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今天来给大家讲讲我的故事。

我叫奚富超，缅甸人，汉族。我的祖国，是一张被炮火反复涂改的草图。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只有军阀的领地；没有统一的时钟，只有交火的间隙。

夜晚来临，我们不敢关灯——不是怕黑，是怕黑暗里突然亮起的曳光弹。

而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些和平国度，孩子能背着书包走在阳光下，女人敢独自去集市买花，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就像天文望远镜里的星星，看得见，摸不着。

我的家乡在北部山区。几年前，那里还有成片的麦田，如今，那里是纵横交错的战壕。不同的武装派系为了几座破败的村庄能厮杀半年。他们管这叫“争夺主权”，我管这叫“抢食”。埋单的永远是我们，是用血肉去填弹坑的普通人。

这里的混乱，是渗入骨髓的。早晨推门，先要听听昨晚的枪声停了没；路过巷口的面包店，你得习惯那半塌的楼房，因为老板一家可能昨晚就已经被埋在了废墟下。市场上的妇人，摊位下压着防弹插板；学校的课程里，识别未爆弹比识字更重要。

我也曾是个有梦的人。我想做一名医生。

这个梦想，不是在明亮的教室里立下的，而是在那顶漏雨的蓝布帐篷里，在母亲痛苦的呻吟中生根发芽的。那时候，山里没有卫生所，更没有医院。有一次，母亲在地里劳作时扭了腰，痛得整夜整夜地蜷缩在薄薄的褥子上发抖，冷汗浸透了她的头发，那晚，我跪在母亲身边，看着她在昏暗的马灯光下咬着嘴唇忍受剧痛，却连一片止痛药都没有。我握着她的手，觉得自己无比渺小和无力。就在那一刻，我暗暗发誓：长大了，我要学医，我要让像母亲这样的人，不再因为一场小小的病痛就要忍受这样的折磨，不再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在绝望中煎熬。

把时间拨回2010年，那年我3岁。

那时候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在滇北一带的大山里，父母包了一片荒坡种玉米，所谓的家，就是半山腰上支起的一个蓝布帐篷。风一大，帐篷就鼓成圆圆的肚子，呼啦啦地响；雨一下，帐篷里就摆满接水的盆盆罐罐，叮咚声能响一夜。

哥哥和姐姐到了上学的年纪，便回镇上跟奶奶住，只剩我和弟弟留在山上陪爸妈。白天，太阳把山坡晒得滚烫，爸妈天不亮就下地，我和弟弟在帐篷口坐着，数着天上的云，等他们回来。

那时候，我最盼着的，是父亲下山赶集。每次父亲赶集回来，都会给我和弟弟带一些甜食——比如像白石头一样的白糖，含在嘴里慢慢化开，甜意能从舌尖一直淌到心里；还有像干叶子一样脆的雪饼，咬下去满口渣，那股奶香味儿能让我幸福好半天。

去镇上的路很远，全是盘山的土路，父亲要翻过两座山头。所以每逢赶集日，他总是提前一天出发。

父亲一走，帐篷里就只剩下母亲、弟弟和我。那时候人烟稀少，一到晚上，附近山上的小型食肉动物就会出来觅食。尤其是野猫的叫声，凄厉得像婴儿的啼哭，那简直就是我每个夜晚的梦魇。

我总是紧紧挨着母亲睡，把脸埋在她的怀里，闻着她身上熟悉的、混合着汗水和泥土的气息。母亲会轻轻拍着我的背，驱散我的恐惧。她的手掌宽厚而温暖，尽管粗糙，却能给我带来无比的安全感。在那寂静而危险的夜里，母亲就是我的全世界。

到了2017年，我们家在小镇买了块地，不是很大，但对于我来说却意义非凡，因为终于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了。

那时候我的家乡，还不是现在这副模样。那时候，空气里飘的是泥土和露水的腥甜，而不是硝烟和焦糊味。那时候，脚下的石板路是安全的，不用担心踩响地雷；那时候，睡前不用在水桶里蓄满水，因为我们知道，水龙头明天还会流出清凉的井水。

那时候，这片土地是会“结果”的。村口那片梯田，种满了青稞和土豆。夏风一吹，绿浪能一直翻涌到天边。我家院后有一棵老核桃树，树干粗得要两个半大孩子手拉手才能合围。每逢秋日，核桃皮的清香能盖过炊烟。我最爱举着长竹竿打核桃，看它们噼里啪啦砸在干草堆上，像下了一场沉甸甸的绿色急雨。

