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待证实

“原判卷宗调取申请已经批准，复函到达以前，不安排诱导性接谈。”

张丽慧把审批意见读完，请驻监联络负责人在知悉栏签名，随后将申请副本收入赵福来申诉专袋。

进入监狱工作的第二个月，她给自己划定了一条工作界线，白天只处理驻监检察的正常职责。

监舍巡查、伙食卫生检查、刑期核算、禁闭审批和当面申诉，每一项都不能因旧案线索被压缩。

赵福来的申诉书只在完成当天工作后取出，借阅时间和归还页数照常登记，连一张附页都不进入私人笔记。

当天上午，张丽慧跟随监区干警检查冬季储粮，发现账面登记的白菜数量与地窖存量相差三十六斤。

管库人员解释为损耗，却拿不出腐烂处理记录，她要求当场复秤，并将缺口列入整改通知。

下午接谈的两名在押人员，一人反映家书长期扣留，一人对刑期起算日期提出异议。

张丽慧分别核对收信登记和羁押证明，直到下班铃响才完成移送与回告期限记录。

走廊巡逻的脚步越过办公室门口以后，她关好门，把公用时间线表铺在铁桌中央。

左栏标着一九七八年，南余县某镇供销点被盗，守夜人受伤，赵福来在案发后被捕。

原判认定主要依靠两名辨认人和一件颜色相近的外衣，赃物旧手表没有从赵福来住处起获。

赵福来历次申诉都称，当晚他在邻村帮人修屋顶，真正作案者与他体貌接近，案发后离开镇子。

右栏标着一九七九年，同一个镇发生薛春燕被害案，杜晓辉被捕、判刑并执行死刑。

徐钊在案发后打听外省车次，侦查机关曾按犯罪嫌疑方向调查，后来却在判决材料中被降为去向不明的相关人员。

两个案子相隔不到一年，地点重合，也都出现了犯案后离开当地的人。

张丽慧没有把离开镇子四个字画成连接线，她先把两个案件可核实的时间拆到月份。

赵福来案发生在一九七八年冬月，抓捕发生在五天后，判决则在两个月内完成。

薛春燕案发生在次年夏天，徐钊被村民看见打听车次的日期晚于案发，却早于杜晓辉一审开庭。

中间七个多月里，徐钊是否一直在镇上，现有材料没有给出连续证明。

如果赵福来所说的人就是徐钊，徐钊可能在供销点案后短暂外出，之后返回学校继续任教。

如果徐钊从未离开，赵福来申诉中的离镇传闻便可能形成于多年以后，来源需要重新核查。

还有一种解释，两起案件涉及不同的人，只因镇子人口流动有限，产生了职业和外出经历上的重叠。

张丽慧把三种可能全部写入核查提示，每种后面都列出所需证据，避免只寻找支持第一种推断的材料。

她继续比对体貌信息，赵福来说对方身形、脸形与自己相近，左耳后有旧烫伤，惯用左手，还会修自行车。2

杜晓辉案现有材料只记载徐钊年龄、职业和普通身高，体貌栏没有耳后特征，也没有惯用手记录。

徐钊离开前卖过旧自行车，只能证明他持有过车辆，无法证明他具备修车技能。

两栏之间仍隔着大片空白，任何一个缺失都可能使关联方向失去基础。

张丽慧取出尺子，在两个年份之间画下一道虚线，线条没有碰到任何姓名。

她在虚线旁写了三个字，待证实。

证实需要解决两个问题，赵福来所说的人能否通过独立细节指向徐钊，徐钊离开南余后究竟去了哪里。

第二个问题已经交给陈一众按程序核查，南余县学校教职工名册和跨地区户籍记录都需要等待正式回函。

第一个问题则不能只靠纸面材料，赵福来的记忆来源、首次陈述时间和描述是否受后来消息影响，都要当面核实。

张丽慧翻开历次申诉目录，最早一份形成于一九七九年春天，时间早于薛春燕被害案。

那份申诉原件尚未调到，现有登记只留下五个字，另有真凶在逃。

如果最早申诉已经描述学校教师、耳后烫伤或乐器，信息便不可能来自杜晓辉案后的传闻。

如果相关细节仅在近年材料中出现，她必须追问赵福来从何处听到，是否与同监人员交流过南余旧案。

张丽慧把首次申诉原件列为优先调取项，又写下接谈规则，先开放叙述，再按时间追问，不出示徐钊照片，不告知杜晓辉案。

她不能问对方那个人是不是音乐老师徐钊，这样的问法会把答案塞进赵福来嘴里。

她也不能先问小号、左手或自行车，只能让赵福来自己说明记得什么，再核对前后陈述是否一致。

办公室的座钟走过九点，值班干警敲门提醒当晚要统一检查门窗。

张丽慧把两张时间线分别编号，装入工作纸袋，请值班干警见证锁柜，没有把虚线页带回宿舍。

“张检察官，这份申诉要正式接谈了吗？”值班干警问道。

“明天提交接谈申请，批准以后再见人。”张丽慧回答。

“他申诉这些年，见过的人不少，每回都说抓错了。”值班干警说道。

“说过多少次不影响核查，关键是他说的内容有没有稳定来源，原判有没有回应。”张丽慧回答。

值班干警锁上外门，张丽慧独自回到宿舍，把当天工作日志翻到最后一栏。

她只写明赵福来案时间线初步完成，存在需当面核实的他人身份描述，拟申请接谈。

灰皮本仍放在枕边的布袋里，她没有把工作材料抄进去，只在日期旁画出一枚向右的箭头。

箭头后面写着次日上午约见赵福来，先让他自己说出那个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