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没坐过这种摩托车。后座的塑料箱子顶着腰,不舒服,他往前挪了挪,手抓住座位边缘。风吹在脸上,七月的风是热的,带着路上的尘土味。车子拐出公安局大院,往城东开。周哥开得不快,但没有头盔,沈砚眯着眼睛,被风吹得有点睁不开。
“第一户去哪?”沈砚凑近周哥耳边问。
“城东花园对面那个小区,姓刘的,去年因盗窃被判了八个月,今年六月份刚出来。”周哥的声音被风吹散了一半,沈砚只听到了“姓刘”和“刚出来”。
车子拐进一条窄巷,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晾衣绳横跨在楼与楼之间,挂着被单和衣服。周哥把车停在一栋楼下面,熄了火,从兜里掏出那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五楼,没电梯。”周哥抬头看了一眼,把烟叼在嘴里,往楼道里走。
沈砚跟在后面。楼道里的灯没亮,墙上的白漆起皮了,露出下面的灰色水泥。楼梯拐角处堆着几袋垃圾,塑料袋破了,流出黄色的汤,散发出一股酸臭味。沈砚快步走上去,跟上周哥。上到五楼,周哥敲了左边那户的门。
没人应。
又敲了三下,还是没人应。周哥从兜里掏出那张表格,看了一眼门牌号,确认没敲错。他站在门口等了几秒,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和一支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塞进门缝里。
“走了,下一户。”周哥把烟掐灭在楼梯扶手上,把烟头揣进兜里,下楼。
沈砚跟在后面,下楼梯的时候比上来快,脚步声在楼道里咚咚响。两个人骑上摩托车,往下一个地址开。第二户在城东另一头,是个老旧的小区,楼房外墙刷着黄漆,有些地方已经起皮脱落。周哥把车停在单元门口,沈砚跟在他后面上楼。四楼,门开着一条缝,里面传出电视的声音,是某个电视剧的对白。
周哥敲了敲门,里面的人喊了一声“谁啊”,然后脚步声从屋里传出来,由远及近。门开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站在门口,穿着白背心,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眯着,像是刚睡醒。他看了周哥一眼,认出了警服,表情没变,但还是往后退了一步。
“老张,最近怎么样?”周哥的语气很随意,像是熟人打招呼。
“还行,在家待着。”
“最近晚上还出去吗?”
“不出去,就在家看电视。”男人靠在门框上,手搭在门边,挡住了半边门。沈砚站在周哥身后,看了一眼屋里,客厅不大,茶几上放着半碗没吃完的面条,电视柜上落了一层灰。
“上个月你说想找个活干,找了吗?”
“找了,没找到合适的。建筑队那边说现在不缺人。”
周哥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那张表格,在上面写了几行字。沈砚站在后面,把笔记本从裤兜里抽出来,写了两行字:第二户,张某,四月刑满释放,目前在家,未就业。
“行,那你忙着。”周哥把本子收起来,转身下楼。沈砚把笔记本塞回裤兜,跟在后面。下楼的时候周哥没说话,沈砚也没问。
骑上摩托车,开往第三户。第三户在城东花园小区旁边的一条巷子里,是一个平房,门口堆着几个纸箱。门虚掩着,周哥敲了敲门,没人应。他推了一下门,门开了,屋里没人。地上有几张废报纸,灶台上放着一口锅,锅里还有半锅粥,已经干了,贴着锅底。周哥站在门口看了看,把门拉上,从兜里掏出那张纸,又写了一张纸条塞进门缝里。
“没人。”
沈砚把这一户也记了下来。第四户在城东派出所辖区的一个老小区里,是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瘦瘦的,头发染成黄色。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根烟,看着周哥和沈砚,目光在沈砚身上停了一下,又转回周哥身上。
“你们找我什么事?”
“最近晚上在干嘛?”周哥问。
“上班,我在饭店打工,晚上十点多才下班。”
“哪个饭店?”
“城东那家东北菜馆,就是大润发对面那家。”
周哥在本子上记了一下,又问了他几个问题——最近有没有去过城东花园小区、有没有认识的人住在那、有没有看到过可疑的人。年轻人一一回答了,都是没有。沈砚站在后面,把他的话也记了下来。年轻人的表情不太自然,说话的时候眼睛老往地上看。但沈砚不确定这是因为心虚,还是因为他本来就这个习惯。
第五户在更远的地方,骑摩托车过去用了快二十分钟。这一户的人去年因为入室盗窃被判了一年半,今年五月刚出来。周哥敲了门,开门的不是他,是一个中年女人,穿着花裙子,头发烫了小卷。
“他不在,去外地了。”
“去哪了?”
