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之后.6

第二封信是在一个下雨天来的。

五月十二号，刘耀文记得很清楚。不是因为那天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而是因为那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枕头旁边放着一片叶子。叶子是湿的，很小，比他的小指甲盖还小，嫩绿色的，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他拿起那片叶子，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叶脉清晰得像一张缩小了的地图，每一条纹路都通往不同的方向。

他不记得枕头旁边有这片叶子。昨晚睡觉的时候没有，今天早上醒来就有了。

他把叶子贴在鼻子上闻了闻，有一股很淡很淡的青涩味道，像下雨天泥土被雨水打湿之后散发出来的那种气息。不是医院里任何地方能有的味道。医院里没有树，没有泥土，没有雨水——走廊的窗户都是关着的，铁栏杆外面是一面光秃秃的水泥墙，墙外面还是墙。医院的“外面”只有一条窄窄的过道，过道两边种着几棵半死不活的冬青，叶子是灰绿色的，上面永远落着一层灰，从来没有人去擦。

这片叶子不是冬青。刘耀文没见过这种叶子，但他认得它的颜色——那是春天的颜色，是他在四月十七号那阵风里闻到过、在四月二十三号墙外那条灰色马路上没看到的颜色。它很小，很嫩，很绿，绿得像刚挤出来的颜料，绿得让人想把它放进嘴里咬一口。

他把叶子夹进了日记本里，夹在和第一封信同一页。

那一页的左边是那封叠成三角形的信，右边是这片叶子。信纸是白的，叶子是绿的，白和绿挨在一起，像一幅很简单的画。

他在叶子旁边写了一行字：“哥给我的第二封信。他说春天还没走。”

下午，雨停了。

活动课照常在操场上进行。说是操场，其实就是住院楼后面一块半个篮球场大的空地，地面是水泥的，裂缝里长着几丛杂草，杂草也是灰绿色的，和冬青一个颜色。操场四周拉着铁丝网，铁丝网上挂着几个褪色的告示牌，“禁止攀爬”四个字被雨淋得模糊不清，只能看到几个残存的笔画。

刘耀文蹲在操场角落里，假装在看地上的蚂蚁。

蚂蚁很多，排成一条细细的线，从一道裂缝里钻出来，穿过整个操场，钻进另一道裂缝里。它们搬着东西，有的搬着面包屑，有的搬着看不清楚的小颗粒，有的什么都没搬，只是跟着前面的蚂蚁走，走得很快，好像有什么很急的事。

一个声音从头顶上传来。

刘耀文抬起头。

一个男孩站在他面前。大概十三四岁，胖胖的，脸圆得像一个刚出笼的馒头，眼睛很小，笑起来就成了一条缝。他穿着一件蓝色的病号服，领口的扣子没扣，露出一截白花花的脖子。他的手上拿着一个吃了一半的馒头，馒头上全是牙印，有的深有的浅，像一座被啃蚀过的山脉。

“你是谁？”刘耀文问。他不太和病房里的人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说什么。这里的人说的东西他大多听不懂，有的人说自己是皇帝，有的人说自己会飞，有的人对着墙骂一整天的娘。他不想和他们说话，不是看不起他们，是怕自己和他们一样。

“我叫李想。”男孩说，蹲下来，和他平视。“你是新来的？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来了五年了。”刘耀文说。

“五年？”李想的眼睛睁大了一点，那条缝变成了一颗小黑豆。“那你怎么不跟人说话？我都来三个月了，没见过你。你哪个病房的？”

“309。”

“我305，隔壁。”李想啃了一口馒头，嚼了几口，含混不清地说，“你一个人蹲这里看蚂蚁，不无聊吗？”

刘耀文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他不太习惯有人主动跟他说话。在这里，主动跟你说话的人往往有两种——一种是把你当成可以倾诉的对象，对着你滔滔不绝地说一些你听不懂的东西；另一种是把你当成敌人，对着你骂骂咧咧地发泄。李想两种都不像。他就是蹲在那里，啃着馒头，看蚂蚁，好像在跟一个普通朋友做一件普通的事。

很普通。普通到刘耀文差点没反应过来。

“我在等哥哥。”刘耀文说。

“你哥也在这？”李想四下看了看，“我没看到别人啊。”

