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的传唤

姜念晚接到警方电话的时候，正在姜家大宅的后院里教沈知意插花。

不，准确地说，是沈知意教她。姜念晚对花艺一窍不通，她只知道养母在工厂门口的花坛里种过月季，红的粉的黄的，开起来热热闹闹，不像沈知意手里这些白色的百合、香槟色的玫瑰，一朵一朵精致得像假花。

“你手太紧了。”沈知意轻轻握住她的手，帮她调整剪刀的角度，“插花不是用力气，是用感觉。你要顺着花的走势，不要硬掰。”

姜念晚的手被沈知意握着。那个女人的手很软，很暖，和她养母那双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手完全不同。但她握着她的方式是一样的——轻轻的，小心翼翼的，像是在握一只随时会飞走的蝴蝶。

“妈。”姜念晚开口。

“嗯？”

“你的手好软。”

沈知意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和之前不一样，不是拘谨的、练习过的笑，是真的被逗笑了。“人老了皮肤会松，等你的手也这么软的时候，你就老了。”

“我妈的手不是这样的。”

沈知意的笑容淡了一些。她知道姜念晚说的“妈”不是她，是林桂芳。

“她的手是什么样的？”沈知意问。

“粗糙。指关节很粗，指甲总是剪得很短。手心有茧，冬天会裂口子，贴满了创可贴。”

沈知意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白皙、纤细、保养得宜，指甲上涂着淡粉色的甲油。这双手从来没有洗过一件衣服、做过一顿饭、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站过八个小时。

“她是个好妈妈。”沈知意说。

“嗯。”

“比我好。”

姜念晚抬起头，看着沈知意的脸。那张脸上没有嫉妒，没有不甘，只有一种很淡的、说不清是愧疚还是遗憾的东西。

“你们不一样。”姜念晚说，“她给了我活下来的命，你给了我回来的路。不一样，但都重要。”

沈知意的眼眶红了。她没有哭，只是用力地握了握姜念晚的手，然后松开，拿起一枝百合，插进花瓶里。

“这枝放这里。”她说，“你看，像不像在跳舞？”

姜念晚看着那枝百合。它的枝干微微弯曲，花朵朝上，确实像一个正在旋转的舞者。

“像。”她说。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

姜念晚拿出手机，是一个陌生号码。她接起来。

“您好，请问是姜念晚女士吗？”

“我是。”

“这里是海城公安局经侦支队。您之前通过姜衍先生递交的材料，我们已经收到了。有几个细节需要您本人来一趟，当面核实。您看今天下午方便吗？”

姜念晚的手指顿了一下。“方便。几点？”

“三点。到了打这个电话。”

“好。”

她挂了电话，发现沈知意正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有担心、有紧张，还有一种她看不懂的东西。

“谁的电话？”沈知意问。

“公安局。关于宋清晚的案子。”

沈知意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

“妈，”姜念晚看着她，“你担心她？”

沈知意沉默了几秒。“她是我养大的。二十多年。就算不是亲生的，就算她骗了我——她还是我养大的。”

姜念晚理解。她理解一个母亲对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的感情，不是DNA能切断的。就像她对林桂芳——林桂芳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那是她妈。永远是。

“我不会害她。”姜念晚说，“我只是要一个真相。”

沈知意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插花。但她的手在发抖，剪刀剪偏了，一枝玫瑰被剪得太短，插不进花瓶里了。

她把那枝玫瑰放在桌上，没有扔。

下午三点，姜念晚准时出现在公安局门口。

不是一个人来的。秦墨予陪着她，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里面是所有的文件副本。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比平时更亮——那是他进入工作状态时的标志。

“紧张吗？”他问。

“不紧张。”

“你说不紧张的时候，你的右手在抖。”

姜念晚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确实在抖。她把右手插进口袋里，深吸一口气。

“现在呢？”

“还是在抖。只是看不见了。”

秦墨予的嘴角弯了一下，然后恢复了平时的严肃。“走吧。”

他们走进公安局，经过安检，上到三楼。一个穿着警服的年轻女警在走廊里等他们，把他们带进了一间询问室。房间不大，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墙上挂着一面国旗和一块写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匾。桌上放着一台电脑、一支录音笔、一个水杯。

“请坐。”女警说，“稍等一下，承办人马上来。”

姜念晚坐下来，把包放在膝盖上。秦墨予坐在她旁边，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拿出文件，一摞一摞地码好。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仪式感很强的事情。

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来。四十出头，国字脸，眉毛很浓，看起来不像警察，更像一个中学教导主任。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胸前别着工作证：海城公安局经侦支队，赵志国。

