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港

船票是下午三点的。沈鹿溪提前两个时辰就到了码头，在售票厅外面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看着海面上起起伏伏的桅杆。功德花印记在她手腕上亮着，温温的，像有人一直握着她的手。

阿兰送她到码头，眼眶红红的，提着一个藤编箱子，里面装着换洗的衣裳和几包干粮。“小姐，您真的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嗯。查完就回来。”阿兰把箱子递给她，“您到了那边，记得写信。”沈鹿溪接过箱子，“会的。”她摸了摸阿兰的头，“你在家帮我看着爹。”阿兰用力点头，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没有掉下来。

沈怀安没有来码头。沈鹿溪知道他不会来，但走到登船口的时候，还是回头看了一眼。码头上人来人往，没有人站在显眼的地方，但她远远地看到岸边的榕树旁，有一道穿着旧灰长衫的身影。他没有上前，只是远远地站着，像是来看一眼，又不打算让她知道。沈鹿溪没有挥手，转身踏上了跳板。功德花印记在她手腕上亮了一下，润玉的声音在心底浮起：“他来了。”她轻轻应了一声：“我知道。”

船是英属公司的客货两用船，船体不大，甲板上堆着几层货箱，船舱分上下两层。沈鹿溪买的是二等舱，一个靠窗的小房间，一张窄床，一张折叠桌，桌面上嵌着一盏固定的铜台灯，灯罩已经发黑了。她关上舱门，把藤箱放在床脚，在窗边坐下来。窗外的码头正在一寸一寸地后退，像一幅被缓缓收起的画卷。海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带着铁锈和咸水的气味，她低头看着那枚海螺，又想起白先生转述的那句话——“当年的事，我记得。你记得吗？”

她不知道上海等着她的是什么，但她把名单又看了一遍。那个名字她没有听说过，但娘把它写在名单的最后一行，说明它很重要。船开了，港口渐渐变小。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功德花的光在昏暗的舱室里亮着。她感觉到润玉的温度，又听到他说了一句：“你休息一会儿，到了我会叫你。”她没有回答，只是微微弯了一下嘴角，像是有人替她关上了灯。

船在海上走了五天。白天她在甲板上散步，看海面上的云和远处的船影。晚上她回到舱室，点着那盏铜台灯翻看名单。第二天的午后，船上的餐厅来了一行新搭船的客人。沈鹿溪正在角落里喝一杯凉茶，看到一个身形挺拔的中年男人走进来，穿着深灰色的长衫，步伐从容，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要了一壶茶，还点了一碟花生米。功德花印记在她手腕上微微亮了一下，温温的，但不像之前那样平静。她不动声色，慢慢喝着茶，余光落在那个人身上——他坐得很端正，喝茶的动作不紧不慢，像是习惯了独自一人。但他偶尔会看向窗外，那种目光不像是在看风景，更像是在辨认方向。

沈鹿溪没有靠近，喝完茶就起身回了舱室。她关上舱门，功德花印记亮了一下，润玉的声音浮起来：“你注意到他了。”她坐下来，“嗯。他看海的方式，不像普通旅客，像是在找什么。他不是偶然上船的。上海那边，已经有人知道我来了。”

她没有害怕，只是把那份名单折好放进衣襟里，和那枚海螺贴在一起。船还在海上，她还有时间，也有备用的路。

第五天清晨，船终于靠岸了。远处出现了灰色的码头轮廓，岸上的建筑由远及近变得清晰起来。沈鹿溪站在甲板上，功德花印记在晨风中亮着。润玉的声音在她心底浮起：“你到了。”她看着渐渐靠近的码头，心里浮起那句要带去的话。她收好海螺和名单，提上藤箱，踏上了跳板，踩在了上海的地面上。码头上人声嘈杂，空气中混着煤烟和潮湿的江风。她站在人群里没有立刻走，回头看了一眼那艘船。那个灰长衫的中年男人已经不在甲板上了。沈鹿溪没有去找他。她转身走进人群，功德花的光在袖子底下安安静静地亮着，像有人替她拨开了面前的路。她沿着码头往外走，一步一步走进这座陌生的城市——而她知道，那个名字很快就会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