“你不认识他。”

“那他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他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

“那他来了你跟我说一声呗，我也想看看你哥长啥样。”

刘耀文看了他一眼。这一眼看的时间有点长，长到李想被看得有点不舒服，不自觉地往后挪了挪屁股。

“好。”刘耀文说。

李想笑了，那张圆脸上的笑容没有防备，没有试探，就是单纯地在笑，像一颗被剥开皮的橘子，露出里面橙色的、饱满的、散发着酸甜气息的果肉。

他伸出手来，手里是那个啃了一半的馒头。“你吃不吃？我分你一半。”

刘耀文看着那个馒头，馒头上有李想的牙印，深深的，像一排小小的山谷。他摇了摇头。

李想也不在意，把手缩回去，继续啃他的馒头。

两个人蹲在操场角落里，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一整个活动课。期间他们没有说话，但他们的影子挨在一起，一个瘦长，一个短胖，像一大一小两个逗号并排躺在水泥地上。

活动课结束的时候，李想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明天还来不？”

刘耀文想了想，点了点头。

“那我明天还来找你。”李想咧嘴笑了，露出两排不太整齐的牙齿，有两颗门牙之间有一条缝，缝很大，能塞进一粒米。“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刘耀文。”

“刘耀文，”李想把这个名字在嘴里念了一遍，“好记。我记住了。明天见。”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你别一个人蹲着了，怪吓人的。”

说完他就跑了，跑得很快，胖胖的身体在操场上颠簸着，像一颗滚动的土豆。

刘耀文蹲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入口处。

“哥，”他小声说，“刚才那个人，叫李想。他说想见你。”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听什么人回答。

“不用见。你是我一个人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裤子上有一个破洞，是他翻墙那次刮破的，一直没有补。破洞的边缘有几根线头在风里飘着，像几根小小的触角，在试探这个世界。

第二天，刘耀文没去操场。

不是他不想去，是他发烧了。

三十八度七。

护士量完体温，皱着眉在他的病历本上写了一行字，然后给他吃了一片白色的药片。药片很大，苦得要命，他含在嘴里含了很久才咽下去，咽下去的时候嗓子像被砂纸磨过一样。

他躺在床上一整天，浑身上下没有一处舒服的地方。头很重，像灌了铅；四肢很轻，像被抽走了骨头；皮肤很烫，但身体里面很冷，冷得他在被子下面缩成一团，不停地发抖。

他把右手放在胸口上，感受着那小块温热的、拳头大小的东西还在不在。在。还在。就在心脏的位置，隔着皮肤，隔着肋骨，和他的心脏贴在一起。他的心跳很快，那块热的温度也高了一些，不像平时那样温温吞吞的，而是烫烫的，像在替他发烧。

“哥，你是不是也发烧了？”他在被窝里小声问。

没有回答。但他感觉到胸口那个热度轻轻地跳了一下，像心脏的搏动，又像是一只手在他的胸口上按了按。

他弯了弯嘴角，把被子拉过头顶，整个人缩在被窝里，像一只把自己藏进壳里的蜗牛。

被子外面有人在说话，有人在走路，有人在一遍一遍地唱着同一句歌词，翻来覆去的，像一台坏掉的录音机。被子里面很黑，很闷，很热，但很安全。被子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和他胸口那块热。

他闭上眼睛，感觉自己在往下沉，沉进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光，没有声音，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温度。一小块、拳头大小的、烫烫的温度，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在黑暗里发出最后的光。

下午三点，有人推开了病房的门。

门被推开的时候发出了一声很响的“吱呀”，铁门合页生锈了，每一次开关都会发出这种声音，像一个人在叹气。刘耀文从被窝里探出半个脑袋，眯着眼睛往门口看。

门口站着一个人。胖胖的，圆脸的，穿着一件蓝色的病号服，领口的扣子没扣——是李想。

他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一朵大红色的牡丹花，花已经掉了一半的漆，露出下面黑色的铁皮。缸子里冒着热气，是白色的、厚厚的一团雾，在空气中慢慢地散开。

