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携-13

庄佑霖写了一篇新文章。这篇东西他酝酿了很久，从他第一次在报社门口发现那几个便衣特务开始，从他注意到对面墙根下多出来的“擦鞋匠”开始，从他在小旅馆的薄绵纸上誊抄那些被审查官删改得面目全非的原稿开始。他在茶馆里跟安羽归提过这件事，说他怀疑后方有几个表面上是慈善机构、商行和药铺的地方，实际上是在为敌方特务活动做掩护，负责传递情报和转运物资。安羽归当时正在喝他那杯白水，听完放下杯子，说你有证据吗。庄佑霖说有，一部分是报社同事从不同渠道收集来的，另一部分是前线几位军官提供的——他们缴获的战利品里有几张单据，上面的商行名字和后方那几个“慈善机构”完全对得上。安羽归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知道这篇文章登出去会怎样。庄佑霖说知道，所以我要写。

那几天庄佑霖几乎没有合眼。他白天照常去报社应付审查官，晚上回到小旅馆把窗帘拉紧，就着一盏煤油灯写这篇揭露文章。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他把稿件分成好几个部分，用不同的信封封好，分别托几位信得过的同事和报童在不同时间送往不同地点，有报社档案室、茶馆老板的柜台底下、以及老周家里。他在稿纸上写下一个标题——《后方之暗流：沦陷区特高课秘密网络调查》。写完之后他把原稿用薄绵纸誊抄了好些份，照老办法用蜡纸裹好、细麻绳扎紧，分别藏进藤箱夹层和皮鞋鞋垫底下。最后一份他托人送到了《新民报》的印刷厂——不是通过正常的审稿渠道，而是直接交给了排版师傅老胡，一个从创刊起就在报社工作的老伙计。

老胡接过稿子看了一眼标题，又抬头看了看庄佑霖。庄佑霖已经转身走出了印刷厂的后门。

文章见报那天，整个后方像被捅了的马蜂窝。特高科悬赏要庄佑霖的人头，街上贴出了印着他照片的通缉令——照片是从报社人事档案里翻拍的，模糊不清，但名字写得分毫不差。茶馆老板后怕地回忆说那天他店里忽然坐满了人，有穿便衣的，有穿军装的，个个都在讨论泠霜那篇文章。平时那些消息灵通的人都说这记者真敢写，连特高科安插在慈善机构里的暗桩名单都搞到了，还附了商行的地址和负责人的名字。

安羽归从前线赶回来是在天黑之后。他没有走正门，绕到小旅馆后面的小巷，从厨房的侧门进去，轻车熟路地摸到庄佑霖藏身的那个房间。推门进去时庄佑霖正坐在床边，就着煤油灯的光在誊抄另一份稿件。听到门响，他抬起头，手里那支刻着“新民中学”的钢笔没有停，钥匙在笔杆上轻轻晃了一下。

安羽归看着他。这个人刚写了一篇把整个特高科都惹毛的文章，被悬赏缉拿，通缉令贴满了全城。此刻正坐在窄床上，膝盖上摊着稿纸，钢笔还在纸面上沙沙地写着。安羽归问他怕不怕，庄佑霖说怕，但稿子还没改完。

那天夜里安羽归没有待在房间里。他把配枪从腰间拔出来检查了弹夹和保险，然后推门出去，翻过厨房后面的矮墙，在报社对面的巷子里守了整夜。他蹲在一个废弃门洞里，背靠着冰凉的砖墙，手里握着枪，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对面那栋楼的窗户。窗后的灯光从黄昏亮到深夜，他伏在阴影里一动不动；灯光熄灭之后他仍未离去，在黑暗中又守了很久。他能认出那盏灯的轮廓——暖黄色的，灯罩边缘有个凹痕，和庄佑霖以前放在茶馆桌上写字的那盏煤油灯一模一样。

天快亮的时候庄佑霖推开小旅馆的门，发现门口地上放着一个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块烤红薯，还是温的，用旧报纸包着。报纸的边缘被撕得很整齐，是他最喜欢的排版方式。红薯皮烤得焦黑，但掰开之后里面金黄软糯，显然是有人在街角那个通宵卖烤红薯的老头那里买了之后一路跑着送过来的。庄佑霖蹲在门槛上把红薯吃完，然后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继续回房间改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