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三月初七，建康。

周书商回来的那天，正赶上江南的第一场春雨。雨不大，细细密密地飘着，把秦淮河两岸的柳树洗得翠绿欲滴，河面上笼着一层薄薄的水雾。他雇的马车在城南的书坊门口停下时，车夫喊了一声“到了”，他从车篷里探出头，看到自家书坊的伙计已经撑着伞等在门口了。伙计接过他手里的布袋，又招呼人把车上的木箱一箱一箱搬下来。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箱子被搬进库房，袖口和鞋面都沾了雨渍，没有在意，只是伸手从怀里掏出那封从长安带回来的信，交给伙计：“先收好，晚些再看。”

书坊的库房不大，但收拾得整齐。木箱打开后，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书册，用油纸隔了层，虽然赶了半个月的路，册角没有折损，封面的墨迹也没有洇开。伙计们蹲在地上清点数目，一本一本地翻，核对着周书商带回来的清单。周书商没有去换衣裳，站在库房门口看了一会儿，直到最后一箱清点完了，他才点了点头，转身去后堂喝了碗热茶。

第二天雨停了，秦淮河上的雾气也散了。周书商让人把新到的书摆上了前厅的货架，《花千骨》和《从前有座灵剑山》各占了两排，《蒙童习作》搁在柜台旁边的小架子上，封皮素净，不起眼，但周书商亲自在架子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并州学堂孩子们写的”。有熟客进来看到了，翻了翻《蒙童习作》里的字，笑着说：“这字比我家小子写得还歪。”周书商也笑了笑，没有接话。

第一批来买书的是几个常来的老主顾。有人买了《花千骨》，有人买了《从前有座灵剑山》，有人两本都带了。有个在秦淮河边开茶楼的掌柜翻了一会儿《蒙童习作》，把那小册子搁在柜台上，说：“这本先放着，我拿回去给我闺女看看。”周书商应了一声，把书递给他。

到了第三天，《蒙童习作》的事在城南几间私塾里传开了。有先生托人来问，能不能多留几本，给学堂里的孩子当范本。周书商留了十本，没有全给。他说长安那边印得不多，得省着分。剩下的几本，他让人送去了城北一间善堂——那里收着几十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年纪小的还不识字，但听说有书来了，都围上来看，翻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指着画里的树和小人，问先生“这是什么”。

那几天周书商每天傍晚都会在前厅坐一会儿，翻一翻从长安带回来的信和账册。他临走前李姬交给他的那张清单上，记着各书的数量和去处。他在每一条后面打了勾，唯独《蒙童习作》那一栏没有动。他心里有个打算，但没有急着写信回长安。他想等几天，看看南边的反应再说。

第四天，城南一间私塾的先生亲自来了。他是个五十来岁的老者，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手里拿着那册《蒙童习作》，翻到其中一页，对周书商说：“这上面的孩子写的字，我让学堂里的学生都抄了一遍。有个孩子回去跟他娘说，他也能写，他娘哭了。”老者说到这儿停了一下，把书合上放在柜台上，又问：“长安那边，还有没有这样的书？”

周书商想了想，说：“有。但不多。下次让人带信去问。”

老者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转身走了。他出门时在门口停了一下，看了看天上那层薄薄的云，然后撑着伞走进了午后的日光里。

那天夜里，周书商在灯下写了一封信。信不长，说的是书已经分送到各处，《蒙童习作》反响最好。信的末尾他加了一句：“南边的孩子也想把自己的字寄到长安去，问可不可以。”他写完信搁下笔，坐在灯下想了一会儿，又把信纸展开，补了一行：“并州那边的信，也劳烦转交。我想让两边的孩子通一次信。”

这封信在三月中旬从建康发出，走了十天，三月末到了长安。

碧桃把信带回椒房殿时，夏竹卿正坐在西厢的窗边翻一册新到的书稿。她拆开信看了一遍，又看了第二遍，然后把信纸放在案角，起身去小厅的长案上取了一张干净的白纸。她提笔给周书商回信，写到一半停了停，又拿起另一张纸，开始给并州那边写信。两封信写完，她搁下笔，将信纸并排晾在案上，等墨迹干透。

腹中那枚温热在她写信时动了几下，比前些日子有力了些。她伸手覆上去，掌心贴着衣料，感受着那个微小的、正在积蓄力量的蠕动。她低头看了一眼，嘴角弯了弯，然后将手收回来，继续将信封好。

那两封信第二天由碧桃送到书坊，交给了李姬。李姬看完后，在信封上分别标了“并州”和“建康”，交给驿差。她做这件事时手上没有犹豫，只是把两封信并排放在驿差的匣子里，像是把两粒种子放进同一片土壤，等着它们在南北两端各自发芽。

窗外的三月已经过了大半，长安城的花开了又落，柳絮开始飘了。院中那棵芙蓉树的新叶连成了一片浓密的绿荫，日光从叶缝间漏下来，在青砖地上洒了满地的碎金。她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觉得有些乏了，便转身走回榻边躺下。腹中那枚温热还在安静地生长，不急不躁，像是在等一个合适的季节，再把自己慢慢展开。而那些信和书和字，已经在南北之间跑了起来，一来一往，把两个相隔千里的地方连成了一条细细的、不会断的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