“你怎么来了？”刘耀文的声音闷闷的，从被窝里传出来，像隔着一堵墙。

“活动课没见你。”李想走进来，走到他的床边，把搪瓷缸子放在床头柜上。缸子底磕在木头上，发出“咚”的一声，里面的液体晃了晃，洒出来几滴，溅在床头柜上，是白色的，冒着热气。“问了护士，说你发烧了。我给你打了杯热水，你喝点。”

刘耀文从被窝里坐起来，头发乱得像鸡窝，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干裂起皮，有两处已经裂开了口子，渗出细细的血丝。他看着床头柜上那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牡丹花只剩下一朵半残的红，缸子边缘磕了好几个缺口，有一个缺口特别大，像被人咬了一口。

“谢谢。”他说。不太习惯说这个词，说出来的时候舌头有点打结，像在说一门外语。

“谢啥。”李想拉了把椅子坐下来，椅子是铁管的，坐上去吱呀吱呀地响。他的身体陷在椅子里，像一团被塞进罐头里的棉花。“你吃什么了没？吃药了没？要不要我去食堂给你带饭？”

“吃了药了。不饿。”

“不饿也得吃，”李想皱了皱眉，那个皱眉的动作在他圆圆的脸上显得很滑稽，像小孩子在学大人，“不吃东西怎么好得快。我跟你说，我上次发烧，三天没吃饭，瘦了八斤，本来就不胖，瘦得跟猴似的。我妈来看我的时候都不认识我了，问护士‘这个猴是谁家的’，哈哈哈哈——”他笑了几声，发现刘耀文没笑，尴尬地收住了，摸了摸后脑勺，“不好笑哈。”

刘耀文没说话，但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动不明显，如果不是李想一直盯着他看，根本不会注意到。

“你笑了！”李想指着他的嘴角，眼睛亮了一下。

“没有。”刘耀文把脸别过去，朝向墙壁。

“你笑了你笑了你笑了！我看到了！”李想高兴得椅子都坐不住了，整个人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椅子吱呀吱呀地响得更厉害了，像在配合他演奏一首欢快的曲子。

刘耀文把被子拉过头顶，又把整个人缩进去了。

被子外面，李想还在笑。

被子里面，刘耀文弯着嘴角，弯了很久。

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笑。不是因为笑不好，是因为笑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珍贵到他不舍得给任何人看。笑是哥哥的，他的每一个笑都是哥哥的，别人不配拥有。李想也不行。

但刚才那一下他没忍住。不是因为李想的笑话好笑，是因为有一个人在他发烧的时候端着一缸子热水来看他。这件事本身不好笑，但让人想笑。不是嘴巴想笑，是别的地方想笑，是那个一直被关在黑暗里的、以为全世界都不在乎他的那个地方，忽然被人敲了敲门，问了一句“你在吗”，然后那个地方就亮了一下。

他不想承认。

但他没办法不承认。

那天下午李想在病房里坐了很久。他一直坐到护士来查房，坐到他自己的晚饭时间到了才走。期间他说的多，刘耀文回应的少。他问了刘耀文很多问题——你家是哪里的？你多大了？你最喜欢吃什么？你会不会打牌？你会不会下棋？你看不看动画片？你听不听歌？

刘耀文只回答了其中两个：“十二岁。不喜欢吃食堂的饭。”

其他的问题他都没回答。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不太记得自己家是哪里的，五岁以后的事情记得很碎，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每一块碎片都能照出一点东西，但拼不起来。他喜欢吃什么东西？他想不起来。他从小在医院里吃食堂，食堂的饭菜永远那几样——白菜、土豆、豆腐、米饭，偶尔有点肉末，肉末少得要用放大镜找。他忘了食物是有味道的。

“那我下次给你带好吃的，”李想说，“我床底下藏了好多零食，我妈来看我的时候带的。有饼干、有薯片、还有火腿肠。你喜欢吃哪个？”

“没吃过。”刘耀文说。

李想愣了一下。他愣的方式很特别——嘴巴微张，眼睛瞪大，整个人僵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被点穴的雕像。他大概从来没遇到过一个人对他说“没吃过”这三个字。在他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吃过饼干、薯片、火腿肠，这些东西就像空气和水一样理所当然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里。

