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临江站停靠的时候,迟暮野没有下车。他把搪瓷杯从书包侧袋里拿出来,放在小桌板上。杯壁上那块磕掉的搪瓷在车窗透进来的日光下泛着灰黑色的铁锈光泽,杯口那一圈茶渍已经洗不掉了——谢尔盖帮他洗过,用科拉站的雪水搓了好几遍,搓到搪瓷杯表面发亮,但茶渍还是留在那里,像一道褪色的唇印。谢尔盖说有些痕迹是洗不掉的,搪瓷上的茶渍是这样,人心里的事也是这样。
他把搪瓷杯放回书包侧袋,看着窗外临江站的站牌缓缓向后退去。站台上有人在送别,一个穿校服的女生踮着脚给一个男生系围巾,男生的围巾系得歪歪扭扭的,女生边系边骂他笨,骂完之后又把围巾往下拉了拉,把被围巾压住的衣领翻出来抚平。迟暮野看着那个画面,想起顾浅每次系围巾都系不对称,左边总是比右边长一截。他说是他妈教的,但他妈每次都教一半就去接急诊电话,所以围巾永远只学会了一半系法。
火车再次启动,往西,往云梦。车厢里的人比之前更少了,过了临江之后大多数乘客都下了车,整节车厢只剩下他、一个在织毛衣的中年女人,和一个靠在椅背上打呼噜的老头。织毛衣的女人坐在他斜对面,手里织着一件灰蓝色的毛衣,针脚很密。她织毛衣的时候会小声哼歌,调子很老,听不出是哪首。迟暮野忽然想起来——上次去云梦的车上也遇到了一个织毛衣的中年女人。不是同一个人,但她们哼的歌很像,织毛衣的手势也很像。也许全世界的母亲在织毛衣的时候都会哼同一种歌,也许那种歌是某种只有她们能懂的暗号,翻译过来就是——我在等你回家。他把手伸进校服内袋,摸到他妈那封信。信纸上她说——“他从来没有教过你,但你看了他那么多次,自己就会了。”他现在坐在去云梦的火车上,窗外已经不是雪原了,是南方冬天特有的那种灰绿色田野,偶尔能看到一两棵泡桐树光秃秃地站在田埂上,枝丫上挂着几颗被风吹裂的褐色果实。
他把手机掏出来,打开导航。云梦站的位置不在任何一版民用地图上,但他在科拉站的地下室里已经推算出了精确坐标——云梦县以西三十公里,老磷矿公路尽头,半山腰那片被马尾松遮住的废弃厂房。他上次去的时候是深夜,摩的司机把他放在警示牌旁边说天黑前要下来,山里有蛇。现在他要去第二次。不是去找墟,不是去找碎片,是去找一个人。
到云梦县城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在车站门口找了辆摩的,司机不是上次那个叼着没点着的烟的老头,换了一个更年轻的,三十来岁,穿着一件皮夹克,后视镜上挂着一个褪色的平安符。迟暮野说去老磷矿公路,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说那条路不好走,碎石多,费轮胎,要加钱。和上次一样,每句话都像是从同一个模板里复制出来的。迟暮野没有还价,直接上了车。摩托车在山路上颠了近一个小时,路两边的马尾松还是上次那些马尾松,笔直而沉默,树冠遮住了大半的天空。空气里那股淡淡的硫磺味还在,从地底渗上来,混着松针腐烂的气味。磷矿公路尽头的警示牌还是那块警示牌,锈迹比上次更重了,“矿区危险,禁止入内”的“禁”字被什么东西撞凹了一块,凹痕里积着雨水。
迟暮野下车,背好书包,往岔路走去。土路上的狗尾巴草比上次来时更密了,淹到了膝盖以上,草丛里的窸窣声还在,大概是乌梢蛇,不咬人但会吓人。他绕过那片塌了大半的工棚,沿着半山腰的小路往上走,鞋底踩在松针上发出沉闷的沙沙声,和他上次来时一模一样。
厂房还在。铁门上的锁还是那把锁,和他上次离开时一模一样。他把钥匙从脖子上取下来,插进锁孔。钥匙推进去的时候没有任何阻力——锁芯里的弹子被人重新上过油,不是他上次撬锁时用的那种粗暴方式,而是用很细的润滑油从锁孔里一点一点滴进去,让每一颗弹子都回到它该在的位置。他推开门,铰链没有发出上次那种尖锐的嘎吱声——有人给铰链也上了油。厂房里的窗户还是被木板钉死的,但有人在天花板上挂了一盏应急灯,灯光是暖黄色的,照亮了厂房正中央那个巨大的圆形深坑。坑边的铁牌还在,上面的字还是那行字,但铁牌的锈迹被擦过了——不是用砂纸磨的,是用湿布一点点擦的,擦得不太干净,锈还在,但字迹比上次清晰了很多。铁牌旁边放着一只搪瓷杯,杯壁上磕掉了一块瓷,和他书包里那只一模一样,但这一只不是他的。这一只的杯底有一小截没喝完的茶,已经凉透了,上面漂着一小片碎茶叶。
