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足

法富看着他，补了一句：“神父，当着上帝的面，您可以不回答。”

巴多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放下笔，抬起头来。

“以我观察，九成以上。”

十月初，西暖阁。帘子已经撤了。洪奕勉、郑慕白、王西决、许光启、周正、刘宗仁六人分列两班。持笔太监周成站在案侧，手里捧着新拟的诏书草稿。

我开口之前，先让周成把草稿念了一遍。第一道是关于缠足的：选秀女，缠足者不得入宫为妃；全国禁止缠足，不缠足者每年奖励一百文，至十四岁止。第二道是关于宫中执役的：宫中不再招收男子，只招天足女子入宫执役。原有宦官留用至终老，不再递补；空缺之职，悉以天足女子充任。

两道诏书分开念。念到第一道时，王西决的眉头皱了起来；念到第二道时，刘宗仁的脸色沉了下去。周成念完最后一个字，西暖阁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王西决率先出班。他是礼部尚书，涉及礼制的事，他必须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他说缠足乃民间旧俗，非朝廷法度所能禁，若强行禁止，恐引起民怨；至于宫中不再招收男子——太监之制，自周朝便有，历代相沿，骤然废止，恐宫中无人执役。

我看着他，只问了一句：“王大人，你见过被缠足的女子吗？”

他愣了一下，说见过。我说那你见过她们的脚吗。他沉默了。我说你没有。你见过她们穿着绣花鞋走路的样子，你夸她们步步生莲，觉得那很美。但你从来没见过她们的脚——那些被折断的趾骨，被压进脚底的指甲，溃烂的伤口，裹脚布里渗出来的脓血。你都没有见过。我见过。我在医官营里见过，在宫里见过，在后宅里见过。这不是旧俗，是陋习。陋习不该禁吗？王西决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我把目光转向刘宗仁。他一直没有开口，但我知道他一定会反对。他在等一个更有利的时机，而我不打算给他这个时机：“刘大人一定又想讲‘男降女不降’。那日郑大人回来，我就说过，气节不在脚上，在心里。北京城破之日，宫中投河殉国者上百人，皆是宦官。而文臣殉国者，寥寥无几。我看清流也不必因此自残。”

阁臣们面面相觑，露出尴尬之色。

我轻轻叹了一口气，故意放缓了声音说道：“我说这话不是为了羞辱诸位大人。身体发肤之类的话诸位一定倒背如流。又为何提倡残害双足，挥刀自残，让天下一多半人陷于不孝。”

我重新坐下，声气又放平了几分：“这件事，我磨了老太后很久，也磨了太后很久。老太后起初是摇头的，太后也犹豫。我跟她们说，不是为了什么大道理，就是为了那些还没被送进净身房的孩子。老太后最后叹了口气，说哀家老了，管不了那么多了，你看着办吧。太后说，这事光有老太后点头还不够，得让内阁自己说出来。所以今天这两道诏书，不是我一个人定的——是老太后、太后、内阁，我们一起定的。”

值房里又安静了一瞬。然后洪奕勉缓缓站起来，整了整衣冠，朝我端端正正地行了一礼。他说翊圣夫人，这两道诏书发出去，士绅会骂，言官会弹劾，民间会炸锅。但老臣活了这么大岁数，见过的诏书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真正能让老百姓记一辈子的，没有几道。今天这两道，算两道。他说完，拿起笔，在票拟上签了字。

郑慕白没有说话。他只是从洪奕勉手里接过笔，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笔搁在砚台上，继续翻看户部的文书。

周正签了。许光启犹豫良久，也签了。王西决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拿起笔，说了一句“臣保留礼部复议之权”，最终还是签了。刘宗仁没有签，把笔搁在砚台上，说都察院保留弹劾之权。

六位阁臣，五位签字附署，一位公开拒绝签署。我把目光从那张票拟上收回来，站起来，走到桌前，提起朱笔，在诏书草稿上写下最后一行字。笔落下去的时候，我知道这两道诏书自此再无可回旋。然后搁下笔，转向周成：“这两道诏书，今天就要贴到南京城的城门上。一个月内，贴到各府各县的城门上。违令者，按律处置。”

周成领命退下。我仍站在案后，目光从六人脸上缓缓扫过一圈。没有人再说话。窗外的光从西边斜进来，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道道拉得很长。

数日后，南京城门口贴出了告示。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几个书生模样的人高声议论着——“禁止缠足倒也罢了，怎么连太监都不让招了？”“翊圣夫人自己就是个女的，宫里再招一帮女人，这宫里不就成了女人国了？”

又过了些时日，各地消息陆续传来。苏州士绅联名上书反对，镇江咨议局的商户们赞成，说天足女子能做工、能经商，对地方经济有利。江阴新军子弟的母亲们把告示贴到了自家门口。

这话传到西暖阁时，我正批着一道关于海军的折子。我搁下朱笔，望着窗外那盆白海棠，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提起笔，在折子末尾写了四个字：知道了，照准。

法富从宿州带回的消息，在南京引起了一阵不算短暂的回响。都督府的长桌前，军官们摆了几回推演，把清军撤兵的路线、速度、辎重空置的程度反复比过。又把康熙的经济、朝局、新军发展进度逐一估算，甚至把欧洲国家可能给予清廷的援助也纳入了推演。最后法政收起指挥棒，说了一句话：“即使康熙说服欧洲国家出兵相助，我们也有实力击溃他们。康熙想真正追上我们，就算竭尽全国之力，也至少需要十年。”

大臣们算的是另一笔账。户部的折子写得清楚：过去两三年间，新军已扩至八万。维持八万新军的现状，每年军饷、装备、后勤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财政撑得住。新政推行这几年，清丈田亩、算科取士、士大夫限额免税，国库比永平七年翻了一倍有余。如果十年不打仗，这笔钱就可以投到别处去。

最终的决策是在西暖阁做的。我把内阁、都督府和户部的意见拢了一遍，定了三条：八万新军不扩展，不缩编，维持现有规模；十年之内，康熙追不上我们，军备不需要大规模扩充；省下来的钱，全部投到经济和教育上去——兴修水利，开矿设厂，推广算科和格物科，在各府设立官学。

这笔账是冷的，但算得很清楚。康熙不是不想打，是打不过。不是打不过一次，是追不上——追不上新军的训练水平，追不上新军的装备更新，追不上这套靠规则和系统运转的军事体系。十年，这个时间窗口是用南京一战打出来的，是用淮北撤军谈判谈出来的，也是用八万新军的日常操练和何能的海军常态化巡航维持的。

散朝后，慕白在书房里把户部递上来的度支预算又看了一遍，没有说什么。他搁下笔，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着——那是他算账时的习惯动作。过了好一会儿，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这笔账如果真的能这样算就好了。”

陆青站在窗前，望着外面渐渐沉下去的暮色，说了一句：“康熙在等我们犯错误，我们偏不犯。这不就是账。”

窗外的老槐树上，最后一片叶子旋了几旋，落在青石板上。秦淮河的桨声从远处隐隐传来，混着校场上夜训的号角声。阿瑞的屋子里已经灭了灯，再过几年，他也要去考格致科了。南京城的秋天快要过完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