“那你等着。”李想站起来，椅子又吱呀了一声。他跑出病房，跑得很快，拖鞋在地上啪嗒啪嗒地响，像一串急促的鼓点。几分钟后他又跑回来了，手里多了几样东西——一袋苏打饼干，一包薯片，两根火腿肠。他把它们全部堆在刘耀文的床头柜上，堆得满满的，像一座小山。

“吃。”他说。

刘耀文看着那座小山。饼干袋子上印着“康师傅”三个字，薯片袋子上印着一个咧着嘴笑的卡通人物，火腿肠的包装是红色的，上面印着一只小猪。这些东西的颜色很鲜艳，红、黄、蓝、白，在这个灰白色的病房里显得格外刺眼，像有人把一幅画从外面搬了进来。

他拿了一根火腿肠，看了看，不知道从哪头拆。

李想笑了，伸手拿过去，指甲掐住那一圈银色的铁环，一拧一拉，铁环连着一条细细的金属条被拽了出来，红色的塑料皮裂开一道整齐的口子，露出里面粉红色的肉。他把火腿肠递回去，“吃吧，就这样吃。”

刘耀文接过来，咬了一口。

很咸。有一点甜。软软的，有点弹牙。他嚼了几下，咽下去，又咬了一口。第二口比第一口大，第三口比第二口大，吃到第四口的时候，整根火腿肠已经没了。

他舔了舔嘴唇，看着床头柜上剩下的那根火腿肠。

李想把那根也拆了，递给他。

他又吃了。一根接一根，两根火腿肠、三片饼干、一小把薯片。他吃得很急，像很久没吃过东西的人，又像怕这些东西会突然消失一样。他吃东西的样子不太好看，嘴巴张得很大，嚼得很快，嘴角沾着饼干屑和薯片的碎渣，像一个饿了很久的小动物终于找到了食物。

李想坐在旁边看着，没说话。他看着刘耀文吃完了第一根火腿肠，第二根，第三片饼干，第一把薯片。他看着他舔嘴唇，看着他咬碎饼干时下巴用力的样子，看着他嘴角的碎屑和眼底那道细细的、不易察觉的光。

“好吃吗？”他问。

刘耀文点了点头。

“那我下次还给你带。”

刘耀文又点了点头。

他没有说谢谢。但他记住了。他记住了火腿肠的味道，记住了饼干在嘴里变软的过程，记住了薯片被咬碎时发出的“咔嚓”声。他记住了这些东西——不是因为它们好吃，是因为它们是一个人给他的。

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收到过“东西”了。不是信，不是叶子，是东西。是实实在在的、能吃进嘴里的、能填饱肚子的、带着别人心意的东西。上次收到这种东西是什么时候？他想不起来了。也许是五岁？也许是更早？也许从来没有过。

那天晚上刘耀文没有写日记。

不是不想写，是手没有力气。发烧烧了一整天，整个人都是软的，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他把日记本从枕头底下抽出来，放在膝盖上，翻开空白的一页，看着那页纸看了很久，最后只写了一个字：

“吃。”

写完这个字他想了想，又在后面加了一个句号。

句号很小，很圆，像一颗被咬了一口的饼干渣。

五月十四号，刘耀文退烧了。

他回到活动课的时候，李想已经在操场角落里等他了。不是刻意等的，是蹲在那里看蚂蚁，和上次一样的姿势，一样的位置，一样的馒头。他好像每天都在那里看蚂蚁，不管刘耀文来不来，他都在。

“你来了！”李想看到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他的裤子膝盖位置有一个圆圆的印子，是蹲久了留下的，像一个圆形的徽章。

“嗯。”刘耀文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

“你好没好全？烧退了没？”

“退了。”

“那就好。我跟你说，昨天你没来，我一个人看蚂蚁看了一整节活动课，无聊死了。蚂蚁搬家都搬完了，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另一窝。”

刘耀文没说话，也低头看蚂蚁。

这窝蚂蚁比上次那窝小，数量也少，只有十几只，在水泥地裂缝的附近转来转去，不知道在找什么。

“你说蚂蚁会不会迷路啊？”李想问。

“会吧。”刘耀文说。

“那它们怎么找回家？”