那时候，大人们聊天的内容很纯粹——今年的雨水足不足，豆子能不能大丰收。至于“乱”？那是大人们酒后的牢骚，与我们无关。

时间来到2017年的夏天，我10岁，因为家里穷，我才刚刚入学。我性格内向，像个小尾巴一样整天跟在姐姐身后。那天清晨，我攥着姐姐的衣角，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亦步亦趋地挪到学校门口。

迎面碰上了姐姐的同班同学，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她看着缩在姐姐身后的我，笑眯眯地问：“这是你妹妹吗？”

那时候心智未开，听着也没觉得有哪里不妥。

姐姐笑着摇摇头，声音清脆：“不是妹妹，是弟弟。”

“哦！是弟弟啊。”女孩拖长了语调，眼神里满是好奇。

刚开学没多久，我就闹出了一个至今想来仍面红耳赤的笑话。

那是一个临近放学的下午，全校师生正在操场上集合。我却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在班级里翻了个底天，也没找到我的书包。那时候家里穷，一个书包是全家省吃俭用换来的，要是丢了，父亲那一顿毒打是免不了的。我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队列集合，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找书包！

我慌慌张张地从教室里冲出来，正好撞见了拿着麦克风维持秩序的那位女老师。

“集合了，你没看到吗？”老师皱着眉，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来，有些刺耳。

我低着头，手指死死抠着裤缝，嗫嚅道：“我……我书包丢了。”

风声似乎大了一些，老师没听清，又提高了音量：“你说什么丢了？”

我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把头埋进胸口，声音带着哭腔：“我书包丢了……”

下一秒，老师举高了麦克风，半是调侃半是无奈的声音响彻整个操场：“你来学校读书，把书包丢了？这个事情啊，咱咋搞嘛？”

顷刻间，原本肃静的操场像是炸开了锅。全场师生的哄笑声排山倒海般涌来，像无数根针扎在我的背上。那一刻，我恨不得脚下裂开一道缝，让我立马消失。

就在我窘迫得快要窒息时，人群里冲出一个高挑的少女身影，那个名义上算是我表妹。

“言超！这里！”她踮着脚尖，使劲挥着手里的东西，“我帮你拿着呢！”

听到她喊我的小名，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猛地抬起头，几乎是夺路而逃般冲下主席台。身后，是更加肆无忌惮的嬉笑声。

我接过了书包，逃回了自己班级的队列。那一刻，羞愤盖过了感激。我压着嗓子，恶狠狠地问她：“你为什么要拿我的书包？”

她显然被我的态度吓了一跳，愣了一下，随即眼圈有点发红，小声辩解道：“刚才老师喊集合，我看你不在座位上……我怕你东西丢了挨骂，就顺手帮你把书包带下来了……”

她的话没说完，但我看清了她眼里闪烁的委屈。那不是嘲笑，也不是捉弄，只是一个小女孩笨拙的善意。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那棵老核桃树恐怕早已在炮火中化为焦炭，那个曾经因为我书包丢了而哄笑的操场，或许也已长满了荒草。但我总会想起那个下午，想起那个冲出队列、举着书包的女孩。在后来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岁月里，那份笨拙的善意，成了我对那个和平夏天，最后的念想。

时间来到2018年，新年的鞭炮声还没在耳畔彻底散尽，寒气依旧锁着山坳，母亲就从箱底翻出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那时候我对时间的概念很模糊，只觉得日子是按吃肉和穿新衣的频率计算的。新年一过，意味着又要熬过漫长的三百六十五天，才能盼到下一次热闹。

值得高兴的是，这年镇上传来了消息：缅文学校开学了。免学费，只收书本费。对于我们这种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可随之而来的，也有遗憾——在那年的中文小学期末考试中，我考得一塌糊涂，数学算术题做得像天书，语文生字写得像鬼画符。

成绩单拿回家，父亲的脸瞬间黑得像锅底，母亲则坐在门槛上长吁短叹，嘴里念叨着：“十一岁了还在读一年级，你让我们这张老脸往哪儿搁？”最后，判决下来了：留级，复读一年。

比起复读的羞耻，我更抵触去上那所免费的缅文学校。语言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我隔绝在外。

那些弯弯曲曲的文字，在我看来就像是蚂蚁打架。更可怕的是那里的女老师，脾气极爆，手里总握着一根结实的藤条。谁背不出课文，或者写错字母，她下手极狠，抽在手上立刻就是一道肿起的红棱子，那钻心的疼，能让人记一辈子。

