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轩在广州待了五天。
第一天去见了他爸。父亲住在奶奶留下的老房子里,房子比他记忆中旧了很多,墙角的踢脚线翘起来了,阳台上的水龙头一直在滴水,滴答滴答的,像一个永远走不准的节拍器。
父亲比母亲老得更快。头发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像是被人用刀刻上去的。他坐在客厅的藤椅上,面前放着一壶茶,茶杯里的水已经凉了,他没有喝。
“爸。”宋亚轩站在门口。
父亲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一下。那个表情介于笑和哭之间,卡在脸上,像一张对焦失败的照片。
“来了。”
“嗯。”
“坐。”
宋亚轩坐在沙发上。沙发还是那张老沙发,皮面裂了好几条缝,露出了里面黄色的海绵。他一坐下去,就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气味——旧皮革、烟灰、和一种说不清的、属于时间本身的味道。
父亲给他倒了一杯茶。水是凉的。
“你妈跟你说了?”
“说了。”
父亲点了点头,端起自己那杯凉茶喝了一口。他的喉结动了一下,像在咽下一块很硬的东西。
“亚轩,爸对不起你。”
宋亚轩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父亲已经说了对不起,母亲也说了对不起。
他们都在道歉,但道歉的对象不是彼此,是站在他们中间的那个小孩。
那个小孩早就长大了,大到不需要道歉了。但他也大到没办法假装这些道歉能修补什么。
“学费我会按时打给你。”父亲说,“你好好弹琴。你从小就弹得好,比谁都好。”
宋亚轩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茶水是苦的,泡太久了,涩得他的舌头发麻。
“爸,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父亲愣了一下,像是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他看着窗外,窗外是一棵老榕树,气根垂下来,像一道灰色的帘子。
“不知道。”他说,“先活着吧。”
宋亚轩听不得这种话,他把茶杯放下,站起来。“我走了。你保重。”
父亲也站起来,送他到门口。门打开的时候,走廊里的冷风灌进来,吹得茶几上的报纸哗哗作响。
“亚轩。”父亲叫住他。
宋亚轩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弹琴的时候,还是皱着眉头吗?”
宋亚轩的手指在门框上轻轻敲了一下。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弹琴的时候皱眉头,这个习惯从六岁就有了。他从来没有跟父亲说过这件事。他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知道的,他以为父亲从来没有认真听过他弹琴。
“嗯。”他说。
父亲没有再说话。
宋亚轩走了。他没有回头,但他知道父亲站在门口,一直看着他走进电梯。
后几天宋亚轩在广州的街上走了走。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去了哪里,他只是一个人走。从越秀走到荔湾,从荔湾走到海珠,沿着珠江一直往南走,走到腿酸了才停下来。
珠江的水还是那样灰蒙蒙的,江面上漂着几艘游船,船上的灯饰在白天看起来廉价而黯淡。他站在江边,看着对岸的高楼,那些楼在他离开之后又长高了许多。新的楼盘、新的商场、新的天桥,一切都是新的,只有江水是旧的。
他在一家肠粉店门口停下来。店面很小,藏在一条窄巷子里,门口的招牌褪色了,只勉强看出“银记”两个字。
他走进去,点了一份鲜虾肠粉。
肠粉端上来的时候,热气模糊了他的眼镜——他很少戴眼镜。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放进嘴里。
就是这个味道。
他小时候上学路上经过这家店,他妈妈有时候会给他买一份当早餐。
那时候他就站在店门口,踮着脚尖看老板把米浆倒在布上,撒上虾仁,蒸熟,卷起来,切成小段,淋上酱油。
他妈妈站在他身后,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另一只手提着公文包,急着去上班。
“快吃,要迟到了。”
那是他关于广州的、为数不多的、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好回忆。
他吃完了那份肠粉,又点了一份。
吃到第二份的时候,他的眼眶开始发酸。
不是因为肠粉好吃,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那些好的回忆,和那些不好的回忆,都是同一个地方给他的。
广州给了他一个不完整的家,也给了他一些永远无法复制的、在巷口肠粉店站着的清晨。
他放下筷子,付了钱,走出店门。
手机震了。
刘耀文发来一张照片。是北京的天空,蓝得不像话,一丝云都没有。
刘耀文:“北京今天天气特别好。你什么时候回来?”
