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二天早上，梁珺是被手机闹钟吵醒的。

她几乎是一瞬间就清醒了，这是她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精准、高效、不拖泥带水。她洗漱完毕，换了套得体的西装套裙，把头发盘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和线条分明的下颌，对着镜子看了一眼，满意地点了点头。

镜子里的梁珺，和昨天晚上站在街头递名片的那个姑娘，简直是两个人。

一个是律所合伙人，冷冽、干练、气场全开；一个是穿着拖鞋站在街头听歌闻言色变的小姑娘。

她对着镜子笑了一下，然后拿起公文包出门。

今天的安排是一整个上午的案子讨论，然后是跟一个潜在客户的午餐会，下午还要飞回北京。她这次来丹东，本来只是陪客户来这边处理一个民事诉讼的取证工作，没想到工作没做完，倒先被一个街头歌手把魂勾走了。

午饭的时候，梁珺和客户在一家朝鲜族餐厅吃饭，席间聊得很愉快，客户对她很满意，当场就敲定了委托协议。送走客户之后，小周帮她拎着包往外走，忍不住感叹：“梁律师，你可真厉害，刚才那个老板都快被你侃晕了。”

梁珺笑了笑，没说什么。

她确实厉害。这一点她从不谦虚。从小到大，她就是那种“只要她想做好，就一定能做好”的人。高考时以全省文科第二的成绩进了北大法学院，本科期间就发表了核心期刊论文，硕士阶段被导师破格允许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二十五岁的博士——不，她二十二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因为她跳了一级。

二十二岁的律所合伙人，听起来很唬人，但这是她应得的。她不是靠家里，虽然她家里确实有资源——她父亲梁正邦是国内知名的法学教授，母亲李兰心是央企的法务总监，这让她从小就对法律行业耳濡目染。但她自己挣来的那些成绩，谁也不能说不是实打实的。

回北京的飞机上，梁珺靠在座椅里假寐，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转着一些跟案子无关的事情。

她想起昨天晚上那个男人接过名片时的表情。那种一闪而过的、几乎可以用“窘迫”来形容的神情，然后迅速被礼貌的微笑覆盖，然后叫了她一声“您”。

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叫一个二十二岁的女人“您”。

她想了很久，觉得那不是客气，是距离。是他自动自觉地退了一步，退到安全距离以外，用这个字筑起一道无形的墙，把她隔绝在某种他觉得自己够不着的领域之外。

这让她觉得有点……说不上来。

不是不舒服，恰恰相反，是太让人舒服了，以至于她有些心疼。

这种“心疼”的感觉来得莫名其妙。她跟那个人素不相识，只是递了一张名片，听了几首歌而已。但她就是隐约感觉到，那个人身上有一种很矛盾的东西——他在唱歌的时候，整个人是舒展的、明亮的、仿佛世间万事都不能将他压垮；但在面对像她这样“递名片”的人时，他好像一下子就缩回去了，把自己收起来，把锋芒藏起来，变成一种很克制的、很礼貌的、甚至是过分谦逊的姿态。

她知道那不是自卑。自卑的人要么畏畏缩缩，要么虚张声势。他也不是。

那更像是一种清醒。一种对自己处境、自己身份、自己“够不够格”的极端清醒。

梁珺不知道，她的直觉准得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