“……跟着气味。”

“那要是气味被雨水冲走了怎么办？”

刘耀文想了想，说：“那就回不去了。”

李想转过头看他，那双小眼睛里有了一种和平时不太一样的光。不是好奇，是认真。他认真地看着刘耀文，好像在确认他这句话是不是在说蚂蚁。

“那要是回不去了，”李想说，“它们怎么办？”

“重新找一个家。”刘耀文说。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陈述一个和他无关的事实。但说完之后他自己愣了一下。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也不知道这个“重新找一个家”是在说蚂蚁，还是在说别的什么。

“哥，”他在心里问，“我还能重新找一个家吗？”

没有人回答。但胸口那个热度还在。它没有变大，没有变小，就是那样安安稳稳地待在那里，像一颗已经种了很久的种子，不知道会不会发芽，但你每天浇水、每天等、每天浇水、每天等，等得久了，浇水这件事本身就变成了意义。

“你在想什么？”李想问。

“没想什么。”刘耀文说。

“骗人。你刚才发呆了至少五分钟。我数了。”

刘耀文看了他一眼。这一眼和上次一样，看了很久。他看着李想的圆脸、小眼睛、馒头、牙缝、没扣的领口、露出来的脖子。他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他和这个人只说过几次话，但这个人的脸他已经记得很清楚了。不是刻意记的，是自然而然地记住了，像记住火腿肠的味道一样，不需要用力。

“李想。”他叫了一声。

“嗯？”

“你是不是对谁都这样？”

“什么样？”

“就是……给人送热水、送吃的、陪人看蚂蚁。”

李想想了想，挠了挠头，说：“也不是。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你需要。”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

“因为你老是一个人蹲着。”李想很认真地说，“一个人蹲着的人，肯定是需要有人跟他一起蹲的。”

刘耀文沉默了。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李想以为他又发呆了，刚想开口说“你又发呆了”，刘耀文开口了。

“嗯？”李想没听明白。

“我有哥哥，”刘耀文又说了一遍，声音比第一遍大了一些，“我不需要别人。”

李想愣了几秒，然后笑了。那个笑不是尴尬，不是勉强，是真的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笑。

刘耀文又沉默了。

“朋友”这个词对他来说太陌生了，陌生到像一门外语。他见过别人交朋友——走廊上两个病人在聊天，食堂里几个人坐在一起吃饭，活动课上几个人追着同一个球跑。他看过这些场景，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放进去过。那些场景里没有他的位置。他的位置在别处，在一个只有他和哥哥两个人的世界里。

现在有一个人站在那个世界的门口，敲了敲门，说“我不进去，我就在门口，行不行”。

刘耀文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他下意识地去看自己的右手。右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像牵着一只手。

“哥哥，”。“有人想当我朋友。我该不该答应？”

他等了很久。

没有回答。

但他感觉到右手被人轻轻地、很轻很轻地捏了一下。

不是疼。是一个信号。是一个只有他能读懂的信号。

那个信号的意思是——可以。

李想怔了一下，然后那张圆脸上绽放出一个巨大的、灿烂的、能把整个操场都照亮了的笑容。他伸出手来，刘耀文以为他要握手，也伸出手去。结果李想不是要握手，他是要击掌，手伸出来在刘耀文的手掌上拍了一下，“啪”的一声，声音很脆，在操场上回荡了一小圈。

刘耀文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手掌上有一个红红的印子，是李想拍出来的。红印子不大，在他掌心的旧伤疤旁边，像一个新来的客人，小心翼翼地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他看着那个红印子，没有擦掉。

他没有擦掉。

那天晚上刘耀文写日记的时候，在“吃”字后面加了一行：

“今天交了一个朋友。他叫李想。他说他不想当我哥哥，只想当我朋友。哥同意了。哥捏了一下我的手，我感觉到了一点点，很轻。”

他写到这里停了一下，用笔尖点了点纸面，像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写。

然后他写了：

“但我还是最喜欢哥。别人都不行。朋友也不行。”