父亲看出了我的抗拒。那天晚上，他蹲在灶台旁，一边往炉膛里添柴，一边用他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混杂着方言对我说：“富超，缅语是我们这里通用的语言，你懂不懂？你现在不学好，将来怎么出去找工作？你不会缅语，人家工厂、商铺都不会收你的。爹打骂你是为了你好，让你多学一门吃饭的手艺。”

那时年少，我只觉得父亲啰嗦，甚至觉得他是站在老师那边的。直到后来山河破碎，在流亡途中因为会说一口流利的缅语，我才能在各个检查站勉强通行，才听懂那些持枪者的威胁与交易。那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父亲塞给我的，竟是在乱世中求生的第一把钥匙。

2018年的春天，父亲郑重其事地给我取了一个缅语名字：毛言超。

我以为这只是个名字，却没想到这成了我在校园里被嘲笑的新把柄。

刚入学的那段日子，每当老师点名“毛言超”，总会引起一阵压抑的窃笑。后来，我认识了几个汉族好朋友，他们图省事，喜欢亲昵地叫我“阿超”。可在其他民族的耳朵里，这个发音极像缅语里的“阿窍”。

“阿窍”在缅语里，是个极具侮辱性的词，意为“假姑娘”，甚至更隐晦一点，指的是“人妖”。

于是，课间时分，总能听到一些怪声怪气的叫唤：“阿窍，过来！”“阿窍，你的书包呢？”起初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觉得他们在阴阳怪气。直到有一天，一个好心的同学悄悄告诉我那个词的真正含义，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拳头捏得嘎嘎响，却又不敢发作。那种屈辱感，就像当初在操场上找不到书包一样，甚至更甚。我只能把头埋得更低，把所有的愤懑都咽进肚子里，在无人处一遍遍地练习那个正确的发音，试图夺回属于自己的名字。

现在想来，父亲取的这个名字，“毛”在缅语里是男性常用的前缀，“言超”寓意着某种美好的祝愿，但在那个扭曲的环境里，善意也会被恶意曲解。那个曾经因为我丢了书包而冲出来的女孩，偶尔也会犹豫地喊我一声“阿超”，然后迅速捂住嘴，换成标准的汉语：“言超，等等我。”

在那个动荡年代的开端，名字、语言和肤色，都成了划分敌我的标签。

那时候天刚蒙蒙亮，巷口卖糯米饭的担子才吱呀一声响起来，我和阿姐就在一盏昏黄的灯泡底下起床。

我们的作息像钟表一样准：早上八点，准时迈进缅文学校的木门槛，朗朗的读书声混着窗外热带植物潮湿的气息；中午跑回家扒两口阿妈热的剩饭，下午四点缅文一放学，又马不停蹄地背起书包，往街角那间挂着红底金字匾额的中文学校赶。

等到放学铃响，天边已经烧起橘红色的晚霞，我们踩着自己被拉得老长的影子回家，一路踢着小石子，心里却满是踏实——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连电视也只有邻居家偶尔能看上一眼，可我的童年，反倒比现在更快乐、更充实。

那时候我尤其爱赖床。尤其是雨季，被窝里暖烘烘的，外面却下着淅沥沥的雨，我总把头埋进枕头里，假装听不见阿姐的呼唤。阿姐大大性子急，叫我起床的方式在现在看来简直有些“粗暴”。

她先是掀我被子一角，见我死活不动，便嘿嘿一笑——那是她准备“动手”的前兆。

她刚在院子里帮阿妈洗过菜，手指上还沾着井水的凉意，她把那双湿漉漉的手猛地钻进我被窝，精准地贴在我脸颊和脖颈上，冰凉的触感瞬间炸开，激得我一个激灵，缩着脖子咯咯直笑，一边躲一边喊“阿姐坏！”，却在她的拖拉硬拽下，迷迷糊糊地套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如今想来，那双手的凉，竟成了记忆里最鲜活的暖。

我们的作息像钟表一样准：早上八点，准时迈进缅文学校的木门槛，朗朗的读书声混着窗外热带植物潮湿的气息；中午跑回家扒两口阿妈热的剩饭，下午四点缅文一放学，又马不停蹄地背起书包，往街角那间挂着红底金字匾额的中文学校赶。

