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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的时候，那封信终于有了回音。

赵小禾从工地上回来，看见李淑芬蹲在黄桷树下，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她走近了才看见——李淑芬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张着嘴但发不出声音的、浑身都在抖的哭法。

赵小禾心里咯噔了一下，以为稿子被退回来了。

“李淑芬，啷个了？”

李淑芬抬起头，把报纸举到她面前。她的手抖得厉害，报纸哗哗地响。赵小禾蹲下来，看见报纸的副刊版面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我的理想》。

作者：李淑芬。

登出来了。

不是退稿，是登出来了。

赵小禾把那篇文章看了一遍——跟她投出去的稿子不太一样，编辑改了一些地方，但改动不大，整体还是李淑芬的原汁原味。文章排在版面的中间偏下的位置，不算显眼，但在那张灰扑扑的报纸上，那一小块地方像是被谁打了一束光。

“登出来了。”赵小禾说，声音有点飘。

“登出来了。”李淑芬重复了一遍，声音像不是自己的。

两个人蹲在黄桷树下，对着一份报纸，哭得像两个傻子。路过的人看了她们一眼，摇摇头走了——大概觉得这两个女娃儿怕是脑子有毛病。

“走走走，先回去。”赵小禾把李淑芬拉起来，把报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揣进自己怀里。

回到出租屋，赵小禾把报纸铺在桌上，两个人围着它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像在看一样从未见过的东西。

“小禾姐，你念一遍给我听。”李淑芬说。

“你自己不会念？”

“我想听你念。”

赵小禾拿起报纸，清了清嗓子，用重庆话念了起来。她念得很慢，把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念到“人不管多大年纪，都可以重新开始”的时候，她的声音卡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她停了两秒钟，继续往下念。念到最后一句——“我希望有一天，我能靠自己的本事活着。不是谁的累赘，不是谁的负担，就是我自己”——她把报纸放下了。

李淑芬趴在桌上，肩膀一耸一耸的。

赵小禾走过去，把手放在她的后脑勺上。

“李淑芬，你做到了。”她说，“你靠自己的本事，让字变成了铅字。没有人帮你，是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李淑芬从胳膊弯里抬起头，眼睛红红的，鼻头红红的，整张脸像一只刚出锅的虾。但她笑了，笑得露出那两颗小虎牙，笑得眼睛里的泪光在灯光下闪闪烁烁的。

“我要把这张报纸裱起来。”她说。

“裱起来太夸张了。你先拿相框框起来，以后有了更好的文章再换。”

“你的意思是我以后还能写更多？”

赵小禾看着她，想起笔记本上那些未来的字迹，想起那个四十八岁还在写作的李淑芬。她笑了一下。

“你以后会写一本书。”她说。

“你又来了。”李淑芬擦了擦眼泪，语气里带着一点无奈，但更多的是——信了。她开始信了。不是全信，是那种“你说得多了我就姑且信一信”的信。

那天下班后，赵建设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气喘吁吁地爬上楼，进门就说：“我看到了！我在厂里的报栏看到的！李淑芬，你的文章上报纸了！”

他的样子比李淑芬还要激动。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溜圆，手里的报纸被他攥出了几道褶皱。

“你啷个比我还激动？”李淑芬被他逗笑了。

“我……我高兴嘛！”赵建设站在那里，像是有一肚子话要说，但说不出来，最后憋出一句，“淑芬，你太厉害了。我认识的人里头，你是第一个上报纸的。”

李淑芬被他夸得不好意思了，低下头去叠衣服。但赵小禾看见她的耳朵红了——两只都红了，红得像两颗小樱桃。

赵建设从包里掏出一包东西，用报纸裹着的，打开来，是一斤红糖和一包花生酥。

“给你庆贺的。”他把东西放在桌上，“我知道你不爱吃甜的，但小禾姐爱吃。你分给她吃。”

赵小禾在旁边看着，心想：你还记得我爱吃甜的？她跟她爸的关系在原来的时空中一直很淡，淡到她几乎想不起来他为自己做过什么。但此刻，1988年的赵建设站在她面前，脸红红的，手里拿着一包花生酥，说“小禾姐爱吃”。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她小时候，她爸每次从外面回来，都会带一包花生酥。她以为是买给她妈的，后来才知道，就是买给她的。他从来不会问她“你爱不爱吃”，他只是每个月发了工资就买一包，放在桌上，然后自己去院子里抽烟。

“谢谢。”赵小禾说。

赵建设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这个平时不太跟他说话的表姐会跟他说谢谢。他挠了挠头，说：“不谢不谢，应该的。”

那天晚上，三个人又坐在一起吃了顿饭。菜是李淑芬做的，红烧茄子、炒南瓜丝、一个番茄蛋花汤。赵建设把李淑芬那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叠成一个小方块，放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里。

