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失踪后的第七天,作家在河边找到了他。那天凌晨,他接到陈国明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很低,只说了一句“你过来一趟”,没有描述现场情况,没有说明具体位置,像是他需要亲自确认一些事情,但又不确定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一个父亲做好心理准备。作家没有多问,他在电话挂断之前已经拿起了外套。一路上他手里握着方向盘,却没有感觉到方向盘的存在。他只记得路灯依次经过车窗,颜色由黄变白,再由白变暗,直到他抵达河边,看到路边停着的警车和站在车旁低着头吸烟的陈国明。
他没有立刻走过去。他站在几步之外,像是需要先确认自己已经到达了正确的位置,才会允许自己继续推进这个动作。陈国明抬起头看见他,把烟掐灭,没有开口说话。作家走到他面前,顺着他的目光方向往河滩方向看,手电筒的光圈落在一处靠近水面的位置上,光线在那里停住了,没有再移动,像是一段已经完成了全部预期的行程。那段距离只有几步,像是他已经走完了全程,却依然在移动,因为他知道如果停下来,某些东西就会在无法被重新开启的情况下永远保持闭合。
那以后的日子是一段漫长而模糊的空白。他记得自己睡过几次觉,吃过几顿饭,签过几份文件,却不记得那些行为的具体次序。他回到住处,坐在一张固定的椅子上,每天在同一时间段醒来,在同一个位置停留相同长度的时间,再回到床上。他没有在整理儿子的物品,也没有反复翻看照片或聊天记录,只是让那些物品保持在它们原本的位置上,像是它们仍然处于正在等待它们的主人返回的状态。
那段时间里他不出门,也不接电话,只有陈国明偶尔会过来一趟,给他带一些食物,放在桌上,不多停留,也不说什么安慰的话。他是一个警察,他已经见过太多同样的故事,他知道自己在此刻能做的最合适的事情就是在一个确认会被接受的位置上出现,让已知的路线保持畅通,然后离开,不留下需要被回应的话。
直到有一天傍晚,他打开门去取一份被塞在门缝里的邮件时,看到信封里滑落出一张名片。没有快递包装,没有邮寄信息,没有发件人,连封口都没有。他打开的时候,里面只有一张浅灰色的硬质卡片,正面印着一行字,是英文。2
这名片到底是谁寄的呀
他没有完全理解那个句子的含义,但他记住了它的拼写顺序。他翻过来,背面写着一串电话号码,没有署名,没有标注国家代码,没有说明任何背景信息。他站在门口,把那张卡片看了很久。像是那行字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不需要额外的解释或补充,也不需要任何形式的额外确认,就能被理解为一个完整的陈述。他回到房间,在灯光下又看了一遍,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在一声半的响铃之后被接起。对面没有开口,像是一个已经习惯于在对方先确认身份之前不透露任何信息的位置。作家没有说话,短暂地停了一下,像是需要确认自己的声音能够正常工作,然后说:“我收到了你的名片。”对方用英文回复了一段话,大意是:“你儿子被人杀了。杀他的人没有受到惩罚,以后也不会。我们可以改变这一点。你只需要七天时间,就能得到一个答案。”作家听懂了。他没有确认自己已经理解了这个回答的全部含义,也没有询问对方的身份或目的。他只是握着手机,像在确认自己是否已经做好了决定,然后说:“我该怎么做?”
对方停顿了一下,像是确认自己没有听错,然后给出了一组新的信息——一串时间节点,一个地址,一份将在几天后送达的包裹。然后电话挂断了,没有留下任何余音。作家站在窗边,夜色在缓慢地过渡到更深的颜色。片刻之后,他在桌边坐了下来,像在确认他已经完成了从一段思考到另一个方向的过渡。
那张名片被放在他伸手可及的位置,但还没有第二次被拿起。像是在等待一段不会主动到达的确认,等待某个条件在外部触发它,让它完成从持有的纸片到可操作信息的最后一步。而那个条件,将在几天之后,以他预想之外的重量,落在他的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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