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筹码 17 章

钱丽收到女儿的信是在三月的一个下午。

岚江女子监狱的会见日每个月只有两次，信倒是可以随时收。管教把信从铁门上的递信口塞进来的时候，钱丽正坐在下铺叠衣服。她的铺位靠墙，墙上贴着一张从画报上撕下来的风景照——一片油菜花田，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但她每天睡前都会看一眼。她接过信说了声谢谢，管教点了点头走了。信封上的字迹她太熟了，女儿从小写字就是这个样子，圆圆的，一笔一划很认真，不像她爸的字那么潦草，也不像她的字那么急。

她拆信的时候手指在发抖。女儿去美国之后她们的联系主要靠微信视频，写信还是头一回。她知道女儿写信一定是有话要说，而且是视频里说不出口的话。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折了三折，折痕压得很深。她展开来，女儿的字还是那么圆圆的，但比高中时候更工整了。

“妈，我今天在学校图书馆给你写这封信。上周我们系有个中国同学问我，你妈是不是上了国内的热搜。我说不是。她说她爸妈在微信群里看到了，有人转发岚江的新闻，里面提到了你和爸爸的事。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后来那个同学没再问了，但我总觉得其他人在背后看我。以前我在商学院是最活跃的，现在我不敢参加小组讨论，怕别人问我爸妈是做什么的。我也不敢谈恋爱，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对方开口说这件事。妈，我不是怪你。我就是想知道，你们当初拿那些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

钱丽看到这里把信放下了。她的两只手按在膝盖上，手指攥得骨节发白。牢房里很安静，对面铺位的那个老太太正在打盹，轻轻的鼾声像远处锯木头的声音。窗外的阳光透过铁栏杆打在水泥地上，一条一条的光影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她重新拿起信。信的最后一段写着：“妈，不管怎么样你是我妈。我明年毕业，毕业典礼你要是能来就来，不能来也没关系。保重身体。”

她把信贴在胸口上，眼泪无声地往下淌。在法庭上她也哭过，但那是崩溃的、嚎啕的、撕心裂肺的哭。这次不一样，这次的眼泪是安静的，是水从碗里溢出来的那种满。她哭的不是自己的处境，是女儿。是她放在阳台上忘了收的那件粉色睡衣，是毕业典礼上那个不敢来的妈妈，是那句没写出来但每一个字都在问的话——你们当初有没有想过我。

没有。她当初没有想过女儿。她想的是开曼群岛的壳公司，是苏柔嘴里那些她听不懂的术语，是怎么把钱从国内的泥潭里拔出来藏到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她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自己是在为这个家打算。但她从来没有在女儿站在商学院教室里被人无声地打量的时候，站在她旁边替她挡住那些目光。

她哭完了。她把信叠好放回信封里压在枕头底下，去洗手间用冷水洗了一把脸。凉水刺在眼眶上有点疼，但脑子里反而清醒了一些。她抬起头看着水槽上方那面不锈钢镜子，镜子里的女人瘦了很多，颧骨高耸着，眼角的皱纹比进去之前深了一倍，头发随便用皮筋扎在脑后，几缕碎发贴在湿漉漉的脸颊上。这个女人现在叫服刑人员钱丽，编号后面跟着一串数字。这个女人以前叫“钱姐”，坐在金茂大厦五十六层喝伯爵红茶，一个下午就能调动三百万现金。她把这两个人对在一起看了很久，然后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了一句只有自己能听见的话：“你活该。”

当天晚上她就找管教写了申请。申请书的抬头是“女子监狱教育科”，事由是“申请参加法制教育宣讲活动”。她在申请里写：我叫钱丽，原岚江市规划局局长赵德厚之妻，因洗钱罪和共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我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不是为了减刑，是因为我刚收到了女儿的信。如果早有人告诉我这些东西，我可能不会坐在这里。管教看了她的申请，让她等通知。

一个月后通知下来了。宣讲地点在岚江市工商联的会议室，听众是市里各商会的主要负责人和一些民营企业家。钱丽被押送过去的时候戴着手铐，到了会场门口才解开。带队的管教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警官，姓周，一路上没说什么话，临进门的时候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了两个字：“好好讲。”

会议室不大，台下坐了大概百来号人，几乎全是男的，穿西装打领带，桌上摆着统一的白色瓷杯。后排有几个女企业家，妆化得很精致，低着头在刷手机。钱丽走上讲台的时候，台下安静了几秒，然后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认出了她。岚江晚报上登过她的照片，虽然打了马赛克，但认识她的人还是能认出来。她就是那个在金茂大厦顶楼喝茶、被假律师骗走六百二十万、最后自己打了举报电话把钱和老公一起送进去的女人。台下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在调整坐姿让自己坐得更直。