坑边的铁梯往下延伸,和上次一样看不到尽头。他沿着铁梯往下走,脚步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走到第九十七级的时候,他的脚踩到了实地。甬道还在,水泥墙壁上的冷凝水珠还在,气密门也还在。但门是开着的。门缝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不是日光灯的冷白,是应急灯的那种偏黄的暖色,和他厂房天花板上挂着的那盏一模一样。他推开门。观测室里有人。一个女人站在玻璃幕墙前面,背对着他,手里拿着一本摊开的笔记本。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白条纹校服,头发比上次见到时长了一点,发尾过了肩膀。她听到脚步声,没有回头,只是把笔记本合上,放在那把焊着约束带的铁椅上。然后她转过身。
苏茗看着他。她的眼睛还是那种很深很深的黑色,像两口很久没人打理的井。但井底的涟漪比上次更大了一些,一圈一圈地荡开,像是有什么沉在井底很久很久的东西正在往上浮。她的左边眉尾那颗藏在眉峰弧度里的小痣还在,和她蹲在老榕树下抬头看他的那个雨夜一模一样,和她在他家沙发上睡着时睫毛微微颤动的那天清晨一模一样。
“你来了。”她说。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人。
“我来了。”
“你迟到了。”
“我在暴风雪里困了一阵。啃了半块过期二十三年的压缩饼干。”迟暮野把书包放在铁椅上,走到她面前。她的脸上有一道很细的新伤疤,在右边颧骨下方,还没有完全愈合,边缘泛着很淡的粉色。他看了一眼那道伤疤,没有说话。但他知道她看得出来他在看——她说过,他的眼睛藏不住事,每次在想什么的时候眼球会往右上角偏半毫米。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他家的沙发上叠被子,语气像是在陈述一个对她来说很重要的科学事实。
“不小心划到的。”她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那道伤疤,“在科拉站修雪地车的时候,后备箱的金属片翘起来了,我弯腰捡扳手的时候没注意。谢尔盖说这道疤和我眉尾那颗痣是对称的,他说这叫‘不对称中的对称’。我问他这是哪个哲学流派的理论,他说不是哲学,是他自己总结的——在监测站待久了的人都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解释世界的方式。他说你父亲的方式是把所有东西都编号,他的方式是把所有不对称的东西都看成对称的。因为极夜的天空是轴对称的,极光是轴对称的,连他每天早上掰压缩饼干的时候也会掰成两半,刚好对称。”
迟暮野的嘴角动了一下。谢尔盖确实会把压缩饼干掰成两半——一半给自己,一半推给坐在他对面的人。他想起老头在通讯室里用袖子擦手电筒的动作,擦得那么认真,像是那把磨光了漆的手电筒是某种需要被精确校准的仪器。擦完之后他把手电筒放在桌上,说手电筒不会发光,它只是把黑暗推开一点点,刚好够一个人往前走几步。那句话大概也是谢尔盖在极夜里总结出来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两个在冻土上一起喝过浓茶的人,被同一把磨光了漆的手电筒照过同一段雪地,说出来的话自然会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