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羽归把照片夹进信里的时候,赵大贵正蹲在战壕边上用刺刀开罐头。他瞥了一眼安羽归手里的东西,刀尖停在铁皮上。“排长,你什么时候拍了照片?”安羽归没有回答。他把信纸折好,把照片端端正正地夹在信纸中间,然后一起放进信封。照片是前几天照的——团部来了个战地记者,说给有功的将士拍照登报,安羽归所在排因为上次夜袭打得漂亮,被团长点名表扬,排里人人都拍了。别人都挑最威风的姿势,端着枪、挺着胸,只有他站在战壕边上,背对着焦土和沙袋,双手垂在身侧,脸上没什么表情。记者让他笑一下,他扯了扯嘴角,大概是笑了,但看起来更像是在忍耐什么——阳光太刺眼,或者是快门按得太慢。
照片洗出来之后他一直压在背包最底层,没给任何人看。不是拍得不好,是拍得太好了——他自己都不敢认。那个站在战壕边上穿着军装的人,头发剃得很短,露出整个额头,站姿端正得有些僵硬,脸上那个笑很淡,但确实是笑了。他觉得自己不该笑。战友的阵亡通知书刚寄出去一批,赵大贵的腿伤还没好利索,团长那封家书还压在他胸口口袋里,这种时候笑什么?但他又想,如果庄佑霖看到他,也许会想知道他长什么样。不是想知道他好不好看,是想知道写信的那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把照片翻过来,在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庄先生惠存,安羽归敬上”。钢笔尖在“敬上”两个字上顿了一下,墨水洇出一个小小的墨点。他觉得“敬上”太正式了,但写“敬礼”又太军人,写“拜上”太文绉绉。想了很久还是保留了“敬上”,又加了一句:“这张是前阵子拍的,拍得不太好,您凑合看。”
信寄出去之后他莫名紧张了好几天。这种感觉很奇怪——他面对敌军冲锋都没有这么紧张过。每次通信兵出现在阵地附近他都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然后发现不是来送信的又蹲回去。赵大贵看在眼里,嘴上不说什么,只是每次吃完罐头都把罐头盒往安羽归脚边踢一下,意思是“别发呆了,该去查哨了”。
庄佑霖收到那封信是在一个深夜。他从报社回来,照例在信箱里摸到好几封信,其中一封比平时的稍厚一些,信封上写着他的本名。他回到阁楼点上煤油灯,拆开信封,先抽出信纸——还是那种米黄色的信笺,安羽归的字迹比最初几封信工整了不少,但横竖之间还是带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力道。然后他把信封倒过来,照片滑了出来。照片落在桌面上,正面朝上。他低头看着照片上的人——军装,短发,站姿端正得近乎僵硬。背景是一片焦土和几个摞在一起的沙袋,远处隐约能看到半截被炸断的树。这个人站在废墟前面,脸上的表情说不上严肃,也说不上轻松,像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面对镜头,于是选择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小心翼翼的平静。但那不是最吸引他目光的地方。最吸引他目光的是那双眼睛。不是看敌军的眼神——庄佑霖在报社见过从前线回来的伤兵,见过他们眼里那种被炮火反复灼烧之后留下的灰烬般的空洞。安羽归的眼睛不是那样的。它们很亮,像是刚下过雨的天空,还能倒映出云层的轮廓。庄佑霖把照片翻过来,看到背面那行字——“庄先生惠存,安羽归敬上”。他把照片放在桌上,然后坐直身体,双手交握搁在膝盖上,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煤油灯的火苗在玻璃罩里轻轻跳动,橘色的光映在照片上,把安羽归的脸照得忽明忽暗。他发现自己正在数照片上的细节:军装左胸口袋上有一小块深色的污渍,大概是墨水或者油渍;领口的扣子少了一颗,里面露出粗布衬衫的领子;下巴上有一道很浅的疤痕,不仔细看会忽略——那大概就是他在信里提过的,“拼刺刀时被对方的枪托砸的,早不疼了”,但这道旧伤在下雨天大概还会隐隐发酸。他把照片翻过来又翻过去,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把照片夹进自己贴身的口袋里。那里面已经放了安羽归写给他的第一封信。
第二天他照常去报社写稿。开会时同事在讨论下期社论的主题,他坐在角落里,手指无意识地按着胸口口袋的位置。散会后他回到阁楼,把安羽归的信和照片拿出来,放进书桌抽屉里,和其他来信放在一起,用麻绳仔细捆好。然后在当天的回信末尾加了一行字:“照片收到了。你笑的样子,和信里不太一样——信里更像你。”1
看完了,细节处理得很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