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留下来

姐姐走的那天正好是开学前两天。

爸爸买最贵的两张机票送姐姐回重庆，那也是姐姐第一次坐飞机。

姐姐给的理由很简单：听不懂。

她要回重庆，她要跟爷爷住，她宁可一个人在老家读书，也不要待在这个连话都听不懂的地方。我妈跟她谈了好几次，软的硬的都试过了，没用。姐姐铁了心要走，谁说都不好使。

最后我妈妥协了。

她大概也想通了，强扭的瓜不甜，硬把一个孩子摁在她不喜欢的地方，到头来只会害了她。

但我不行。

我不是不想走，是不敢走。

我看见我爸坐在沙发上抽烟时紧锁的眉头。我知道他们已经为我和姐姐付出了很多，如果我也闹着要走，他们该有多伤心。

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在学校里被人欺负的事，我一个字都没提。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无非就是班里几个本地女生，下课的时候喜欢围着我，学我说话。她们觉得我的重庆口音很好笑，故意用怪腔怪调的普通话模仿我，然后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有时候她们会“不小心”把我的铅笔盒碰掉在地上，或者在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偷偷把我的凳子往后挪。

这些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每一件都像一根刺，扎在身上，拔不掉，也说不出口。

我不敢跟我妈说。我怕她担心，更怕她会觉得我是个麻烦。姐姐已经走了，如果我再说我也待不下去，那我爸妈该怎么办？他们辛辛苦苦把我们带到海南，难道真的要两个都送回去吗？

所以我忍了。

我每天照常上学，照常写作业，照常吃饭睡觉。我在学校里没什么朋友，下课了就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假装看书。放学了就赶紧回家，穿过那条两分钟的马路，回到那个四楼的小房子里，把门关上，就觉得安全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1997年，香港回归。学校组织我们看电视直播，教室里那台老旧的电视机闪着雪花，画面不太清晰，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五星红旗升起来的那一刻。全班同学都在鼓掌，我也跟着鼓掌，虽然我对这件事的意义似懂非懂，但那种激动的气氛是会传染的。

1998年，湖南发大水。电视里每天都在播抗洪抢险的新闻，解放军战士扛着沙袋往洪水里跳，浑浊的浪头拍在他们身上，他们也不躲。东方这个出来一个烈士叫李向群，才入党8天就牺牲了。那段时间，整个海南，整个东方都是宣传向他学习。我妈看着看着就哭了。

那一年，大部分城市都在下雨。东方的雨也特别多，一下就是好几天，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学校操场上积满了水，我们没法出去做早操，就全部挤在走廊里，听着雨声，等着上课铃响。

也是在这一年，我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

还是下雨天，还是那个学校，还是那个楼梯口。我站在走廊上，雨水从屋檐上淌下来，在面前形成一道水帘。对面的楼梯口，站着一个小男孩。

他穿着蓝色的T恤，裤腿挽到小腿肚，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搭在扶手上。他就那么站在那儿，看着我。

我看见他的轮廓，看见他的站姿，看见他投过来的目光。但我看不清他的脸，就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模模糊糊的。

我想走近一点，但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一步都迈不动。

然后我就醒了。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跳得很快。窗外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打在窗户上，发出细碎的声音。

好真实的梦。

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它让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每天上学放学吃饭睡觉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等着我。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会来。

1998年秋天，发小的哥哥去当兵了。

发小就是刘叔的女儿，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女孩。我们已经玩得很熟了，她家就在这栋楼的后面，放学之后我经常去她家写作业。她爸妈人都很好，我去的时候总会给我拿点吃的，有时候是一块甘蔗，有时候是一个橘子。

她哥哥当兵那天，村里摆了酒席。发小拉着我说：“走，跟我回岭村吃席去。”

那是我第一次去岭村。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大多是瓦房，掩映在椰子树和酸梅树之间。村口有一棵大榕树，树冠遮天蔽日的，下面摆着几张石凳，几个老人坐在那儿聊天。村里的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前两天刚下过雨，还有些泥泞。

酒席摆在祠堂前面的空地上，十几张桌子一字排开，上面摆满了鸡鸭鱼肉。村里人都来了，大人小孩，热热闹闹的。我跟着发小坐在角落里，吃着碗里的白切鸡，听着大人们用海南话聊天，虽然听不太懂，但那种热闹的气氛让我觉得很舒服。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生活，是和我在重庆时完全不同的。这里的人说话慢悠悠的，做事也慢悠悠的，好像时间在这里走得比别处要慢一些。

我当时不知道的是，这个叫岭村的地方，会在几年后，以一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再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999年，澳门回归。大街小巷都在放《七子之歌》，那旋律简单又好听，听几遍就能跟着哼了。“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千禧年到来的时候，东方市办了一场盛大的烟花秀。

那天晚上，我跟发小，还有三个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坐公交车去了九龙看烟花秀。我们挤在人群里，仰着头看烟花在夜空中炸开，一朵接一朵，红的绿的紫的金的，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周围的人都在欢呼，我们也跟着喊，嗓子都喊哑了。

烟花放完，我们看见一辆公交车就上去了。后面，司机问了才说：“你们坐反方向了。”我们又急忙下车。

几个孩子站在路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慌。发小急得快哭了，邻居家的一个女孩也开始抱怨，说不该跑这么远。

我说：“别慌，我记得路。”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但我不能表现出来。我凭着来时的记忆，带着他们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走了大概半个小时，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公交站台。

回到家的时候，大人们都快急疯了。发小的妈妈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确认我没事之后，松了一口气，然后笑着说：“你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十岁的小姑娘，带着几个人到处跑。”

我嘿嘿一笑，没说什么。

其实我不是胆子大。我只是觉得，如果连我也慌了，那大家就真的回不来了。姐姐走了之后，我学会了一件事：有些时候，你必须假装自己不怕，装着装着，就真的不怕了。

千禧年就这样过去了。

地球照样转，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我依然每天上学放学，依然没什么朋友，依然偶尔会被人取笑口音。但我不再觉得那么难熬了。

因为我发现，只要坚持下去，日子总会一点点变好的。

而且，我还有那个梦。

那个站在楼梯口的男孩，他还在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