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利接到母亲电话那天,首尔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
电话那头的声音不太对劲。母亲先是问了她吃没吃饭、冷不冷、有没有感冒,一串例行的关心之后,忽然沉默了几秒。夏利在这几秒钟里听到了某种熟悉的、让她脊背发凉的东西——那是医院走廊的声音,叫号机、推车轮子摩擦地面、远处有人低声哭泣。那些声音她太熟悉了,因为三年前在北京的时候,她在同样的走廊里陪父亲做过检查。
“妈,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母亲的声音颤了一下,“你爸他,前段时间一直说胃不舒服,我让他去查,他不肯。前几天实在疼得厉害,去医院查了,医生说……胃里有个东西,要马上做手术。”
夏利握着手机的手一下子收紧了,指节泛白。
“什么医院?找的什么医生?手术排期了吗?”她的语速很快,快到她自己的大脑都跟不上了。
母亲报了一家三线城市中心医院的名字。夏利对那家医院没有概念,但她本能地知道,那样的医院在处理复杂手术上不一定是最优选择。她挂了电话之后,整个人在阁楼的房间里站了很久,窗外的大雪还在下,天窗上积了一层白色的绒毯。她的脑子里飞速地转过很多念头:手术费用,术后护理,她能不能请假回国,回国之后工作怎么办,签证怎么办。
然后她做了一个决定——不是请假,是回国。彻底回国。
姜制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沉默了很久。她推了推黑框眼镜,用英语说:“夏利,你的合同还有半年。你知道你走了之后,我们那个中韩合拍的项目会怎么样吗?”
“对不起。”夏利深深地鞠了一躬,韩国的习惯已经刻进了她的骨子里,“但我爸爸只有我一个女儿。工作可以再做,爸爸只有一个。”
姜制片看着她,忽然笑了。那个笑容里有无奈,有遗憾,但也有一丝敬意。
“你是我见过最倔强的中国女孩,”她伸出手来,“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合作。你回中国之后,还是我们公司的特约编剧。随时欢迎你回来。”
夏利握住她的手,用力地摇了摇。
她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处理完在首尔的所有事情:退租、注销签证、打包行李、跟周宜和几个要好的同事吃告别饭。行李不多,一个二十八寸的行李箱加一个双肩包,比她三年前来的时候多了几本书、一个奖杯和几份合同。
周宜送她去机场的路上,一边开车一边掉眼泪。“你走了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周宜说,“首尔的冬天本来就够冷的了,你还要把我的暖气片拆走。”
夏利给她递纸巾:“你可以来北京找我。北京冬天有暖气,比首尔暖和。”
到了机场,夏利托运行李的时候,发现行李箱超重了三公斤。她犹豫了一下,把里面两本韩语教材拿出来,塞进了双肩包。周宜在旁边看着她,憋了半天,终于没忍住问了一句:“夏利,你回去之后……还会跟他联系吗?”
夏利知道周宜说的是谁。
“不会。”她说,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个已经翻篇的故事,“他早就不是三年前的他了。我也不是。”
周宜张了张嘴,最终没有再说下去。
飞机起飞的时候,夏利靠着舷窗,看到首尔的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渐行渐远,最后变成一片模糊的光海。她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这三年的艰难和荣耀,而是很久以前横店那个公园的夜晚,有一个声音对她说:“那个人可以不只是退回身份,而是成为选择本身。”
她用力地眨了一下眼睛,把那幅画面压回记忆的最深处。
北京,三月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尾巴。
夏利落地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去了父亲住院的医院。母亲在住院部门口等她,一见面就红了眼眶。夏利看到母亲的白发比上一次视频通话时多了很多,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攥了一下。
“妈,我回来了。交给我。”
她用了三天时间跑完了北京和老家之间来回的路。父亲的胃部肿瘤需要尽快手术,但老家的中心医院给出的方案让夏利不太放心。她托了在北京影视圈认识的人——虽然她在北京人脉不多,但编剧行业里总有几个热心的大哥大姐——帮忙打听北京各大医院胃肠外科的专家。
消息发出去之后,回复比她想象的要快。一个曾经合作过的制片人给她推了某三甲医院一位主任医师的联系方式,说是“认识的朋友推荐的”。夏利没多想,道了谢,立刻联系了那位主任,居然约到了三天后的专家门诊。
“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母亲在病房门口念叨,“你爸这个病,老天爷都帮忙。”
