖乎乎的小子跑得太急,在拐角处一头撞在老雷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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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抬头看见橄榄绿制服,条件反射地喊了一声“警察叔叔好”,旁边几个同伴却在后面叽叽喳喳地笑了起来,笑声很轻,也很短,像被风吹散的纸片,瞬间就没了。然后老雷听见一个孩子压低声音,跟同伴挤眉弄眼说了句——“黑猫儿,黑猫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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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他看不清楚的表情,但老雷看得清楚另一个动作——说完就被旁边的同伴拽了一下袖子,几个人咯咯笑着跑远了,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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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雷蹲在地上,手里还捏着老丁那瓶假酒的盖子,盖子在指间停了很久,忘了拧回去,就那么蹲着,觉得耳朵里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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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四狗小时候蹲在包子铺门口画小人,画的第一个大头人就是“黑猫警长”,那时候《黑猫警长》刚在电视上播,整条街的孩子都追着看。四狗举着树枝在泥地上画了一只四不像的猫,脑袋比身体大三倍,歪歪扭扭的,然后仰着头问他画得像不像,老雷说像,四狗高兴得在巷子里跑来跑去,逢人就说“我画的猫跟我雷叔一样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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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轻时在护民街上巡逻,孩子们追着他的挎斗绿摩托跑,争着坐进挎斗里,他吼一声他们就笑着散开,跑远了又回头冲他做鬼脸。大人们喊他“雷公安”“老雷”,孩子们喊他“雷叔”。那时候街坊家的孩子哭闹,大人哄不住就说“再哭,喊雷公安来抓你了”,孩子立马不哭了——不是因为怕,是因为雷公安这三个字代表的东西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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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孩子们还是叫他“警察叔叔”,但他们在背后用了另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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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猫警长”这四个字从动画片里跳了出来,变成了一个他不认识的东西。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他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黑猫警长再也不是护民街上那个被孩子们崇拜的卡通英雄了,而是藏着不可言喻的隐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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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老雷去局里参加一个季度通报会。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各所的负责人在轮流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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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雷坐在最后一排,笔记本上歪歪扭扭记了几笔,大部分时间在搓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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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城北所的老江发言时,他提到了一起“执法纠纷”——城北那边有个摆地摊的下岗女工,被市容执法队没收了摊子,女工抱着执法队员的腿不放,被拖了好几米,膝盖磨得血肉模糊。围观群众群情激愤,把执法队的车给掀了。局领导要求各所加强警民沟通、注意执法形象,说现在群众对公安的意见很大,要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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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老雷在走廊里碰上老江。老江掏出烟递给老雷,两个人站在窗边抽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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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江说那起执法纠纷的后续还没完——那个女工的丈夫去派出所讨说法,在门口被拦住了,回家喝了酒又想不开,半夜跑到派出所门口砸了一块玻璃,现在人还关在拘留所里。老雷说那个女工呢,老江说医药费自己垫的,摊子也没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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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雷把烟灰弹在窗台上,想说点什么又咽回去了。走廊尽头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新通知,红头黑字,标题是“关于进一步加强警民关系建设的通知”。通知旁边是一张表彰通报,某某所某某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荣立三等功”。老雷看着这两张纸并排贴在墙上,油墨还没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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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雷一愣,不是不懂政策和纪律,而是总觉得有些异样和滑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荣立三等功”,老雷又默读了一遍,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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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冬天,护民街上确实有什么东西变了,变得比往年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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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不只是天气。老王头说今年冬天菜价涨了,但买菜的人少了,因为巷口又开了两家超市,玻璃门自动开关的那种,里面卖的东西比菜市场便宜一毛两毛。老王头每天蹲在菜摊后面,把手揣在袖子里,面前摆着几棵冻蔫了的白菜和一小堆红薯,红薯上的泥巴还是他凌晨从批发市场骑三轮车拉回来时溅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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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雷巡街路过的时候,老王头叫住他,说街口那家杂货铺的老板,昨晚被几个穿制服的把摊子给收了,说是有些货摆到街边外面,占道经营,连称带菜和水果还有其它什么的,一块儿扔上了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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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雷问是哪里的制服,老王头说是城管的,但旁边还跟着两个公安,站在皮卡旁边抽烟,一句话没说。“那老板追着车跑了半条街,最后蹲在巷口哭了整整一个下午。”