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最后一家影像店

我接手老周的音像店时，他说这里有三万张碟片。

每一张都是一个被困住的黄昏。

老周走的那天，我在店门口站着，看他把一把黄铜钥匙塞进我手里。那把钥匙上贴着个标签，写着“大门”，字迹洇开了，像是被水泡过。其实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老周的眼泪。

店在巷子深处，两边是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摊子。冬天的时候，炭火的烟气贴着地面爬，钻进店里，在那些竖着的碟片之间绕来绕去，像一条条灰色的蛇。老周说这是“人间味”，说碟片和人一样，也要吃饭呼吸。我当时觉得他胡扯，现在想想，也许真是这样。

三万张碟片。老周走之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数字。他说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看着那一排排铁架子，看那些五颜六色的塑料壳子。他说，一张都不能少。

我第一天晚上关门时数了一遍，两万八千四百六十二张。少了。

我把这事跟老周打电话，他在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再数数。我又数了一遍，两万八千四百六十二。老周说，你再数一遍。第三遍还是这个数。老周叹了口气，说那就是丢了，接着又补了一句，也许是它们自己走的。

自己走的。我那时候觉得老周的脑子已经不太清楚了。

店里的碟片按国别分，按导演分，按年代分，但老周说那些都是骗人的分法。真正的分法在墙角的三个大箱子里，是他自己做的索引卡片，每一张卡片正面是电影名字，背面是一段话，写的是这部电影在什么时候被什么人借过，那人后来怎么样了。我问老周你怎么知道人家后来怎么样了，他说，来还碟片的时候会聊两句。

“那个借《天堂电影院》的姑娘，”老周指着其中一张卡片，“2003年借的，那时候她还是个学生，来还的时候说她要退学去北影厂门口蹲着。过了五年又来了，又借了一遍《天堂电影院》，这回她已经是副导演了。再过了三年，她来还碟的时候带了瓶酒，说她要结婚了，嫁的人也是在她蹲北影厂门口那会儿认识的。”

我翻了翻那张卡片，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老周的字像蚂蚁爬，但每一笔都用力，纸都戳出坑来了。

我把卡片放回去，顺手抽了一张出来。是个不认识的名字，一部不认识的电影。正面印着《雾中风景》，1988年，安哲罗普洛斯。背面只有一句话：2008年，一个穿灰大衣的男人借的，还的时候说，这片子他看了七遍，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哭。后来没再来过。

没再来过。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卡片插回箱子里。

开始有人来借碟的时候，我总是会不自觉地去看那个箱子。我学着老周的样子，在卡片背面写字。有个女孩借《花样年华》，来还的时候说她和男朋友分手了，因为他们一起看这片子，看到结尾她哭了，她男朋友笑了。我把这个写上去。

有个老头每个月来借一次《七武士》，每次都借一周，准时还。后来有一天他没来，过了三个月又来了，瘦了一圈，说老伴走了，这三个月他一直在医院。我写上去的时候手在抖。

再后来，我习惯了。习惯这些卡片越来越厚，习惯那些来借碟的人越来越老，习惯有些面孔出现几次之后就不再出现了。老周说得对，碟片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命。

我数了第四次，还是两万八千四百六十二。少的那一千五百三十八张，我想它们是走了。也许跟着某个再也没来还的人走了，也许被某个夏天的暴雨带走了，也许自己长了脚，趁着深夜店门没关严，顺着巷子溜出去了。

但老周说一张都不能少。所以我开始找。

我在网上发帖子，在店门口贴告示，问有没有人见过那些失踪的碟片。没人理我。后来有个老头来还《东京物语》，我说您有没有见过《雾中风景》那张？他说没有，然后想了想，说你可能得去问问时间。

时间。老周也说过这个词。他说碟片是时间的容器，你把一个黄昏装进去，它就永远不会天亮。但又说，容器也会漏，时间会慢慢渗出来，渗到借它的人身上，变成那个人的一部分。所以有些人借了碟不还，不是故意的，是那段时间赖上他了，甩不掉。

我坐在店里，对着那些铁架子。冬天又来了，炒栗子的烟气从门缝钻进来。我看着那些彩色的塑料壳子，想，如果每一张都是一个被困住的黄昏，那这两万八千四百六十二张，就是两万八千四百六十二个永远到不了夜晚的下午。

老周说得对，一张都不能少。但我忽然觉得，也许少的那些不是丢了，是终于破了壳子，飞到该去的地方去了。

那把黄铜钥匙还在我兜里，标签上的字已经完全看不清了。我把它掏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巷子外面在下雪，今年的第一场。店里的碟片安安静静的，像一群睡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