夏利笑了笑,没有接话。她不知道的是,那位主任之所以能这么快约到,并不是因为什么“认识的朋友”——那个朋友辗转托了好几层关系,最上面的一层,是一个她从未想到会出手相助的人。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发现得不算太晚,术后好好恢复,五年生存率很高。夏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腿一软,直接蹲在了手术室门口的走廊上,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一抖一抖地哭了很久。母亲以为她是在高兴,其实她是在害怕——她怕自己回来晚了,怕自己再也见不到父亲,怕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了意义。
哭完之后,她站起来,擦干眼泪,开始安排后续的事宜:术后护理、康复训练、定期复查。她把父亲转到了北京的那家三甲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小公寓,一室一厅,虽然贵了点,但方便照顾。母亲留在老家上班,她一个人在北京扛下了所有。
与此同时,她的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回国之前,她就通过姜制片的推荐,联系上了一家国内的金牌编剧公司——“合众创艺”。这家公司在业内口碑极好,旗下有十几个成熟编剧,出过好几部口碑和收视双丰收的作品。老板姓周,圈内人称“周姐”,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强人,眼光毒辣,手底下的编剧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
夏利把自己的简历和作品集发过去之后,周姐亲自打了一个电话过来。
“我看过你的《凌晨的便利店》,”周姐的声音干脆利落,没有一句废话,“你那个短片拿釜山奖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说实话,国内像你这样有海外独立电影经验、又能抗事的年轻编剧不多。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夏利当时还在医院陪护,压低声音说:“随时可以。”
“那就下周一。”
下周一,夏利出现在了合众创艺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办公室里。公司不大,但在圈内名声赫赫,墙上挂着各种获奖证书和剧本海报。周姐亲自带她转了一圈,把她介绍给团队:“夏利,在韩国拿过奖的编剧,写的《凌晨的便利店》你们可能看过。从今天起她是咱们的人了,大家多关照。”
同事们投来的目光里有好奇,有审视,也有善意。夏利微微鞠躬——习惯性地用了韩国的礼仪,又尴尬地改成了握手。周姐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别紧张,咱们这儿没那么讲究。你能写,就是自己人。”
夏利的工位靠窗,能看到楼下车水马龙的东三环。她坐下来打开电脑,发现桌面上已经存好了公司正在开发的几个项目的资料,还有一个欢迎文档,写着“夏利老师,欢迎加入!”后面跟着一堆表情符号。
她盯着那个文档看了几秒钟,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三年前,她在横店的出租屋里被人抢走署名,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三年后,她背着奖杯和作品回国,金牌公司主动抛出橄榄枝,工资条上的数字足够她支付父亲的医疗费、房租和生活费,还能存下一点。这不是逆袭,这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路,每一步都有脚印,每一个脚印里都有汗和泪。
但她依然不知道,这些脚印里有一些被另外一个人悄悄垫了石子,让路走得更稳了一些。
刘耀文是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知道夏利回国的事。
那天他在练习室排练新歌的舞蹈,中场休息的时候靠在镜子上喝水,团员们七零八落地躺在地上喘气。马嘉祺坐在角落里刷手机,忽然“咦”了一声。
“怎么了?”丁程鑫问。
“没什么,就是看到一个编剧朋友的动态,”马嘉祺抬头看了刘耀文一眼——那个目光里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很快收了回去,“说回国了,入职了新公司。”
刘耀文喝水的动作停了一瞬,然后若无其事地把水咽下去,拧上瓶盖。
“谁啊?”宋亚轩凑过来看马嘉祺的手机,被马嘉祺不动声色地避开了。
“你不认识。”
刘耀文没有追问。但他知道马嘉祺说的“编剧朋友”是谁。因为整个团里,只有马嘉祺知道他和夏利之间的事——不是全部,但是够多。多到马嘉祺会在看到夏利动态的时候下意识地先看他一眼。
那天晚上排练结束,马嘉祺走到刘耀文身边,递了一瓶新的运动饮料。
“你那个朋友回来,你不跟她联系?”