等到放学铃响，天边已经烧起橘红色的晚霞，我们踩着自己被拉得老长的影子回家，一路踢着小石子，心里却满是踏实——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连电视也只有邻居家偶尔能看上一眼，可我的童年，反倒比现在更快乐。

这样的日子直到我在缅文学校下半年才发生改变，那时候我在缅文一年级三班（缅文学校班级划分A，B，C这里，为了方便就用一，二，三班来代替）

那天班里来了一个新生，同时也我童年的阴影。

《牠的名字我也已经为了》。

他和我一样是汉族，不同的是他身材高大，大我好几岁，刚开始我和他并没有什么交集，同时我社恐也不敢主动搭讪，而他来到班级没几天他的獠牙就露了出来，他开始在班级里嚣张跋扈，很多人无缘无故被他针对，而我也是其中之一，我那经历过这些，被他推搡几下就被吓得要掉小珍珠了。

后面他更是越来越过分，他开始向我收取保护费我的零花钱要分他一半，那时候我的零花钱是两百块缅币相当于现在人民币0.64元。

可别小看这两百块那时候两百块已经可以买好多零食了。

而那时候他几乎不用买作业本，因为只要他没作业本就会让我给他买，给他买也不是问题就当给他跑腿了，............但用的是我的钱啊！😭

要是不给他买就会被他一顿毒打，他打我也很讲究他不用外物就用巴掌，而且只打头部，因为打头不会留下痕迹，老师，家长也不会发现什么异样。

（这里有人就会想他为什么只欺负你？这个我也很想知道，也许是我看着就很好欺负吧！至于他为什么不欺负民族，只挑同为汉族的你欺负，那是因为其他民族大多会缅语随便一点小事就告老师，现在回想起来他是真惹不起，毕竟人家是真的团结，只要发生冲突他们是不会容忍自己的民族被别的民族欺负。）

那时的我一点儿血性都没有，被吓几下都会哭的那种。

而..我没有和老师说，是因为我不会缅语也不敢说，也没敢和哥哥，更不敢和阿姐说。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我上缅文二年级的时候才改变。

假期过的很快，转机来得悄无声息。

新学年开学那天，天空依旧是熟悉的铅灰色。我抱着新书站在布告栏前找自己的名字，心脏悬在半空，生怕又在“一年级三班”看到那个熟悉又可怕的名字。可翻遍了红纸黑字，都没找到他。我被分配到了“二年级一班。

我以为我的不幸还会持续，但意想不到的是，从那天起我再也看到过那家伙 ，我不知道他是转学了，还是提前到山上抢位置了。

日子就这样平静的一天又一天的过去，我本以为我生活会这样平静下去...................直到她的出现，那是我四年级一个放学的傍晚，那天放学的傍晚，橘红的晚霞像被打翻的颜料，泼得半边天都晃眼。我照例蹲在公路旁那棵老榕树下等阿姐。

微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带着远处寺庙飘来的檀香味。我正盯着地上自己被拉得老长的影子发呆，忽然听见细碎的脚步声。抬头的一瞬，呼吸像是被人轻轻掐住了。

就见一位少女穿着缅校标准的白衣，绿裙，缓慢从我眼前走过，她个子高挑，腰肢细细的，皮肤雪白，在夕阳的余晖里仿佛自带柔光。她从我身前走过，我恰好看见她的侧脸——鼻梁高挺，睫毛像两把小扇。那一刻，我觉得她就算是从童话书里走出来的公主。

她走过我面前时，我愣愣地望着她的背影，连阿姐什么时候站到我身后都不知道。

“你盯着人家看什么？”

阿姐的声音突然在耳边炸开，吓得我一个激灵，差点一屁股坐倒在地上。我慌忙抬头，对上阿姐那双带着戏谑的眼睛，脸腾地一下就烧了起来。我低下头，装作若无其事地去抠树皮，淡淡回了句：“没什么。”

“哼，骗谁呢？”阿姐蹲下来，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热气喷得我耳朵痒，“你该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

“我没有！”我猛地摇头，双手捂住发烫的脸，连脖子根都红透了。阿姐见状，笑得更得意了，伸手捏了一把我的脸颊：“嘴硬！刚才那眼神都快黏人家身上了。”

回家的路上，阿姐像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问个不停。“她是几年级的呀？”“叫什么名字？

我一律摇头，或者含糊地“嗯”“啊”应付过去。

比起刚上学时那个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社恐小孩，这时候的我虽然依旧不爱说话，却多了一层冷冷的壳，像河蚌紧闭着双壳，不肯轻易让人窥见里面的软肉一样。