宋亚轩看着那张照片,打了几个字:“后天。”
刘耀文发了一个柴犬蹦起来的表情包。四条腿都离地了,耳朵飞起来,表情很蠢,但非常开心。
宋亚轩看着那只蹦起来的柴犬,站在广州一条窄巷子里,头顶是一线灰蒙蒙的天,脚下是湿漉漉的水泥地,身边是听不懂的粤语在耳边来来去去。
他忽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了。
广州已经不能收留他了,就像一间出租屋,他已经退了房,钥匙交了,房东把新租客领进来了,他的东西都被清理出去了,只剩下一面墙上淡淡的印子,证明他曾经在这里住过。
他在备忘录里写了一段话。
“广州还是广州,珠江还在流,肠粉还是那个味道,老榕树的气根还是那么长。但我不属于这里了。我的家在另一个方向。两千一百公里之外。那里有一个人,他会把咸菜切得很粗,会把蛋糕烤得很干,会织一条针脚不整齐的围巾。他在等我回去。”
他没有发给任何人。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出了巷子。
回北京的高铁上,宋亚轩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从绿变黄,从黄变灰。岭南的绿色被甩在身后,越往北走,绿色越少,灰黄色越多。
北方的冬天是坦荡的、不遮不掩的、把所有东西都摆在明面上的。没有南方那些遮掩和缠绕,没有那些密密麻麻的绿植把丑陋的东西藏起来。北方就是冷的、干的、灰的,它不骗你。
他的手机一直在震。刘耀文从他上车的瞬间就开始发了。
“你上车了吗?”
“上车了。”
“几号车厢?”
“4车。”
“靠窗吗?”
“靠窗。”
“窗外的风景好看吗?”
“还行。”
“你吃东西了吗?车上有没有卖盒饭的?”
“有。不饿。”
“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一点。”
“又熬夜。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要熬夜。”
宋亚轩看着这一连串的问题,嘴角一直保持着一个小小的弧度。旁边座位的大叔看了他一眼,大概在想这个年轻人对着手机笑什么。
他回了一条:“刘耀文,你问完了吗?”
刘耀文:“没有。你几点到?”
“七点二十三。”
“我去接你。”
“不用,我自己回去。”
“我已经在路上了。”
宋亚轩的手指停了一下。他看了一眼时间,下午三点四十二。刘耀文说“已经在路上了”——距离到站还有三个多小时。
“你几点出门的?”他问。
“两点。”
“你到车站要等四个多小时?”
“嗯。”
宋亚轩看着那个“嗯”字,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会儿。
“刘耀文。”
“嗯。”
“你是不是傻?”
刘耀文发了一只小熊挠头的表情包。很笨,很可爱。
然后他发了一条语音。宋亚轩戴上耳机点开。刘耀文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来,背景音是车站的广播声和人群的嘈杂声,他的声音混在里面,像是在一个很吵的地方说了一句很安静的话。
“我不是傻,我是想着早点到。万一你提前到了呢?万一火车早点了呢?万一你走出来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看到我,你会以为我没来。我不想你难过。”
宋亚轩把脸转向窗外。
窗外的景色已经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灰黄色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天边,和灰白色的天空在远处连成一线。电线杆一根一根地从窗前掠过,越来越快,快到像是一道一道的闪电。
他的眼泪掉下来了。
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就是安静地、无声地、像窗外那些电线杆一样一根一根地落下来,落在手机屏幕上,落在那个小熊挠头的表情包上。
他没有擦。
旁边的大叔这次没有看他。
晚上七点二十三分,高铁准时抵达北京西站。
宋亚轩背着背包走出出站口。春运还没正式开始,但车站里已经挤满了人。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箱的、背着编织袋的、抱着孩子的面孔。
空气里混杂着泡面味、烟味和汗味,广播里在播报某次列车晚点的通知,声音在巨大的候车大厅里来回弹了好几下,变得含混不清。
他走出闸机的那一刻,在人群里一眼就看到了刘耀文。
刘耀文站在接站的人群最前面,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围着那条灰色的围巾。他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鼻尖和耳廓都冻得发红,但眼睛是亮的,亮得像是把整座车站所有的灯光都收进去了。
他看到宋亚轩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像是被按下了播放键——从静止到运动,从安静到沸腾,只用了不到一秒。
他大步走过来,穿过人群,穿过那些拖着行李箱的、背着编织袋的、抱着孩子的陌生人,一直走到宋亚轩面前,然后停下来。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出站口的人流从他们两边涌过去,像河水绕过两块石头。
“回来了。”刘耀文说。
“嗯。”
“你瘦了。”
“五天瘦不了。”
“瘦了。”刘耀文又重复了一遍,目光在宋亚轩脸上从上到下扫了一遍,“眼眶下面黑了一圈,你是不是又熬夜了?”