他把日记本合上，压在枕头下面，和那封信、那片叶子放在一起。

他侧过身，面朝墙壁，把右手放在胸口上，手指微微蜷着。

窗外没有月亮。月亮被云遮住了，只有一点点朦朦胧胧的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像被人撕碎了的月光，一片一片地落在窗台上。

刘耀文看着那些碎掉的月光，忽然想到一件事。

他想到李想说“一个人蹲着的人，肯定是需要有人跟他一起蹲的”。他想到哥哥已经很久没有跟他一起蹲了。不是不在，是不蹲了。哥哥还站在那里，还站在那个他够不到的地方

看着他，但不蹲下来。他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不再蹲下来了，他只知道他的腿蹲麻了，很麻，麻到快要站不起来了。

他好想哥哥蹲下来。

像以前一样。

像七岁那年，在那个灰白色的走廊里，在他第一次叫出“哥哥”的那一瞬间——蹲下来，握住他的手，说“我在”。

他好想。

但他没有说。

他把这个“好想”咽了下去，和以前的很多“好想”一起，咽进胃里，让胃酸去消化。

胃酸很强，什么都能消化。

包括“我好想你”。

他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

在闭上眼睛的最后一秒，他看到窗台上那些碎掉的月光慢慢聚拢起来，拼成了一个人的形状。没有脸，没有衣服，只是一个轮廓，一个很淡很淡的、像用铅笔轻轻画在纸上的轮廓。

那个轮廓蹲了下来。

和刘耀文平视。

然后那个轮廓伸出手来，放在了刘耀文的头顶上。

没有重量。没有温度。但刘耀文感觉到了。

他感觉到了那只手放在他头顶上的存在。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存在，是另一种存在——是你知道有人在那里，你知道那不是什么轮廓、什么月光、什么幻觉，那就是他，是他的哥哥，是宋亚轩。

他来了。

他蹲下来了。

他把手放在了刘耀文的头上。

刘耀文没有睁开眼睛。他怕睁开眼睛那个轮廓就散了，那只手就没了，那个蹲下来的姿态就会重新变成站着的、遥远的、够不到的样子。

他就那么闭着眼睛，感受着那只不存在的手放在他的头顶上，感受着那些不存在的手指轻轻穿过他的头发，感受着那个不存在的人蹲在他面前，离他很近很近，近到他能闻到那股味道——那股他只在信纸上闻到过一次的、像阳光晒过的棉布一样干燥而安静的味道。

不是医院的味道。

是哥哥的味道。

他的眼泪从闭着的眼睛里渗出来，沿着眼角滑下去，滑进耳朵里，滑进枕头里。他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但那个口型很清晰，清晰到任何一个会读唇语的人都能看懂。

“哥哥，你终于回来了。”

那只手在他头顶上停了很久。

久到他的呼吸平稳了，久到他的眼泪干了，久到窗外的云散了，月光重新洒下来，洒在他的脸上，洒在他弯着的嘴角上。

那只手收回去的时候，他的头发被轻轻地拨了一下，像有人在跟他说再见。

他没有说再见。

他说的是：“别走。”

不是“别走”，是“别走。”

句号。不是问号，不是感叹号，是句号。因为他不需要问，他知道哥哥不会走。他只是想把这个“别走”放在这里，像一个坐标，标记这一刻——十二岁，五月十四号，星期三，晚上，病房，上铺，月光，头顶上的手，还有那句没有说出口的“别走”。

以后他每次路过这一刻，都会停下来，看一看，摸一摸，确认它还在。

它会在的。

因为哥哥说的。

哥哥说花会再开的。哥哥说不要怕。哥哥说他在。

哥哥说的每一句话，刘耀文都信。

他信。

走廊里的灯灭了。值班护士换班了。铁门开了一次又关了一次。隔壁305病房有人在打呼噜，鼾声很大，像拖拉机在耕田。

刘耀文翻了个身，面朝上，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身体两侧。他的右手手指微微蜷着，但这一次他不是在握东西，他是把手掌摊开，手心朝上，像在等什么东西落下来。

月光落在他的掌心里，一小块，白色的，凉凉的，像一枚银色的硬币。

他把手指慢慢地合拢，把那块月光攥在掌心里。

月光没有温度。但他攥得很紧。

因为这是哥哥走后，他唯一能攥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