“你带回去做啥子？”李淑芬问他。

“我……我拿回去给我妈看。”赵建设说，“让我妈晓得，我认识了一个好有文化的姑娘。”

李淑芬的脸一下子红了，端起碗挡住了自己的脸。

赵小禾在桌子对面，看着这两个人，忽然觉得这顿饭的味道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菜的味道变了，是空气的味道变了。空气里有了一种安定的、缓缓的、像米酒一样微微发酵的甜。

她低头喝了一口番茄蛋花汤，嗯，确实甜。不是番茄的甜，是那种不该存在的、不属于1988年的、未来的甜。

四月的一个周末，赵小禾一个人去了趟解放碑。

她不是去买东西的，她是去寄信的。

但收信人不是别人，是她自己。

她在百货大楼买了一沓信纸，浅蓝色的，上面印着淡淡的条纹。她在楼下找了个角落，趴在台阶上写了一封信。写了一个多小时，写了划，划了写，最后只留下了几行字。

“赵小禾，你好。我是1988年的你。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一年，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妈很好。她上了夜校，作文登了报纸，学会了做回锅肉，存了十几块钱。她现在穿裙子很好看。她现在笑起来有两颗小虎牙。你要记住她现在的样子。不是因为她以后会变，是因为她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只是没有人看见过。”

她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了收信地址。她写的不是1988年的地址，是她2023年那个出租屋的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她把笔停了一下，想了想，还是写上了。

她知道这封信大概率寄不到。但她觉得应该写。不是为了寄到，是为了让自己在1988年的这个下午，坐在解放碑的台阶上，认真地、一笔一划地写下那些话。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意义。

她把信投进了邮筒。绿色的邮筒，漆有点掉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铁皮。信封掉进去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闷闷的，像一个很小的、不太确定的心跳。

她站在那里，盯着邮筒的投信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她没有回头。因为她知道，有些事情不需要回头看。它们会自己找过来的。就像她来的时候一样，不是她找到了1987年，是1987年找到了她。

四月中旬，黄桷树的叶子全绿了。

赵小禾从那棵树下走过的时候，会有一小片一小片的影子落在她身上。她有时候会在树下站一会儿，什么都不做，就是站着。看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画出许多细碎的、移动的光斑。

“小禾姐，你又在看树了。”

李淑芬从巷子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她的步子很快，几乎是跑过来的。

“邮递员刚才送来的。”她把信封递过来，喘着气，“从……从重庆日报社寄来的。”

赵小禾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汇款单——八块钱。稿费。

李淑芬看着那张汇款单，眼睛瞪大了：“写文章还能挣钱？”

“能。”赵小禾把汇款单递给她，“你以后会靠这个挣很多钱。”

“你又来了。”李淑芬把汇款单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像看一张来自外国的货币。她把汇款单贴在胸口，深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像是在确认这是一件真的发生的事情。

“小禾姐，我想把这八块钱分成三份。”她说。

“啷个分？”

“一份……嗯，一份给我妈，让她知道我写文章能挣钱了，不是瞎搞。一份存起来，买下学期的书。还有一份……”她看了看赵小禾，抿了抿嘴，“给你买双新鞋。你那双拖鞋穿了一个冬天了，鞋底都快磨平了。”

赵小禾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那双拖鞋还是她从2023年穿来的，塑料的，原本是白色的，现在已经变成了灰色，鞋底的花纹磨得差不多了，有两处快要断裂。

“我不要。”赵小禾说。

“我不管你要不要。”李淑芬把汇款单揣进口袋，下巴抬得高高的，“这是我的稿费，我想啷个花就啷个花。”

赵小禾看着她那个样子，忍不住笑了。她觉得这一幕很眼熟——很多年以后，她妈也是这样，每个月的退休金一到账，就给她的支付宝转五百块。她每次都说“我不要”，她妈每次都说“我不管你要不要，我转了你就收”。

有些东西会变。有些东西不会。

那天傍晚，赵小禾蹲在黄桷树下洗衣服，搓衣板搁在盆里，手在肥皂水里泡得发白。李淑芬从屋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双新布鞋——白色的底，黑色的面，千层底的，针脚密密实实的。

“你看，我托张嬢嬢帮我买的，她侄儿在鞋厂上班，拿的出厂价，两块五一双。”李淑芬把鞋子举到赵小禾面前，眼睛亮晶晶的。

赵小禾放下手里的衣服，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接过那双鞋。她把鞋翻过来看了看鞋底——纳的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每一个针眼都匀匀称称的。