“你上次说我不要熬夜,你说了一次,我熬了五天。”
刘耀文看着他,嘴巴张了张,没有说出话来。他伸出手,把宋亚轩肩膀上的背包带子往自己这边拉了拉。
“走吧,回家。”
宋亚轩看着他。
“回家”这两个字从刘耀文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和在广州的时候从他妈妈嘴里说出来的感觉不一样。
他妈妈说“回家”的时候,那个“家”是一个地址,一栋楼,一间屋子。
刘耀文说“回家”的时候,那个“家”是一个人。
“刘耀文。”宋亚轩说。
“嗯。”
“我想抱你。”
刘耀文愣了一下。他的耳朵尖从耳垂开始往上蔓延,红色一路攀升到耳廓的顶端,像是温度计里的水银柱遇到了高温。
“这里是车站。”刘耀文说,声音小了很多。
“我知道。”
“好多人欸。”
“我知道。”
宋亚轩往前迈了一步,伸出手,环住了刘耀文的腰。
他把脸埋进刘耀文的肩窝里,围巾的羊绒贴着他的脸颊,柔软而温暖。
他闻到了刘耀文身上的味道——洗衣液的、围巾上羊绒的、以及一种说不清的、只属于刘耀文的、像冬天的阳光晒在棉被上的味道。
刘耀文的手在空中停了零点几秒,然后落下来,落在宋亚轩的背上,收紧。
他的下巴抵在宋亚轩的肩膀上,嘴唇贴着他的衣领,声音闷闷的,像是在跟宋亚轩的衣服说话。
“你怎么了?”刘耀文问。
“没怎么。”
“你抱太紧了。”
“你不也是。”
两个人谁都没有松手。
出站口的人流还在继续。
有人从他们旁边绕过去,有人回头看了一眼,有人露出了一个“年轻真好”的笑容。
广播里在播报下一趟列车的到站信息,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和所有其他的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模糊的背景噪音。
但在他们两个人的世界里,没有广播,没有人群,没有冬天。只有彼此的体温,和心跳的声音。一下一下的,不太整齐,但在一起跳。
过了很久——久到广播里又播报了三趟列车的到站信息——他们才分开。
刘耀文的眼睛红了。不是因为哭,是因为风吹的,他等会说的。宋亚轩没有问,因为他知道那不是风吹的。
“走吧。”刘耀文拉起宋亚轩的手,把他的手塞进自己的大衣口袋里。口袋里是暖的,刘耀文提前放了一个暖手宝在里面。
两个人并肩走出车站。北京的三月,夜风还是凉的,但不像腊月那样刺骨了。路灯在他们头顶亮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影子走在他们前面,像是在替他们探路。
“广州怎么样?”刘耀文问。
“还行。”
“你爸妈呢?”
“都离婚了,还能怎么样。”
刘耀文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走,步频没有变,但握着宋亚轩的手紧了一些。
“你还好吗?”他问。
“不好。”宋亚轩说。
这是他第一次在刘耀文问“你还好吗”的时候,回答“不好”。
刘耀文停下来,转过身看着他。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他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照得很清楚——他的眉头是皱着的,不是生气的皱法,是心疼的皱法,眉心的那两道竖纹很深,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出来的。
“哪里不好?”刘耀文问。
“哪里都不好。”宋亚轩看着刘耀文大衣的第二颗纽扣,没有看他的眼睛,“我爸老了,老了很多。我妈哭了,她以前从来不哭的。广州变了,哪里都变了。我站在珠江边上,觉得那条江不认识我了。”
刘耀文没有说话。他把宋亚轩往自己的方向拉了一步,让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从一臂变成一拳。他低下头,看着宋亚轩的眼睛,直到宋亚轩不得不抬起来和他对视。
“宋亚轩。”
“嗯。”
“你觉得你变了没有?”
宋亚轩看着他。
路灯的光落在刘耀文的瞳孔里,变成两个小小的、亮亮的圆点。
那两个圆点里映着他的脸——他的头发有些长了,他的眼睛有些肿,他的嘴唇是干的。他的脸在那两个小小的圆点里,看起来很小,很小,小到可以被一个人的瞳孔完整地装下。
“没有。”宋亚轩说。
“真的?”
