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初三的日子跟初二差不多,只是更紧了一些。
课业更重了,试卷更多了,老师的语速更快了,倒计时牌上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小。班里的气氛变得不太一样,以前课间还有人说笑打闹,到了初三下学期,课间也安静了许多,大部分人趴在桌上补觉,少数人在做题,偶尔有人小声说话,声音也压得很低。
傅容昭还是一个人。
她同桌沈鹿溪在初三上学期的时候换了一次座位,调到前面去了,新同桌是一个叫赵远的男生。赵远话不多,跟傅容昭之间隔着一条三八线,两个人各过各的,互不打扰,像两条平行线被硬塞进同一个轨道,各走各的,谁也不碰谁。
课间她有时候会趴在桌上。不是因为困,是因为不知道该干什么。周围的人都有事情做,有朋友的人聊天,没朋友的人刷题,她既没有朋友可以聊天,也不想刷题——不是不想,是刷不进去。她就趴着,闭着眼睛,听教室里的声音。翻书的声音,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椅子挪动的声音,有人小声说“这道题怎么做”的声音。这些声音从她身上碾过去,像车轮碾过路面,不疼,但你能感觉到那个重量。
体育课还是老样子。跑完圈,自由活动,她走到操场东北角的那个看台上坐下。初三的体育课有时候会被占用来考试或者讲题,但只要是正经的体育课,自由活动的时候她就会坐在那个地方。那个角落她已经坐了两年了,坐得连看台上的灰都没了,坐得连身边的杂草都认得她了。有时候她看着操场上那些人来人往,会想,这两年里有多少人从这片操场上走过,而她是唯一一个每次都坐在这里的人。这种唯一性让她觉得有点可笑,但她笑不出来。
中考前一个月的某个晚上,她躺在床上,把手机里的联系人翻了一遍。李元衣的头像还躺在列表里,但她们已经很久没有聊过天了。最后一条消息是三个月前李元衣发的“生日快乐”,她回了“谢谢”,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韩钰也是,上一次聊天还是过年的时候,互发了一个“新年快乐”,连表情包都没多发一个。其他人更不用说了,那些名字躺在列表里,像墓碑上的字,你知道那是谁,但那个人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她把手机扣在胸口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裂缝还在,从墙角一直延伸到日光灯旁边,跟三年级的时候一模一样。六年了,这道裂缝就没变过,好像整个房子都在变老,只有这道裂缝永远年轻。
中考前一周,学校发了通知。
考试地点在城东中学,离学校大概四十分钟车程。学校统一安排大巴车接送,每个班一辆车,按班级坐。但每个班的人数都不太整,总会有几个人坐不下,学校就把所有班级多出来的人单独编成一辆车,混在一起坐。
班主任在班里念名单的时候,傅容昭听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那辆混合车上。她没有觉得意外,甚至还觉得这样挺好的。坐在自己班的车里,周围都是认识但不熟的人,她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坐下了要不要跟旁边的人说话?不说话会不会很奇怪?说了又说什么?这些问题她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答案。现在好了,混合车,谁都不认识谁,不说话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她本来就不认识他们。
中考那天早上,天有点阴,但不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就是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薄纱。她到学校的时候,操场上已经停了十几辆大巴车,白色的车身在灰蒙蒙的光线下显得有些发黄。每个车门口都挤满了人,有人在对名单,有人在上车,有人在跟同学击掌说“加油”。
傅容昭找到了那辆混合车。
车上的人还很零散,她上去的时候只有七八个人,分散地坐着,没有人说话,气氛跟其他车的热闹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对比,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她扫了一眼空座位,走到车厢中段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双人座,旁边没有人。
她把书包放在腿上,拉链朝上,两只手搭在书包上,看着窗外。车窗外,大巴车一辆接一辆地发动了,引擎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有柴油的味道,不好闻,但也不难闻。她能看到自己班的那辆车停在不远处,车门开着,班主任站在车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旁边站着几个学生,好像在讨论什么。她没有刻意去找认识的人,因为找不到。这个学校本来就没有什么她认识的人了。李元衣在五班,韩钰在另一个学校,她在这个学校待了三年,最后的最后,她连一个可以在考前说一声“加油”的人都没有。
