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被“饲养”,是在她十四岁生日的那个晚上。
陆沉舟包下了整座旋转餐厅,窗外是整座城市的灯火,像一条璀璨的星河铺在脚下。桌上摆着九层高的蛋糕,每一层都是她最喜欢的草莓口味,奶油上嵌着可食用金箔,在烛光里闪闪发亮。餐桌中央放着一个天鹅绒盒子,里面是一条梵克雅宝的蝴蝶项链,四叶草图案镶着碎钻,价值够普通家庭吃三年的饭。
“喜欢吗?”陆沉舟坐在对面,双手交叠在膝上,姿态优雅得像一幅画。他穿着黑色的高定西装,领带是深酒红色,衬得他的脸有一种近乎冷酷的英俊。
姜糖看着那条项链,又看了看他,然后低下头,小声说:“喜欢。”
她的声音很小,不是害羞,是麻木。
她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他给她一切最贵最好的东西,习惯了在这座华丽得像宫殿一样的别墅里独自长大,习惯了他每个月往她卡里打的钱多到她花不完,习惯了他派司机接送她上下学、派保姆照顾她的起居、派保镖跟着她出门——说是保护,但她知道,那是监视。
“糖糖。”陆沉舟叫她的小名,声音低沉,像大提琴的最低音弦,“过来,我给你戴上。”
姜糖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他面前。他让她转过身,手指拨开她披散的长发,把项链扣在她纤细的脖子上。他的手指碰到她后颈的皮肤,冰凉的,带着薄茧的粗粝感,激得她微微一颤。
“好了。”他说。
姜糖低头看了一眼锁骨上的蝴蝶。钻石在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芒,像一滴凝固的眼泪。
“谢谢陆叔叔。”她说。
陆沉舟的手指在她颈侧停顿了一秒。
“我说过,”他的声音忽然低了几度,带着一种危险的、克制的冷意,“不要叫我叔叔。”
姜糖咬了咬嘴唇。她知道他不喜欢这个称呼。从她十二岁开始,他就禁止她叫他“叔叔”了。但他没有告诉她应该叫什么。陆沉舟?陆先生?还是别的什么?她试过几次,每次他都不满意,脸色沉下来,像暴风雨前的天空。她害怕他那个表情,所以后来就不叫了。她只用“你”来称呼他,能避则避。
“蛋糕。”她转移话题,“切蛋糕吧。”
陆沉舟看了她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姜糖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那条项链摘下来,放进了梳妆台抽屉的最里层。抽屉里已经有很多类似的“礼物”了——卡地亚的手镯,宝格丽的戒指,爱马仕的丝巾,还有各种她叫不出名字的设计师品牌。她从来不戴,但他每个月都会送新的。
她坐在梳妆台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十四岁的女孩,皮肤白得近乎透明,眼睛又大又圆,但里面没有十四岁该有的光。她像一株养在温室里的花,没有风,没有雨,没有虫鸣,没有四季。所有的条件都是最优的——温度、湿度、光照、养分——但花不开。
因为她不知道为谁开。
她不知道陆沉舟为什么要养她。
七岁那年,她被送进这家别墅的时候,他站在客厅中央,居高临下地看着她。那时候他十八岁,已经是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眉目冷峻,像一把刚开刃的刀。
“从今天起,你住在这里。”他说,“我会让人照顾你。你要上学,要学钢琴、学跳舞、学英语。我会给你最好的条件,你要成为最好的人。”
七岁的姜糖听不懂什么叫“最好的人”。她只知道这个哥哥很凶,眼睛很黑,看她的方式不像在看一个人,更像在看一件有待雕琢的玉料。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姜糖。”她小声说。
“姜糖。”他把她的名字在舌尖滚了一遍,然后微微皱眉,“太甜了。以后叫姜宁。”
他给她改了名字。不是商量,是命令。
姜糖——不,姜宁——不敢说不。她没有地方可去。她是被孤儿院送来的,陆沉舟以“个人资助”的名义领养了她。他没有办正式的收养手续,因为他还不到领养年龄。他只是签了一份长期监护协议,每个月往孤儿院打一笔钱,然后把她带走了。
没有人问她想不想来。
也没有人在乎。
后来的日子,姜宁像一颗被种在花盆里的种子,按照陆沉舟的图纸生长。他请了最好的老师教她钢琴、芭蕾、英语、法语、马术、礼仪。她的课程表排得比高三学生还满,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她学得很好,每一样都好。钢琴过了八级,芭蕾拿过市里比赛的银奖,英语流利得像母语,法语也能做日常对话。
陆沉舟每次来看她的学习成果,脸上都不会有明显的表情。他只是点点头,说一句“继续”,然后就走了。他很少笑,也很少发脾气。他的情绪像一潭死水,深不见底,让姜宁永远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她唯一确定的是,他不允许她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朋友是多余的。她在贵族学校上学,同学非富即贵,有人想跟她交朋友,她刚露出一点笑意,第二天那个同学就转了学。她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但她不敢再主动接近任何人了。
爱好是多余的。她有一次偷偷在素描本上画了一只猫,被保姆发现了。第二天,素描本就不见了。她没有问,因为她知道问也不会有结果。
出门是多余的。她的活动半径被框在这座别墅里,上学、回家、上课、练琴,日复一日,像一个精密的钟表,每一个齿轮都被拧得死死的。
十四岁的姜宁,已经学会了不哭、不问、不反抗。
她像一只被养在纯金笼子里的鸟,翅膀没有被剪掉,但她已经忘记了怎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