“姜念晚女士？”他伸出手。

“您好。”姜念晚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

“坐。”赵志国在对面坐下，翻开文件夹，“今天请您来，主要是核实几件事。第一，关于您递交的材料中提到的‘温秀兰证词’。温秀兰目前在押，她的证词我们已经提取了。但有几处时间线和您的材料对不上，需要您确认。”

“哪里对不上？”

赵志国翻开一页，念道：“温秀兰在证词中说，她在1995年9月3日换掉了两名女婴的脚环。但医院的产房记录显示，当天的值班护士有三个人。温秀兰是清洁工，没有进入产房的权限。她是怎么进去的？”

姜念晚的脑子转了一下。这个问题她想过。温秀兰是清洁工，不可能光明正大地走进产房换孩子。一定有人帮她。

“她不是一个人做的。”姜念晚说。

“谁帮了她？”

“我不知道。但她说过，她有一个同乡也在仁济医院工作，是护士。那个人帮她打开了产房的门。”

赵志国低头在文件夹上记了几笔。“同乡的名字？”

“温秀兰没说。她说她忘了。”

赵志国抬起头，看着姜念晚。“你觉得她是真忘了，还是不想说？”

姜念晚沉默了几秒。“不想说。”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可能还在海城。可能还在医疗系统工作。温秀兰怕说出来，会连累她。”

赵志国点了点头，继续往下问。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每一个都问得很细，细到姜念晚有些问题答不上来。秦墨予在旁边适时地补充，帮她回忆时间、地点、人名。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像一对合作多年的搭档。

最后一个问题问完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从蓝色变成灰色，从灰色变成一种接近黑的深蓝。

“姜女士，”赵志国合上文件夹，“今天的询问就到这。后续有需要，我们会再联系您。”

“赵警官，”姜念晚没有站起来，“案子什么时候能有结果？”

赵志国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她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公事公办，更像是一种见惯了人间悲欢的、麻木的温和。

“不好说。”他说，“证据链不完整。温秀兰的证词是关键，但她是有利害关系的人，法院采信的可能性不大。资金流水只能证明宋清晚和温秀兰之间有经济往来，不能证明那笔钱是封口费。至于车祸——”

他停顿了一下。

“车祸那件事，没有直接证据指向宋清晚。肇事司机死了，账户是境外的，中间人是谁、怎么联系的、宋清晚有没有参与——都不知道。如果没有新的证据，这个案子可能立不了。”

姜念晚的手指攥紧了包带。

“所以，她不会有事？”

“至少目前看，不会有事。”

姜念晚站起来，鞠了一躬。“谢谢赵警官。”

她转身走出了询问室。秦墨予跟在她身后，公文包夹在腋下，步伐比平时快了一些。

走廊很长，灯光惨白，地上铺着浅灰色的地砖，每走一步都能听到回音。姜念晚走得很慢，慢到秦墨予不得不放慢脚步等她。

“姜小姐。”他在她身后开口。

她停下来，没有回头。

“宋清晚不会有事”这七个字在她脑子里反复回响，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她的心脏。她花了三年查证据，三年啊。一千多天，几万个小时，从海城到开曼群岛，从孤儿院的档案室到银行的保险柜，她跑了多少个地方、见了多少人、吃了多少闭门羹。她以为温秀兰的证词就是那把能钉死宋清晚的锤子，但现在赵志国告诉她——这把锤子可能敲不碎那堵墙。

“秦律师，”她的声音沙哑，“她说得对。”

“谁说得对？”

“宋清晚。她在节目上说的。她说——‘如果能证明是我做的，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但不是我做的，我不能认。’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不会有事。因为她太清楚了——证据不够。”

秦墨予走到她身边，把公文包换到左手，右手插进裤兜里。

“证据不够，就继续找。”他说，“她不可能滴水不漏。只要她做过，就一定有痕迹。只是我们还没找到。”

姜念晚转过头看着他。走廊的灯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清晰。金丝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里有光——不是同情，不是安慰，是一种和她一样的、不甘心的、不肯认输的光。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她问。

“我说过，我不是对你好。我是在找我母亲的答案。”

“那找到了吗？”

秦墨予沉默了两秒。“快了。”

他转身往前走，皮鞋踩在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姜念晚看着他的背影，那个背影很直，很挺，像一棵在风里站了很久的树。

她跟了上去。

走出公安局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门口的路灯亮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两条黑色的河流，流向不同的方向，又在中途交汇在一起。

手机震了。

厉衍洲的消息：“今天回来吃饭吗？”

姜念晚看着这行字，打了两个字：“不回。”

然后她删掉，重新打：“回。”

她没有发。

她把手机放进口袋，抬起头，看着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什么都没有。

“秦律师，”她说，“陪我去个地方吧。”

“哪？”

“我妈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