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档案馆出来之后,林小麦在车站等了半个时辰,坐上了回公社的班车。到公社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暗了,她没有先回厂里,直接沿着通往第三生产队的土路走过去。路不近,走了大概两刻钟,经过一片新翻过的田地,路边有几棵杨树,叶子在晚风里翻动着,发出沙沙的细响。
第三生产队的格局跟红星大队不一样——房子更分散一些,田更大一些,路边的水渠里流着细细的水,水面上漂着几片落叶。她沿路问了一个正在收锄头的老乡:“请问徐根生家在哪?”那人往西边指了一下:“前面那棵老榆树旁边,院墙矮的那个。”她顺着他指的方向走过去,果然看到一棵老榆树,树冠很大,遮住了半间屋顶。院墙是土坯砌的,确实不高,站在外面能看到院子里晒着一些干菜。
院门开着,她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喊了一声:“徐根生在家吗?”
过了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从屋里走出来,中等个头,脸晒得很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卷到胳膊肘。他站在门口看了她一眼:“你是谁?”
“我是红星大队的,姓林,叫林小麦。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打听谁?”
“徐茂林。你认识吗?”
那个男人没有立刻接话。他站在门口,又看了她一眼,像是在打量她为什么知道这个名字。然后他往旁边让了一步:“进来说吧。”
院子里有一张矮桌,几条板凳。他让她坐下,自己坐到对面,没有倒水。“你怎么知道徐茂林这个名字?”
“我去省城查到的。他在省城开过旧货铺子。有人说他可能是你们徐家的人。”
徐根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是我堂兄。年轻的时候去了省城,后来就不怎么回来了。”
“他现在在哪?”
“不知道。他去省城之后只回来过两次。后来就没有音信了。有人说他改行了,有人说他搬到别处了。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七十年代初。有人带话说他还在省城,但没说具体在哪。”他抬头看了一眼对面那个姑娘,“你去省城查他做什么?”
“我太奶以前也在查他。她留了一些东西给我,里面提到了徐家。”
徐根生的表情变了一下:“你太奶叫什么?”
“林晚棠。”
徐根生没有说话。他坐在矮桌对面,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太奶以前来找过我。大概十几年前,她到我家来过,问的是同样的事——徐茂林,省城的旧货铺子。”林小麦坐在对面没有动,但她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合了一下。“她跟你说什么了?”“她说她在查一件事,需要找到徐茂林。我问她什么事,她说跟一批假货的源头有关。我没有多问,因为我不知道徐茂林在哪。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她有没有留什么东西在你这里?”
“没有。她只问了一句话——‘如果徐茂林回来了,你愿不愿意让他来找我?’我说行,他不会回来的。后来她走了,就再没来过。”
林小麦没有追问更多。她坐在矮桌旁边,傍晚的风从院子里穿过去,吹动晒在绳子上的干菜。她看见屋檐下挂着一串红辣椒,干缩后的表皮皱成一团,颜色已经不像新鲜时那么鲜亮了。“如果徐茂林没有回来,那你们徐家还有没有别人知道他在省城的事?”
“没有了。我是徐家留在村里的最后一个姓徐的男人了。其他人都走了,就我还在种地。”
林小麦坐在凳子上过了一会儿才站起来。“谢谢你。”
徐根生也站了起来,走到门口送她。她走了几步,又回头:“你堂兄走的时候,有没有留过什么东西在家里?”
徐根生站在门框下面,想了想:“他走的时候留了一个木箱子,说是旧书,放在我家柴房里。后来我打开看过,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几本旧账本和几封没寄出去的信。你要是想拿,就拿走吧。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林小麦跟徐根生走到柴房门口,从角落里拖出一个落满灰的木箱子。箱子不大,漆面已经斑驳了,锁扣锈成了暗红色。她没有当场打开,只是把它搬出来放在院子里。“等我看完了,再还你。”
徐根生摆了摆手:“不用还了。你太奶来过一趟,你又来一趟。这东西放在我这儿十几年没人碰过,你拿走比我留着有用。”
她把木箱搬回了厂里。箱子比看起来轻一些,里面应该没有装太多东西。她把箱子放在堂屋的桌上,拿湿布擦了一下表面的灰,又看了看锁扣——锈死了,但锁扣本身已经脆了,她用钳子轻轻一撬就开了,合页发出断裂的细响。箱盖掀开,里面放着几本旧账本、几封信和一些零散的纸张。
她先拿起那几封信——信封上写着地址,收信人都是徐茂林,但从邮戳看都没有寄出过。她放下信,拿起一本旧账本翻开第一页,上面是手写的数字和品名,字迹跟省城老店老太太描述的那间铺子相符。她翻了几页,又合上了,没有继续往下看。她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看这些东西。
她把箱子放在床底下,没有急着翻完。然后她坐在灯下写了一行字:“太奶,我找到徐茂林留在村里的东西了。一些旧账本和信件,还没看完。”
过了一会儿回复:“里面有没有提到他去了哪?”
“还没有开始看。打算明天再看。”
“你慢慢看。他不在了,但他的东西还在。”林小麦看着那行字在灯下坐了一会儿,然后熄了灯。她把铜镜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枕头旁边,闭上眼睛。黑暗中,床底下那个木箱安静地放着,锁扣已经撬开了,箱盖虚掩着,里面的东西还等着她去翻看。她翻了个身,面向墙壁,很快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