后来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和她的相遇，竟然让我平淡的人生，有了无数变化。

还记得上缅文四年级的时候我最怕就是数学和英文，怕的，不仅仅是我数学不好，还有有那抄不完的...问，那时候课表排得很急，像被人拼命往前拧的发条。

比起数学，更要命的还是英语，如果说一做数学，我的cpu就烧了，那只要英语老师一张嘴，我的大脑直接就“死机重启”了。

同一时间，各地军阀也相互有了摩擦，时不时朝对方管辖的区域来上几枪或几发火箭弹。

无数人活在恐惧里，每当夜晚的到来，大家都闭门不出连灯都不敢开，新年到来，也不准放鞭炮。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只要他们经过的地方，他们都会刻意下地雷，最后遭殃的不是军阀的军队，而是老百姓。

轻则失去双腿，重则直接身亡。

学校也给我们讲起了这些的知识，地雷的类型，长啥样。

时间来到2022年下半年。

这一年我升到了缅文五年级。按理说，这个年纪的男孩应该满脑子都是放学后去哪片林子里掏鸟窝，或者盘算着攒多久的零花钱才能买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可那段时间，家里的空气像是被抽干了，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沉闷的滞涩感。

弟弟病了，刚开始是从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开始的。而起初，阿妈只当是换了季的风寒，去镇里买了些草药熬给他喝。

可那咳嗽非但没止住，反而愈演愈烈，到了后半夜，声音大得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从喉咙里给震出来。

弟弟瘦得脱了形，原本圆溜溜的眼睛陷进了眼窝，脸色是一种令人心惊的蜡黄。

直到那天去了镇上的诊所，回来时，父亲的脊背像是被人抽走了一根骨头，佝偻得厉害。

他站在院子里，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诊断书，指关节捏得发白。阿妈扑上去问结果，父亲张了几次嘴，才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癌……医生说，是癌。

为了给弟弟治病，父亲变卖了用来种庄稼土地和那年秋收的所有粮食，又厚着脸皮跑遍了所有亲戚家借钱。

2023年年初弟弟还是没有挺过去，永远的离了我们，没有人嚎啕大哭，也没有人砸东西。

爸坐在塑料椅上，手里攥着那张病危通知书，指节捏得发白，却半天没说出一个字；妈靠在墙上，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眼泪无声地往下掉，连擦都忘了。我站在床边，看着弟弟瘦得脱了形的脸，突然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就像他只是太累了，闭上眼睡一场很沉的觉。

弟弟去世后几个月我三伯，也相继离世，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早上我背着书包出门，正撞见三伯在院角的石磨旁磨镰刀。

“言超，去学校啊？”他抬起头，脸上挂着一贯的笑，眼角堆起深深的褶子，缺了门牙的豁口让他看起来有种孩子气的可亲。

他随手摘了颗羊奶果给我。”

我接过来塞进嘴里，酸甜的汁水在口腔里炸开，那是我那天尝到的唯一一点甜味。我应了一声，没敢回头，心里还惦记着那天要交的数学作业，脚步匆匆地拐过了竹篱笆。

三伯四十多了还没有结婚，他无妻无儿，对我们这些侄子，侄女都特的别好。

爷爷走得早，是奶奶一手把爸爸和几个伯伯拉扯大的。在这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她送走过丈夫，如今又要亲手送走成年的儿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世间最残酷的刑罚，奶奶在短短几个月内经历了两次。先是弟弟，那是她看着长大的孙儿，后是三伯，那是她十月怀胎生下的骨肉，

那天下午奶奶就被紧急送去了医院，因为奶奶心脏不好大人们真怕奶奶出什么事。

可麻绳专挑细处断，恶命专找苦命人。

那天下午我还在缅校正常上课，老班把叫了出去，我一出教室就看到了哥哥和姐姐也在外面，原来是我们家人和学校老师请了假让我们兄妹三回一趟家。

回去的路上我也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奶奶去世的信息，我没有多大反应，仅当说是我们兄妹三个都没有。

不是冷血，而那时候真的已经麻木了。

（这些并不是我瞎编，现实中他们相继离世的时间很短，如果写的太短，那就显得很假了，所以这里我加长了很多，我也没必要瞎编，毕竟谁会拿自己家人开玩笑呢。）

奶奶走后没多久，哥哥也辍学打工去了。

当时我们家里的经济真的很困难。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叛逆，还是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