“真的。我还是宋亚轩,从广州回来的那个人。”
刘耀文点了点头,把宋亚轩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自己的掌心里,两只手合拢,把他的整只手包住。他的手比宋亚轩的大,手指更长,掌心更宽,像一座不会倒塌的桥。
“那就够了。”刘耀文说,“其他的都不重要。你爸你妈离不离婚,不重要。广州变没变,不重要。你回来了,你没有变,就够了。”
宋亚轩看着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忽然笑了一下。很小,很淡,酒窝只出现了一瞬就消失了。
“刘耀文。”
“嗯。”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我一直都会,只是以前你不听。”
宋亚轩没有反驳。
因为他知道刘耀文说的是对的。以前他不听。不是不想听,是不敢听。他怕听多了会习惯,习惯了会依赖,依赖了会离不开,离不开就会在某一天失去的时候粉身碎骨。
但现在他听了。
他决定听了。
“走吧,回家。”刘耀文又说了那两个字。
这一次宋亚轩没有犹豫。
“好。”他说,“回家。”
那天晚上,他们窝在刘耀文的小房子里。
宋亚轩洗了澡,穿着刘耀文的睡衣。袖子长了一截,他把袖口卷了两圈,露出瘦削的手腕。刘耀文从冰箱里拿出那袋冻着的番茄鸡蛋汤,热了一碗,端到茶几上。
“你不是说还有几块吗?”宋亚轩接过碗。
“最后一碗了。你喝完了,下次我再做。”
宋亚轩喝了一口。汤是热的,番茄的酸和鸡蛋的香在舌尖上散开,和他在广州吃的那碗不一样,但同样让人鼻子发酸。
“好喝。”他说。
“真的?”
“真的,就是比上次的咸。”
刘耀文笑了。“你味觉出问题了,这次我少放了一半的盐。”
宋亚轩又喝了一口。“那是你的味觉出问题了。”
两个人窝在沙发上,宋亚轩靠着刘耀文的肩膀,刘耀文的头靠在宋亚轩的头顶上。电视开着,放着一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综艺节目,笑声罐头每隔几秒就响一次,但他们谁都没有在看。
“宋亚轩。”刘耀文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闷闷的。
“嗯。”
“你以后会离开我吗?”
宋亚轩的手在刘耀文的手心里动了一下。
“为什么这么问?”宋亚轩说。
“不知道。”刘耀文的声音变轻了,轻到像是怕惊动什么,“就是有时候会想。你弹琴弹得那么好,以后要去很大的音乐厅,要去很多地方演出。你会遇到很多人,比我好的人。”
宋亚轩从他肩膀上直起身来,转过头看着他的脸。刘耀文的眼睛没有看他,看着电视屏幕上某个正在被整蛊的艺人,那个人被吓得摔倒了,笑声罐头震耳欲聋。
“刘耀文。”
刘耀文没有转过来。
“看着我。”
刘耀文慢慢地转过头来。他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东西在动——不是眼泪,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安静的、像是在做一个很难的决定的情绪。
宋亚轩伸出手,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刘耀文的眉心。那两道竖纹还皱在那里,他用指腹把它们一点一点地抹平。
“我不会离开你。”宋亚轩说,“我发过誓的。”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三月四号。在你睡着以后。”
刘耀文看着他的眼睛。电视里又响了一阵笑声罐头,笑声很大,大到把客厅里所有的安静都挤到了角落里。
“那我也发誓。”刘耀文说,“我也不会离开你。”
“你不用发誓。”
“为什么?”
“因为你做过的事情,每一件都比誓言重。”
刘耀文的眼眶红了。这一次他承认了,他没有说风吹的。
“宋亚轩,你再说一句这种话,我今天晚上睡不着了。”
宋亚轩看着他红了的眼眶,嘴角弯了起来。弯得很慢,但弧度很大,大到他左边脸颊上的酒窝深深地凹了下去,像一个小小的、盛满了光的容器。
“睡不着就不睡。”宋亚轩说,“我也睡不着。”
那天晚上他们确实没有睡。他们窝在沙发上,盖着一条毯子,脚伸在一起,看了一部很老的电影。
电影讲的是什么,宋亚轩后来完全不记得了。他只记得刘耀文的手一直握着他的,掌心的温度一直没有散。
他只记得自己在中途睡着了一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靠在刘耀文的胸口上,刘耀文的心跳声隔着睡衣传过来,咚、咚、咚,平稳而有力,像一个永远不会出错的节拍器。
他只记得那心跳声说:
我在。
我一直在。
(第十六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