钱丽站在讲台上，面前没有讲稿，只有一支麦克风，还是管教帮她调好的。她两只手交握在身前，看着台下那些面孔模糊的人，心跳得很快，嘴巴发干。阳光从侧面窗户打进来，照得她半边脸发热。她看见了几个面熟的——那个坐在第二排中间的是建材商会的副会长，以前在她家里吃过饭。那个靠窗坐的是搞房地产开发的老周，赵德厚给他批过一块地。他们的目光跟她的目光碰了一下就弹开了，像碰到了一块烧红的铁。

她深吸了一口气开口了，声音有点抖，但慢慢稳住了。

“我叫钱丽。以前我是规划局局长赵德厚的爱人，现在我是省女子监狱的服刑人员，编号后面跟着一串数字。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讲道理的，是来讲故事的。我自己的故事。”

台下有人把手里的笔放下了。

她开始讲，从自己的第一笔“投资”说起。她说自己以前相信一样东西——钱。相信有钱就没有搞不定的事。买房要最好的地段，买车要进口的牌子，女儿上学要去美国，出了事找最贵的律师。如果有人跟她说某件事花钱搞不定，她会觉得那是花钱的方式不对。苏柔就是抓住了她这一点，张口闭口“海外信托”“离岸架构”，每一个字都踩在她的痒处上，让她觉得自己终于摸到了真正的财富密码。

“她跟我说出了问题她在前面挡着。”钱丽说到这里笑了一下，不是开心的笑，“我当时觉得这句话特别可靠。现在我知道了，一个认识不到两个月的人跟你说她在前面帮你挡着，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她是你亲妈，要么她准备把你卖了。”

台下有人笑了一声，很轻，马上又收住了。

她接着讲自己怎么把三百万现金装进帆布袋，在金茂大厦茶餐厅桌底下推到苏柔脚边。她讲那个细节的时候没有省略，也没有夸张，就是原原本本地描述——苏柔没有低头看那只袋子，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所以她觉得这个女人可靠。“后来我才想明白，她不看袋子是因为她知道里面有多少钱。那个数在她眼里不值得看。她在数后面的大钱。”

台下越来越安静了。后排刷手机的人把手机放下来了。

她讲赵德厚。讲他怎么抱着周奎给他的两张假文件在她面前晃，讲他说“你被骗了是你的事别来捣乱我这边的事”。她说那句话她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记恨，是那句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夫妻俩的本来面目——各打各的算盘，各信各的骗子。“我们俩都觉得自己很聪明，结果一个信了四十块钱一天的假领导，一个信了拿假名片的假律师。”

她讲女儿。讲到女儿的来信，声音开始发抖。她说那封信她现在每天睡觉前都要看一遍，信纸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我女儿在信里问我，拿那些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我想了一整夜，我想不出答案。因为当时我想的只有我自己。我没有想过她在学校里会被人怎么议论，没有想过她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跟对方介绍自己的父母，没有想过她的毕业典礼上她妈妈穿着囚服坐在监狱里。”她的声音彻底碎了，但她没有哭，硬是把话说了下去。

“我曾经相信没有钱搞不定的事。”她看着台下的人，目光一个一个地扫过去，扫过那些熟悉的、半熟悉的、完全陌生的脸，“现在我明白了，这世上总有法律兜底。法律也许不能让每个人发财，但它能让每个人在晚上躺下的时候不用听门外的脚步声。花干净的钱，晚上才能睡着觉。这句话我以前觉得很酸，现在才明白它不是酸，是疼。是用失去一切的代价换来的疼。”

她讲完了。台下没有人鼓掌，但也没有人交头接耳。一个中年女企业家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旁边的人递给她一张纸巾。建材商会的副会长低着头看桌面上的瓷杯，杯子里的茶已经凉了，他一直没喝。靠窗坐的老周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盯着窗外看了很久。

散场的时候工商联的一个工作人员走到台前跟周管教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过来问钱丽能不能加一场。说有几个没来的企业家听到消息之后打电话来问，能不能再安排一次。

回去的车上，钱丽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手铐重新戴上了，冰凉的金属贴着腕骨。她偏着头看车窗外岚江的街景——解放路上的那家百货商场还在，她以前每个周末都要去逛一圈，每次都要买几件根本穿不完的衣服。人民广场上的银杏树冒了新叶子，嫩绿嫩绿的。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她都认识，但好像又都是第一次看见。

车子拐过一个路口，远远地能看见金茂大厦顶楼的旋转餐厅在夕阳里反着金光。她想起苏柔，想起自己坐在那上面把三百万元交出去的下午，觉得自己当时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以为自己脚下踩着的云，其实是雾。她回头看了一眼身后越来越远的城市，然后把头转回来，安静地坐着。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放着女儿那封折了三折的信，已经被读过太多遍，折痕处磨出了细细的毛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