车子陆陆续续地出发了。他们这辆混合车是倒数第二辆走的,她不知道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也许是在等迟到的人,也许只是调度的问题。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看着前面那些大巴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出校门,拐过路口,消失在行道树的后面。每走一辆车,操场上就空一点,到最后,操场上只剩下两三辆车,说话的嘈杂声也小了,空气里只剩下引擎的嗡嗡声。
她旁边还是空的。
双人座,两个人的位置,坐着她一个人。左边的座位空着,椅背竖得笔直,像是一个站岗的士兵,守着一个不会来的人。她看了一眼那个空座位,又把目光转回窗外。外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灰蒙蒙的天,和路边被风吹得沙沙响的法国梧桐。
大巴车终于出发了。
车子开动的时候,车厢里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安静,偶尔有人小声说一句话,声音小到几乎被引擎声盖住。傅容昭把车窗打开了一条缝,风从缝隙里钻进来,把她的头发吹得飘起来,她也没有关。
四十分钟的车程,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窗外。路边的树,田里的庄稼,远处工厂的烟囱,路边等公交的人,骑电动车送货的人,牵着小孩过马路的老人。这些画面从车窗外一闪而过,像翻书一样,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她没有在任何一个画面上停留,也没有任何一个画面在她心里留下什么痕迹。她就那么看着,看着时间从车窗外面流过去。
下车的时候,她从大巴车的台阶上走下来,双脚踩在城东中学门口的柏油路面上。周围的考生从各个方向涌过来,她的校服跟别人不一样,进考场的时候被保安多看了一眼。她拿出准考证,核对了一下考场号,然后一个人走向那栋她不熟悉的教学楼。
考场在三楼,她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把准考证和文具摆好。周围的考生她一个都不认识,左边是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右边是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女生,前面是一个穿着别校校服的男生,后面是一个正在转笔的女生。她跟这些人之间没有任何交流,连眼神的对视都没有。他们就只是“在同一间考场里的人”,仅此而已。
铃声响起,答题卡发下来,试卷发下来,笔尖开始在纸上滑动。傅容昭做题的速度不快不慢,会做的先做,不会做的先跳过,打铃的时候把试卷翻过来扣在桌上,站起来,拿好东西,走出去。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三天的考试,三天的混合车,三天的双人座,旁边空着的位置一直没有坐过人。她一个人坐了三天,来的时候一个人,走的时候一个人,上车的时候一个人,下车的时候还是一个人。最后一门考完的那天下午,她从考场出来的时候,太阳快要落山了,夕阳把整个城东中学的教学楼染成了橘红色。她站在教学楼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那些从各个考场里涌出来的考生,有人在笑,有人在跳,有人在互相拥抱,有人在对着天空大喊“解放了”。她看着这些人,觉得他们好像跟自己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他们也刚考完试,他们也刚走出考场,但他们跟她不一样。
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不一样。大概就是,他们考完试之后,有什么东西在等他们;而她考完试之后,什么都没有。
大巴车开回学校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从车上下来,走向自行车棚,开了锁,推着自行车出了校门。门口的法国梧桐还是老样子,叶子绿绿的,被夕阳的余光镀了一层金边。她骑上车,汇入晚高峰的人流,跟所有人一样,在红灯前停下,在绿灯亮起的时候踩下踏板,左转,直行,再左转,回到那条她走了三年的路。路还是那条路,房子还是那些房子,连路边那只流浪的橘猫都还在老地方蹲着。但她的心里面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不是今天才不一样的,是很久以前就不一样了,只是今天终于有了一个节点,让她可以停下来,好好地看一看这个“不一样”到底是什么。
成绩出来那天,她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查的分。
网页加载的时候她心跳很快,但分数跳出来之后,那个心跳就慢慢地安静下来了。四百八十七分,够上普通高中的分数线,但高得不多,她那个分数能报的高中都是比较普通的,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那种念了也行、不念也不会觉得可惜的学校。
她妈在楼下喊她吃饭,她下楼的时候跟她妈说了分数。她妈正在盛饭,手里的勺子顿了一下,说了句“那还行”,然后把勺子里的饭扣进碗里,又去盛下一碗。傅容昭站在厨房门口等着她妈的下文,但没有下文了。她妈盛好饭,端着碗走进餐厅,开始叫傅清泽吃饭,叫他去洗手,叫了好几遍,语气从平和变成了不耐烦。傅容昭的事情就这么被盖过去了,像一个不重要的待办事项,被压在了更紧急的事情下面,再也没有被翻出来过。
