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学校后的第一个星期,林焰像一具行尸走肉。她发了无数条消息,长篇大论的、短促的、乞求的、愤怒的——她把所有能说的话都说尽了。
他没有回复。直到第三天,他才回了一条消息,只有三个字:“对不起。”
她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拨通了他的电话。他接了,但没有说话。她能听到他那边的呼吸声,很轻,很慢,像是怕惊动什么。
她握着手机,声音哽咽:“沈川,我不要分手。”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已经挂断了。然后他的声音传过来,沙哑而疲惫,像是被什么东西碾过一样:“林焰,放过我吧。”
然后电话挂断了。她再打,关机。
那个声音在她脑海中回荡了很多天——“放过我吧”。
他说的是“放过我吧”,不是“我不爱你了”,不是“我们不合适”。是“放过我吧”。
好像她对他的爱,是一种让他窒息的束缚,好像他需要从她身边逃离才能活下去。她握着手机,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忙音,眼泪无声地滑落。
她开始失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自动回放那些画面
——他瘦削的脸庞,他红肿的眼睛,他背对着她说的那句“那时候太年轻,说的话不算数了”。
她翻来覆去,直到天亮才能迷迷糊糊地睡上一两个小时。她开始厌食。看到食物就没有胃口,强迫自己吃几口,胃里就开始翻涌。
一个星期下来,她瘦了五斤。两个星期后,她瘦了十斤。原本就纤细的身材变得单薄,锁骨突出,眼眶凹陷,颧骨的轮廓变得很明显。
上课的时候她坐在教室里,看着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笔尖停在笔记本上,一个字也写不进去。
她的大脑像被一层浓雾笼罩着,所有的信息都穿不透那层雾。期中论文的 deadline 过了,她没有交。
学生会的工作也搁置了,部长给她打了两次电话,她没接。
室友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东北姑娘刘畅第一个忍不住了,有一天晚上,林焰又没吃晚饭,坐在床上发呆。
刘畅爬上她的床梯,在她身边坐下,二话不说把一碗热粥塞到她手里:“喝。”
林焰低头看着那碗粥,没有动。
“林焰,你这样下去不行。”刘畅的声音难得地严肃,“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你不能把自己饿死。你要是实在难受,就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看看,那里有专业的老师,比你一个人扛着强。”
林焰没有回答。但她端着那碗粥,一口一口地喝完了。
第二天,刘畅拉着她去了心理咨询中心。
她坐在咨询室里,对面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戴着细框眼镜,目光温和而安静。
老师没有急着问她问题,只是给她倒了一杯温水,然后静静地等着她开口。
沉默了大概五分钟,林焰开口了。她说了第一句话,然后第二句,然后第三句。然后她哭了。她把积攒了半个月的眼泪全部倾倒了出来,哭了整整一个小时。
她哭的时候,老师没有打断她,只是递纸巾,安静地陪着她。
哭完之后,她觉得胸口那个堵塞了很久的地方,好像疏通了一些。她没有立刻好起来。
但那天之后,她开始按时吃饭了。虽然吃得不多,但不会再饿着自己了。她开始重新走进教室,虽然听课的效率依然不高,但她至少坐在那里了。
她开始回复消息,开始处理学生会遗留的工作,开始重新拿起相机。
她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从泥沼里拔出来。
某个周末的下午,她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其他三个人都出去了。她坐在床边,沉默了很久,然后从床底下拖出那个收纳箱。
箱子里装着那件写满签名的白色T恤,装着那盘录了他们愿望的磁带,装着那本被水浸过的数学笔记本,还有夹在里面的那张电影票根。她一件一件地拿出来,看了一遍,然后一件一件地放回去。盖上箱盖的时候,她的手停了一下。
她打开箱盖,把那本数学笔记本拿了出来,翻到夹着电影票根的那一页。她看着那张票根,边缘已经有些泛黄了,字迹也有些模糊了。她看了很久,然后把笔记本合上,连同那张票根一起,放回了箱子里。
她盖上箱盖,把箱子推回了床底最深处的角落。
她没有扔掉那盘磁带,也没有扔掉那张电影票根。她只是把它们藏了起来,藏在一个她不会经常看到的地方。
她不知道这算不算软弱,但她知道,她还没有准备好彻底告别。也许有一天她会准备好。但不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