“你试试。”李淑芬蹲下来，把赵小禾脚上的拖鞋拽掉，然后把新鞋套上去。她的动作很自然，像是在做一件做过很多次的事情。赵小禾看着她的头顶——头发扎得紧紧的，碎发又多了一些，几根白发不知道什么时候冒了出来，在夕阳下亮晶晶的。

“合脚不？”李淑芬抬起头。

赵小禾站起来，踩了两步，走了两步，又走回来。新鞋有点硬，但大小刚刚好。

“合脚。”赵小禾说。

“那就好。”李淑芬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你那双拖鞋扔了吧，都烂成那样了还穿。”

赵小禾低头看了看脚上的新布鞋，白色的鞋面在夕阳下有点晃眼。她忽然想起来，在原来的时空中，她从来没有给妈妈买过一双鞋。她买过衣服，买过围巾，买过手机，就是没买过鞋。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想买鞋的时候，总觉得不知道尺码、不知道款式、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喜欢。现在她知道了——她妈的脚比她小半码，喜欢白色的鞋，不喜欢系带的。

她把这几个信息存在了脑子里。存得牢牢的，像存进了一个永远不会丢的保险箱。

那天晚上，李淑芬在笔记本上写日记的时候，赵小禾在旁边看着她。灯光照着她的侧脸，她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影子。她写得很认真，写一会儿停一会儿，想一想再接着写。

“李淑芬，你写的啥子？”赵小禾问。

“不给你看。”李淑芬用手挡住本子。

“小气了嘛。”

“不是小气，”李淑芬头也不抬，“是等我写得好了再给你看。现在写的太丑了，拿不出手。”

赵小禾没有追问。她靠在床沿上，闭上眼睛，听着铅笔在纸上沙沙的声音。那个声音她已经很熟悉了——细密的、安静的、像秋虫在草丛里鸣叫的声音。她以前觉得这个声音很普通，但现在她觉得这是她听过的最好的声音。因为在这个声音里，一个十八岁的、小学毕业的纺织厂女工，正在一笔一划地变成她自己。

不是变成别人期望的样子，不是变成她妈想要的样子，不是变成赵建设喜欢的样子。就是变成她自己——那个会写文章、会穿红裙子、会蹲下来给别人穿鞋、会说出“我不管你要不要”的李淑芬。

赵小禾闭着眼睛，在心里算了一笔账。

她来这里七个月了。七个月，李淑芬上了夜校，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存了第一笔钱，说了一次“不”。这些变化都很小，小到放在别人的故事里，可能连一个脚注都算不上。但在这里，在这个只有十来个平方的、糊着旧报纸的、住着两个女人的出租屋里，这些变化比这栋楼还要大。

她睁开眼睛，看见李淑芬把笔记本合上了，正在把铅笔放进搪瓷缸子里。

“写完了？”赵小禾问。

“写完了。”李淑芬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睡觉睡觉，明天还要上班。”

她吹灭了蜡烛。黑暗中，赵小禾听见她躺下的声音、翻身的声音、把被子拉到下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这些声音都停了，只剩下均匀的呼吸声。

赵小禾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本笔记本，轻轻地抽出来。她把被子蒙在头上，借着外面透进来的一点点月光，翻开了李淑芬刚刚写的那一页。

字迹比以前整齐了很多，但还是歪歪扭扭的，像一群还在学走路的小孩。她凑近了看，一字一句地念。

“1988年4月17日。晴。今天给小禾姐买了一双鞋。她嘴上说不要，但穿上去的时候笑了。她笑起来眼睛是弯的，跟我有点像。不，是跟她有点像。我觉得我跟她越来越像了。不是长得像，是别的东西像。我说不清楚。”

赵小禾把笔记本合上，塞回枕头底下。

她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细细的裂缝，从这头裂到那头，像一条小小的、静止的河流。

她在想一个问题——她回去之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是那个坐在出租屋里跟母亲吵架的赵小禾？是那个抱怨父母没给自己好生活的赵小禾？是那个在爱情里跌跌撞撞的、自卑的、敏感的赵小禾？

还是说，她会变成另一个人——一个见过母亲十八岁样子的、听过母亲笑声的、知道母亲也有两颗小虎牙的赵小禾？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的是，不管她变成什么样，她都不会再问“你们为什么不努力一点”了。因为她看见了。她亲眼看见了那个十八岁的、瘦得像一根竹竿的姑娘，是怎样在这个世界上一寸一寸地挣扎着、爬行着、努力着。她不是在偷懒，她不是在逃避，她只是——从来没有人教过她怎么飞。

赵小禾翻了个身，把脸对着墙壁。

墙上的旧报纸有一则新闻，标题已经看不清了，只剩下几个字：“……梦成真……”她把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闭上了眼睛。

梦会成真的。

不是因为她回来了一趟，是因为那个做梦的人，本来就值得一个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