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教会的案子,很少被正式立案。
不是因为没有案发地,是因为那些案发地通常不会以“案件”的形式被记录。失踪者被标记为“流浪”“走失”“意外死亡”,报案记录简短,调查周期有限,结案理由充分。没有人会把那些失踪者和一只出现在远方的瓷器联系起来。
但有人在收集。
位于布鲁塞尔的一间档案室内,墙边的金属架上存有十几只瓷器——大小不一,釉色各异。每一只都附带一份从旧卷宗中提取的失踪人员档案。档案上的人名与案件编号已被去除,只保留了年龄、性别、最后出现地点,以及瓷器的照片。
其中一只瓷瓶的釉色偏青,表面有裂纹状的纹理,底部没有落款,也没有生产标识。档案显示,它在四年前曾在伯明翰的一家私人拍卖会上出现,被一位匿名买家以五千英镑拍得。
那份档案的最后有一行手写批注,字迹端正,像是用尺子比着写出来的:“器形与五年前柏林失踪案中的失踪者身材尺寸吻合。经三维扫描对比,瓶内腔容积与失踪者骨骼质量推算体积匹配。”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只有一个编号。
那只瓷瓶没有追回。它被买走后,在流通中失去了固定的位置,至今没有在任何公开渠道中再次出现,也没有被返还或销毁。
但那只瓷瓶旁边,还有另一只。那只碗的釉面是深褐色的,像凝固的血在高温中被烧成了哑光的表面。它的记录更少,没有拍卖记录,没有编号,只有一张照片。照片的角落有手写的铅笔批注,像是写完之后又被涂改过,但痕迹仍然可辨:“柏林,某人,已被骨化。”
柏林的相关档案中,确实存在一名长期失踪者的记录。他是一名护工,在最后一次轮班结束后离开了工作地点,随后失去联系,未再返回住处。他的同事说他有酗酒问题,下班后经常直接离开,不会特别留意他的动向。他的失踪被认为与个人原因有关,很快就被标记为“无可查证”并予以关闭。
但那个人的面孔和档案编号,在另一份卷宗里被保存在同一页上。没有人解释为什么这两条记录被放在一起,也没有人知道那只碗在哪里。
这就是古教会留下的印记。不是标志,不是符号,不是任何可以辨认的标记。只是一些空缺,一些出现在错误位置的物品,一些失踪者留下的痕迹被转移到另一个容器里——然后那个容器继续流通,继续被看到,却不再被认出。
古教会不是用一种可见的方式标记自己的位置,也不是用某种固定的表达来宣告自己的理念。他们用失踪本身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方式。每一次失踪都对应一件新的器皿,每一次器皿的制作都意味着台阶的高度增加了一级。他们不需要宣言,因为那些瓷器本身就能传达足够的信息,只是它们不在能解读它们的人手里,因此那些信息只能停留在表面,等待某一天被注意到。
那些瓷器现在散落在世界各地。有人在杂物间里找到过一只。有人从旧货市场买回家放在窗台上。有人继承了一份遗产,里面夹着一只没有来历的碗。那些人在触摸那些瓷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釉面格外光滑,比他们见过的其他瓷器更凉一些。然后他们会把它放回架子上,不会多想。
不会多想,就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解释,就不会有记录。不会有记录,就不会有案件。不会有案件,就没有人知道那些失踪者去了哪里——只知道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而某只瓷器正在某个地方继续存在,继续被看到,继续被抚摸,继续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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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今天是林萧的生日,让我们一起祝贺林萧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