晚上她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报普通高中,然后呢?再念三年,然后考大学。考上了大学呢?再念四年。然后找工作。然后呢?她想不出来。不是因为她看不到那么远,是因为她觉得那条路上的每一步,她都是一个人走的。一个人做题,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学放学,一个人坐在操场边的看台上。这条路她已经走了三年了,再走三年,或者再走七年,她不知道区别在哪里。也许区别就在于,高中的课业更重了,大学的校园更大了,但一个人的感觉不会变。空的地方越大,一个人的感觉就越重。
她想起卫旭泽。不是那种“我想他了”的想,是那种“我的人生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的想。那个笑嘻嘻地把冰红茶放在她桌上的男生,那个跟她对视的时候会迅速别开头的男生,那个被她删掉好友、拉黑号码、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交集的男生。她想,如果她报了普通高中,也许她会遇到另一个卫旭泽,另一个会给她送东西、会在对视的时候让她心跳加速的人。但那又怎样呢?她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朋友,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未来,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她只知道她不想再这样了。
这个“不想再这样了”不是说她想要改变,而是说她不想再努力了。她不想再努力去跟别人说话,不想再努力去融入一个圈子,不想再努力假装自己很正常。她累了。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累,不是睡觉能补回来的。
职业技术学校这个念头,是她自己冒出来的。
她查了省里比较好的公立职校,找到了一所,在隔壁市,坐大巴大概两个小时。专业是电子商务,她也不知道为什么选这个,可能是因为名字听起来不那么枯燥,也可能是因为她随便点的。她把它放在了志愿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她没有报任何普通高中。
报名那天的操作很简单,登录系统,选择学校,选择专业,提交。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她把鼠标移到“提交”按钮上的时候,手指在鼠标左键上停了一秒钟。就一秒钟。然后她按下去了。屏幕弹出一个提示框:“志愿提交成功,不可修改。”她把那个提示框看了两秒钟,关掉网页,合上电脑。
就这样了。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妈不知道,她爸更不知道——她爸常年在工地上,连她上几年级可能都记不太清了。傅清瑶不知道,傅清泽更不可能知道。这件事从头到尾,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她也没有打算告诉任何人,因为她不想解释。而她不想解释的原因,是因为她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你总不能跟别人说:“我不上高中了,因为我太累了。”这算什么理由?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理由,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在偷懒,是在逃避,是吃不了学习的苦。她不想听那些话,所以她就干脆不说了。
等到她妈发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那天她妈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什么,推开她的房门问她:“你是不是没报高中?”傅容昭正躺在床上看手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手指在屏幕上顿了一下,没有抬头。
“报了职校。”
“什么职校?”
“隔壁市的,公立的那种,挺好的。”
她妈站在门口,沉默了几秒钟。空气变得很重,像一块湿布捂在脸上,闷得人喘不过气。傅容昭能感觉到她妈的目光,像一把尺子一样量着她的后背。她知道接下来大概会有一场暴风雨,她已经做好了被骂的准备。但她妈最后只说了一句“你自己想清楚”,然后就走了。门没有关,虚掩着,走廊上的灯光从门缝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线。傅容昭盯着那条线看了几秒钟,然后翻了个身,把脸转向墙壁。
就这样?就这样。
没有被骂,没有被劝,没有被要求“再考虑考虑”。就像她当初报什么学校根本不重要一样,她现在报了什么学校也同样不重要。她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事,不会有人来干涉,也不会有人来关心。这个发现让她觉得轻松,又觉得荒凉。轻松是因为她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荒凉是因为——没有人需要她的解释。
中考后的那个暑假,是傅容昭十六年人生里最漫长的暑假。
别的同学在干什么,她不知道,但她从朋友圈里看到了。李元衣去了云南,发了九宫格的照片,蓝天白云,雪山湖泊,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站在洱海边,风吹起她的头发,笑得很灿烂。韩钰去了青岛,发了海边的视频,海浪一下一下地拍在沙滩上,她对着镜头比了个耶,配文是“把脚踩在水里,整个世界都清凉了”。班里有同学去了迪士尼,去了成都,去了重庆,去了长沙。有人晒美食,有人晒风景,有人晒跟朋友合拍的照片,九宫格都装不下的那种。朋友圈里每一天都是热闹的,每一天都有人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情、跟不同的人在一起。