老王头把白菜翻了翻,把冻蔫的叶子一片一片摘掉,声音里带着一种老雷从未听过的冷淡,“你们公安现在,除了抓老百姓,还能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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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雷站在老王头的菜摊前面,发现自己什么也答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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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穿着这身警服站在护民街上,但他已经分不清自己是来保护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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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了前些天在局里听到的通报——城北那边有个酒后闹事的被带回派出所,不知怎么在留置室里死了,家属抬着尸体堵了派出所大门整整一天,白布黑字写着“还我命来”。局里说正在调查,但县城里的人都在传,说人是被打死的。老雷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他知道,不管调查结果是什么,护民街上的人已经信了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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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老王头菜摊前,手插在裤兜里,碰到一包没拆封的烟,是狗剩上次挂他账买的,他到现在还没拆。他把烟掏出来,拆开封口,递给老王头一根。老王头接过去,也没说谢。两个人在寒风中各自抽着烟,烟头的红光在空气里一明一灭,谁也没再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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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老雷在包子铺里吃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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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娘端了一碗热蹄花儿饭放在他面前,蹄花儿汤的热气扑在他脸上,他低头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包子铺里没什么人,大狗三狗秀英都不在,铺子比以前冷清了很多。王大娘在灶台边揉面,手上动作跟往常一样利索,但老雷注意到她揉面的力道比从前轻了——不是舍不得力气,是手不那么稳了。面团的边缘有些参差,不像从前那样揉得溜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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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雷,街上的人现在是不是都不信你们了?”王大娘没有抬头,语气很平,像是在问今天的汤够不够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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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雷端着搪瓷缸子的手停了一下。王大娘从来不当面问这种问题。她总是说“包子是包子,豆浆是豆浆”,总是说“你想不明白的事先放一放”。今天她问了,说明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连王大娘都不能再放在一旁的程度,一句话总结,叫“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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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雷把汤碗放下,嘴角扯了一下,想说什么,最后还是只吐出了一句“有点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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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娘没有再问。她把揉好的面团放进盆里盖上湿布,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老雷旁边坐下,看着门外的语录墙。那面墙上的红漆已经褪了大半,“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在路灯下泛着黯淡的光,字迹还是清清楚楚,但跟老雷刚来护民街那年比,终究是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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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娘轻声说了句“你王大爷要是还在,不知他会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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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雷把搪瓷缸子里的猪蹄啃完,站起来,走到门口。语录墙安安静静地立在路灯下,红漆褪得只剩下最后一点底色,但“为人民服务”那几个字还在硬撑着。他骑上那辆两轮摩托——昌河彻底报修后被局里回收了,临时配了这辆两轮摩托给他,没有挎斗,也没有突突突的排气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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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民街上很安静,只有远处的录像厅隐隐约约传来枪战片的配音,间或夹杂着几声电子游戏的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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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狗,他想,四狗小时候就是在这面墙下画黑猫警长的。他把这个念头按下去,拧了拧油门,驶进了巷子深处。他抓了四狗无数次,揍过他,找过他,帮过他,也害过他。这个他从襁褓里看着长大的孩子,后来蜷在审讯室的椅子上,喊他雷叔时眼睛看着他,却又不是真的在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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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雷发现自己谁都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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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狗的兄弟姐妹,那个姓郑的青年,福来,老吴,洗脚妹,老周的侄女儿,下岗偷废铁的,要不回债的报社电视台,现在这些喊他“黑猫警长”的孩子们,蹲在巷口哭的铺子老板,老王头那句答不上来的群众质问,还有四狗那双缩成针尖的瞳孔——他一个都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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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摩托车停在那棵老槐树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抓过贼,打过人,签过无数份调解书,也往王大娘的碗底下压过无数张粮票和零钱。现在它们就搭在摩托车车把儿上,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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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子里很安静,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护民街的夜还是那条夜,只是再也听不见那声在巷口响起的“雷叔”,看不见那个喊他的孩子长大了–––他在审讯室里蹲着,眼睛看着墙,不看老雷。1
作者大大写得真戳人,太上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