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主任给我的第一个“委员会任务”,说起来挺简单的——城西有个麻将馆,闹鬼。
但闹的不是活人怕鬼那种闹,是鬼怕活人。
我活了二十八年,死了三年,头一回听说鬼怕活人。
“你去了就知道,”钱主任在电话里说,声音断断续续的,洗浴中心的信号不好,“那个鬼,姓什么来着……你到了喊一声‘老吴’,他就出来了。别喊‘喂’,他不喜欢。”
“他有什么特征?”
“爱打麻将,手气臭,人更臭。”
“人更臭是什么意思?”
钱主任没回答,挂了。
城西那个麻将馆叫“好运来”。我活着的时候路过几次,从来没进去过——我不打麻将,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不想输钱。广告公司那点工资,交完房租就不剩什么了,再输两把,得喝西北风。
现在好了,死了,不用交房租,也没钱可输。
我到的时候是晚上十点。麻将馆的卷帘门拉下来一半,上面贴着一张纸:“转让,价格面议。”下面用圆珠笔加了一行小字:“求求了,快点转。”
阿呆阿瓜没跟来。宋雀说他们俩去办别的事了,但我怀疑她是故意的——她不想让我太快查清楚她的底细。那个档案袋还在我魂体里存着,我没拆开看。不是不想,是觉得应该当面问她。
算了,先办正事。
我从卷帘门的缝隙穿进去。
麻将馆里面不大,六张桌子,灯全关了。只有角落里那盏应急灯还亮着,发绿光,照得整个房间像水族馆——还是那种很久没换水的。空气里有股霉味和烟味混在一起的味道,像有人在里面抽了一辈子烟,然后一辈子没开过窗。
“老吴?”我喊了一声。
没人回答。
“吴大爷?钱主任让我来的。”
麻将桌没反应。
我往里走了两步,脚底下踩到什么软软的东西。低头一看,是一包拆开的瓜子,已经受潮了,瓜子皮粘在地上,踩上去黏糊糊的。
“吴大爷?您在吗?”
安静。
然后,角落里的那张麻将桌,开始自动洗牌。
牌哗啦哗啦地响,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来回弹,听着像有人在哭。
我走过去,站在庄家的位置。牌洗好了,码得整整齐齐。我看了一眼——东南西北风各一张,排在桌面上,像是在等人来摸。
“你好,”我说,“我知道您在这。出来聊聊?”
没反应。
“钱主任说您想让我帮忙。我来了,您不出来,我怎么帮?”
又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我对面的椅子上,慢慢浮现出一个人形。
先是手。一双干瘦的手,搭在桌沿上,手指细得像筷子,指甲发黄,像是被烟熏了很多年。然后是胳膊、肩膀、脖子,最后是一张脸。
老头儿,七十来岁,瘦得颧骨突出,脸上的皱纹像麻将牌背面的纹路。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口敞着,露出锁骨和一小片胸口,胸口上有一颗黑痣,痣上长了一根白毛。
他的眼睛是灰色的,没看我,在看桌面上的牌。
“您就是老吴?”
他没说话。伸手摸了一张牌,看了一眼,打出一张“一万”。
“您听得见我说话吗?”
又摸一张牌,打出一张“一条”。
“吴大爷,您别打了,我跟你说话呢。”
他这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凶,不是怨,是委屈。就像你养的那条狗,你忘了喂它,它蹲在碗前面看着你,嘴上不说,但眼神在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没让人输钱,”他说,声音沙哑,像砂纸磨玻璃,“我就是想打牌。活着的时候打了一辈子,死了不打手痒。”
“我知道您没让人输钱。但那些活人说,被你盯上的人,打牌必输。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故意的。”他把面前的牌推倒,我瞟了一眼——清一色,自摸。手气确实好。“你看我这牌,多好。我活着的时候手气就没这么顺过。死了以后反而顺了。你说气不气人。”
“您死了多久了?”
“八年。”
“八年您一直在这?”
“嗯。没地方去。”他把牌码好,又开始摸,“我儿子把老房子卖了,我回不去。麻将馆是我生前常来的地方,老板娘人好,从来不赶我。后来她走了,把店转给她侄女。她侄女人也好,也不赶我。但打牌的客人老输钱,就不来了。生意越来越差。我对不起她们家。”
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手停了一下。就那么一下,然后继续摸牌,打牌。
我注意到他的手在抖。
“您想让我帮您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摸了一张牌,打出一张“五筒”。又摸一张,打出一张“白板”。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我想让我侄女知道,不是我让她输钱的。我每次都给她加油,站在她身后喊‘杠上开花’‘自摸’‘清一色’,但她听不见。她输钱了,我比她还难受。我不怪她,我就是想让她知道,我在这,我看着她呢。”
阿呆要是在这儿,肯定又红了眼眶。可惜他没来。来了也是蹲在门口啃纸糊的玉米。
我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柜台上放着一张照片,是老板娘——三十来岁的女人,扎着马尾,笑得挺好看。照片旁边贴着一张纸条,手写的:“好运来麻将馆,经营十五年,感谢各位叔叔伯伯照顾。”
照片底下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转让”两个字,写了很多遍,有的用圆珠笔,有的用铅笔,有的用记号笔。最早的已经褪色了,最新的墨迹还没干。
我走回老吴面前,蹲下来,跟他平视。
“老吴,我帮您托个梦。您想跟您侄女说什么?”
他想了想。
“你跟她说,她小时候摔了一跤,膝盖上留了个疤。她哭了一下午,我给她买了根冰棍,是绿豆的。她吃完就不哭了。还有,店里的灯管坏了该换了,老闪,对眼睛不好。”
“就这些?”