“不知道,他也没说,就走了好几天了。”
“有他电话吗?”
女人从屋里拿出一个电话本,翻了几页,报了一串号码。周哥抄在本子上,又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的、跟谁一起走的。女人说她自己也不清楚,就上周五走的,说去外地找工作。
从第五户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沈砚把笔记本上记的几条又看了一遍——五个地址,两个没人,三个有人,有人的那几个都有不在场证明或者没有可疑迹象。周哥站在摩托车旁边点了根烟,抽了两口,看着巷口来来往往的人。
“这种摸排,十次有九次是白跑。”周哥弹了弹烟灰,“但还是要跑。跑多了,说不定哪次就碰上了。”
沈砚点了点头,把笔记本塞回裤兜。
两个人骑摩托车往回走。沈砚坐在后座,风吹在脸上,脑子里在过那五个人的情况。第一个不在家,第二个在家看电视,第三个不在家,第四个在饭店打工,第五个去了外地。看起来都没有直接嫌疑,但沈砚知道,看起来没有嫌疑不代表真的没有。
回到办公室已经快十一点半了。周哥坐到工位上,把表格和笔记本拿出来,开始写摸排报告。沈砚也坐到自己工位,把笔记本翻开,把自己记的那些整理了一遍。他在白纸上列了一个表格:序号、姓名、地址、状态、备注。五户分别填进去,备注里写了“无人”“在家看电视”“打工”这些信息。
他把白纸夹在文件夹里,放到周哥桌角。周哥接过去看了一眼,没说话,继续写他的报告。沈砚回到工位,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天。阳光从窗户射进来,落在地面上,光斑里有灰尘在飘。他想起第二户那个人靠在门框上的样子——手搭在门边,挡住了半边门,像是在防着他们进去。第四户那个年轻人说话的时候眼睛老往地上看,沈砚不确定那是不是心虚。也许只是因为警察站在门口,谁都会紧张。他想了几个可能性,但没有答案。
下午周哥出去了,沈砚坐在工位上整理那些案卷。他把所有案卷又重新翻了一遍,把之前没注意到的小细节补在表格里。有一份现场勘查笔录里写了一句“窗台外侧发现有踩踏痕迹”,他以前没注意,这次看到了,在旁边画了个星号。写到第四份的时候,他发现一个细节——去年十一月那起砸车窗案的案发时间,和今年六月那起VCD机被盗案,都是星期四晚上。同一个小区,同一个星期几。他在白纸上写了一句“案发时间均为周四晚”,然后在下面划了一条横线。
他把这个发现拿给李队看。
“李队,我整理近三年的案卷发现,城东那个小区附近这几起砸车窗和入室盗窃,有两起的案发时间是同一天——都是星期四。去年的十一月和今年的六月。”
李队接过去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把白纸放到桌上。他又看了一眼,然后把白纸递给旁边的周哥。周哥看完,看着沈砚。
“你把这个整理出来,加到排查报告里。”
沈砚应了一声好,回到工位,打开表格,把“案发时间均为周四晚”这一行加在最上面,用红笔标了出来。然后打印了一份,放在周哥桌上。周哥看了一眼,没再说话。
五点半,办公室里开始有人收拾东西了。沈砚没有马上走,他把那五户摸排记录又看了一遍,确认没有写错。他把那张白纸叠了一下,夹在实习手册里,放回抽屉。然后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周哥走的时候朝他点了一下头,沈砚应了一声周哥再见。李队还在桌边坐着,翻一份文件,没有要走的意思。
沈砚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李队低着头写字,日光灯的光照在他桌上,那份文件摊开着,旁边的烟灰缸里有一个烟头还在冒烟,一缕细细的青烟,在灯管的白光下几乎看不见。
他站了两秒,拉开门出去了。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他走过之后灭了。楼梯间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槐树叶子被晒过之后的味气,像是什么东西在热空气里闷久了发出来的。他站在楼梯口,没有往下走。窗户外面的天还亮着,阳光从楼与楼的缝隙里穿过来,把对面楼的窗户照得发亮。他看了一会儿,脑子里在想一件事——去年十一月那起案子,作案时间是星期四晚上。今年六月那起,也是星期四晚上。他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有规律的,但他把这个发现了。至少那个“周四晚”三个字,不是他从案卷里随便抄出来的,是他自己发现的。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下楼了。走到大厅的时候,值班室的灯亮着,里面坐着一个警员,在看报纸。沈砚从门口走出去,七月的晚风吹过来,闷闷的。他站在台阶上,没有往公交站走,只是站了一会儿。然后想起来要给刘泽东带饭,转身往校门口走。走了几步,又折回去,从公安局旁边的巷子穿过去,抄了一条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