傅容昭没有发朋友圈。
她也不好意思说,一个暑假她就只是躺在床上。每天睡到自然醒,醒了也不想起床,就躺着玩手机。玩到肚子饿了,才磨磨蹭蹭地下楼找点吃的。有时候她妈不在家,她就吃泡面或者剩饭,热一下,端到房间里吃。吃完把碗放在床头柜上,等到下一顿要吃饭的时候才拿下去洗。有时候她妈在家做了饭,她就下楼吃,吃完就上楼,回到床上,继续躺着。
她变得越来越懒。
这个“懒”不是她想出来的,是真真切切地长在身上的。以前她至少还会把房间收拾一下,东西摆整齐,衣服叠好放进衣柜。现在她不收了。换下来的衣服就堆在椅子背上,越堆越高,像一座小山。垃圾袋满了,她把新垃圾塞进去,塞到实在塞不下了才换。床头柜上堆满了东西——水杯、手机充电器、耳机、吃了一半的饼干、拆了封的口香糖、几本翻了几页就没再看的书。灰尘落在那上面,薄薄的一层,她看得见,但懒得擦。
她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在腐烂。不是身体的腐烂,是那种从里面往外烂的感觉,像一颗苹果,表皮还是好的,红红的,亮亮的,但咬一口进去,里面已经黑了,软了,有一股发酵的酒味。她就是那颗苹果。从外面看,她什么都看不出来。她没有变胖,没有变瘦,没有长痘,没有掉头发,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在放暑假的、有点懒散的女孩子。谁也不会想到,她的大脑里住着一片巨大的空旷,那片空旷每天都在长大,像一块会呼吸的活物,把她的精力一口一口地吃掉。她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想,什么都不想面对。
但她不会让任何人看出来。
每次有人来找她——虽然很少人来找她——她都能把自己收拾得像个正常人。有一次,她妈的朋友带着女儿来家里做客,她妈在楼下喊她,她在楼上加快了收拾,把椅子上的衣服一股脑塞进衣柜,把床头柜上的垃圾扫进垃圾桶,把被子拉平整,把窗帘拉开让阳光进来。然后她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把头发梳好,下楼,笑着说“阿姨好”,陪着那个小女孩玩了半个小时,说话的语气温和得体,笑容恰到好处。她妈的朋友走的时候还跟她妈说“你家老二挺乖的”。她站在门口笑着挥手,等她们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口,她脸上的笑容就像融化的雪一样,一点一点地化掉了,露出了下面灰色的、坚硬的地面。她关上门,上楼,躺回床上。
窗帘又拉上了。被子又被她卷成了那一团。
她甚至懒得卸下那层“正常”的外壳,因为它已经不在了——更准确地说,不是不在了,是她学会了更高效的伪装。在需要的时候把它穿上去,像穿一件外套,穿得整整齐齐,扣子一颗一颗扣好;不需要的时候直接脱掉,不用费力,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她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独立的卧室。
这大概是这个家里唯一一件让她觉得“还好”的事情。傅清瑶已经住校了,周末才回来;傅清泽有自己的房间,在她隔壁。她的房间在二楼的最里面,是整个家里最安静的房间。窗户朝北,对面是一堵墙,看不到什么风景,但也不会有人从窗户外面看到她。这就够了。
每天睡前,她会锁门。不是那种随手带上的锁,是那种明确的、有意识地、“咔嗒”一声把锁芯转到位的那种锁。这个动作她做了太多次了,已经变成了肌肉记忆——上床之前先锁门,关灯之前再确认一遍,躺下去之后如果想起来不确定有没有锁,她还会爬起来再看一眼。不是怕什么,就是习惯了。锁上门之后,这个房间才是她的,这扇门后面的一切才是她的。门锁的声音很轻,但很确定,“咔嗒”一声,她就能放下心来。
有时候她妈在外面敲她的门,叫她去吃水果或者拿快递,她都要先深吸一口气,再走过去开门。不是因为她不想吃水果或者不想拿快递,是因为那一声敲门声,打破了门锁建立起来的结界,让她想起来她不只是一个关在房间里的、即将去读职业技术学校的女生,她还是傅家的老二,是一个需要下楼拿快递的人,是一个需要在她妈面前扮演“正常女儿”的人。这口气要提起来,很累。
她有时候会想,如果她的房间没有锁,或者她跟别人共用一间卧室,像小时候跟傅清瑶共用一间那样,她大概早就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什么呢?被发现了她其实已经在腐烂了,从里面开始,像一颗被虫蛀空的苹果,只剩下一个完整的壳,壳上面是一张完整的人的脸,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会笑,会说话,会回答“嗯”“好的”“知道了”。但那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没有愿望,没有期待,没有“以后想做什么”,没有“长大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她已经很久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了,因为想了也没有答案,因为想了只会让她更清楚地意识到,她好像没有任何想要的东西了。不是那种“无欲则刚”的洒脱,是那种“什么都无所谓了”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