“还有……”他犹豫了一下,“你跟她说,叔对不起她。叔不是故意的。叔就是想多看她两眼。”
我记下了。
那天晚上,我帮老吴托了梦。
托梦这事说起来玄乎,其实没那么难。就是你睡到人家梦里去,跟人家说几句话。但你不能说太离奇的话,不然人家醒了不信,以为自己瞎做梦。你得说那种——听起来像胡话,但仔细一想,又不像是自己能编出来的那种话。
我找到老吴侄女的梦。她正在梦里买菜,挑西红柿。我凑过去,假装是个卖菜的。
“老板娘,有人让我给您带句话。”
“啊?”她在梦里看不清我的脸,梦都这样。
“您叔说,您膝盖上的疤,是他给您买绿豆冰棍那回摔的。”
她愣住了。手上的西红柿掉在地上。
“还有,店里的灯管该换了,老闪。”
“您……您是谁?”
“我不是谁。我就是带话的。您叔还说——他对不起您。他不是故意的。他就是想多看您两眼。”
她蹲在地上哭了。在梦里哭,醒来眼睛也是红的。我妈来我坟头哭的那回,第二天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
第二天,老吴的侄女去麻将馆换了灯管。新灯管是白色的,不闪了。她在柜台后面放了一碗绿豆冰棍——不是卖的,是放着的。碗旁边压了一张纸条:“叔,您吃。不够还有。”
老吴走的那天晚上,我去了麻将馆送他。
他把麻将桌上的牌码得整整齐齐,东南西北风各归其位,万字条字筒字分门别类,骰子放在正中间。然后他站起来——八年来第一次从那张椅子上站起来——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
那笑容我形容不出来。就是那种,你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可以吐出来的感觉。
“谢谢你啊,小伙子。”
“不客气。您投胎以后,还打麻将不?”
“打。活着打,死了打,投胎了还打。打麻将这事,上瘾。”
“那您下辈子手气好点,别再让同桌的人输钱了。”
“那不行,”他笑了,“打麻将就是一个人赢三家。总得有输的。”
然后他消失了。
不是慢慢变淡那种消失,是像灯关了一样,“啪”一下,没了。连烟都没留下。
麻将馆安静了。应急灯不闪了,空调外机不响了,连空气里的霉味都淡了一些。
我在那张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底下那个东西震了一下。不是饿,是——消化的那种震。像你吃饱了饭,打了个嗝,胃里咕噜一下。
“你别告诉我你又吃饱了,”我说,“我刚帮一个老鬼投胎,你就蹭饭。”
它又震了一下,这次的意思我读懂了——“这不是蹭饭。你帮他,我学习。学习也需要能量。”
“你学什么?”
“学‘走’。他走了。我也想走。”
我没接话。
从麻将馆出来,天快亮了。阿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蹲在门口,手里攥着那个纸糊的玉米——已经攥了一晚上了,玉米棒子都变形了。
“沈哥。”
“嗯。”
“那个老吴,他走了?”
“走了。”
“他以后还能打麻将吗?”
“能。下辈子接着打。手气比这辈子好。”
阿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他的裤子总是有灰,因为他老是蹲着。活死人蹲久了会不会腿麻?我没问过。
“沈哥。”
“又怎么了?”
“你是九等鬼吗?”
“可能吧。”
“九等也挺好的。”
“你之前不是说我九等最弱吗?”
“弱是弱,但你帮了老吴。他是一等鬼都解决不了的事,你九等解决了。”阿呆认真地看着我,“所以等级没什么用。”
我想了想。
“你说得对。等级没什么用。有用的,是你愿不愿意坐下来,听一个人把话说完。”
阿呆没听懂,但点了点头。
我们走回坟山的路上,天一点一点亮起来。阴间的天不会变蓝,就是从深灰变成浅灰,像是有人把滤镜从“暗黑”调到了“阴天”。
路过城隍庙的时候,我看见老魏站在门口。他还是那样,一百零八岁的老鬼,背驼得像一张弓,手扶着门框,看着我们走。
“老魏!”我喊了一声。
他没回答。他耳朵背,听不见。但他朝我这边看了一眼,然后笑了。那种一百多岁的笑,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被揉过的纸。
我也笑了一下。
回到坟头的时候,李大爷正在抽烟。烟杆子吧嗒吧嗒的,看见我回来了,把烟灰磕在碑上。
“回来了?麻将馆的事办了?”
“办了。”
“那姑娘的资料看了没?”
“没有。”
“为什么不看?”
我蹲在碑上,想了想。
“我想当面问她。”
李大爷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于大姐一模一样——看傻子。
“你们年轻人啊,就是事多。直接问不行吗?非得拐弯抹角的。”
“您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直接问吗?”
李大爷沉默了。
“算了,”他说,“你别学我。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太直接,所以这辈子就谈了一次恋爱,然后结了婚,然后死了。”
“……那不是很正常吗?”
“正常是正常,但我没来得及后悔。后悔也是一种体验。”
我没接话。
底下的东西又震了一下。这次很轻,像是在笑。
“你又笑什么?”
它震了两下——“你身上有股绿豆冰棍的味道。”
“我不是吃冰棍,我是帮别人吃。”
它又震了两下——“我知道。你帮别人吃,味道更好。”
我躺下,看着灰蒙蒙的天。
阿呆在不远处烧他的玉米——不是纸糊的了,是宋雀新烧给他的,真玉米。他在火堆旁边蹲着,等玉米熟。
阿瓜在旁边睡觉,打着呼噜。活死人也会打呼噜,声音不大,像猫。
远处,麻将馆的方向,灯还亮着。
新换的灯管,白色的,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