刘耀文接过饮料,没打开,在手里转了两圈。
“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他的声音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早就接受的事实。
马嘉祺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他太了解刘耀文了——这个人平时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但一旦真的在乎了什么东西,就会把自己缩成一个壳,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只是在壳里默默地看着。
“行吧,”马嘉祺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回去睡觉。明天一早还有声乐课。”
刘耀文点了点头,却没有立刻走。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练习室里,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搜索栏里输入了一个他早就倒背如流的手机号。
那个头像还在。黑色,纯黑,什么都没有。
她的朋友圈最近更新了一条——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只穿着病号服的手,手背上扎着留置针,旁边放着一碗医院的营养粥。应该是她父亲的手。
刘耀文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他想起几个月前,他的助理曾无意中提过一句:“耀文哥,你上次让我打听的那个医院的主任,我帮你联系上了,他已经帮一个病人安排了手术。”他当时“嗯”了一声,什么都没说。那是夏利父亲的病情。他不知道夏利会不会回国,但他做了一件他能做的事——提早联系了那位最好的专家,以“某个朋友的长辈”的名义预留了绿色通道。
后来夏利果然通过别的渠道找过来了。他不知道她找的是不是同一位专家,但他知道,那位专家会给她最好的治疗。
这就够了。
他不需要她知道。他不需要她回来之后跟他说一声谢谢。他甚至不需要再出现在她的生命里——只要她过得好,只要她父亲能康复,只要她能安心地写她的剧本,他做的那些事,就值得。
“耀文,还不走?”张真源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和贺峻霖、严浩翔一起探出头来。
“来了来了。”刘耀文把手机揣进口袋,站起来,拉了拉被汗水浸湿的T恤。
贺峻霖一眼就看出他不对劲:“哥,你这表情,像丢了钱似的。”
“胡说,我赚了那么多钱,丢几块怎么了?”
严浩翔在旁边补刀:“你上次丢了一百块,念叨了三天。”
“那不一样,一百块够买三杯奶茶了!”
几个人说说笑笑地走出练习室,走廊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了,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刘耀文走在最后面,手插在口袋里,手机静静地贴着大腿,没有震动,没有新消息。
这样就好。他想。
夏利入职合众创艺后的第一个月,忙到几乎没有时间呼吸。
公司给她分配了一个项目——改编一部畅销小说,女性题材,讲的是三代女人的命运浮沉。这个项目投资不小,平台也看好,周姐亲自挂帅总编剧,夏利是主力编剧之一。这意味着她不仅要写分集大纲和剧本正文,还要参与每周两次的编剧会,和另外两个编剧一起讨论人物、情节和对白。
她喜欢这种感觉。以前她一个人单打独斗,所有的压力都在自己身上,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可以分担。现在她有了团队,可以在卡住的时候说“我这边不太顺,你帮我看一下”,对方会认真地看、认真地想、认真地给出建议。这种被支持的感觉,她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但她也没有丢掉一个人战斗的能力。她每天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早上六点起床,去医院看父亲,陪他吃个早饭,跟医生聊几句病情;九点之前赶到公司,写剧本到下午六点;晚上回家继续写,写到凌晨。周末两天全泡在医院或者图书馆,不是在改稿就是在查资料。
父亲看着她忙成这样,心疼得直皱眉:“你这孩子,不用天天来看我,我自己能走能动,又不是瘫了。”
夏利给他削苹果:“我乐意。”
“你乐意,我看着心疼。”
“那你就好好吃饭好好恢复,早点出院,我就不用来医院了。”
父亲被她噎住,哼了一声,接过苹果咬了一大口。
其实夏利心里清楚,她之所以坚持每天去医院,不是因为她不放心父亲的病情——术后恢复得很好,医生都说他是“模范病人”——而是因为她怕。三年前她一个人在韩国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个梦,梦见父亲在电话那头说“胃不舒服”,然后电话断了,她怎么也打不通。醒来之后她会给家里发条消息,等到母亲的回复才能再次入睡。现在她回来了,她要把那三年亏欠的时间,一点一点地补回来。
有一天她去医院的时候,护士长叫住了她。
“夏小姐,你爸爸的住院费,有一笔款项好像不太对。”
夏利心里一紧:“什么意思?少了还是多了?”
护士长翻了翻记录:“多了一笔预存,大概三个月前,有人往你爸爸的账户里存了一笔钱,金额不小,足够覆盖整个治疗费用的百分之六十。我们一直以为是你们家属自己存的,但最近整理账目的时候发现,那个账户名不是你也不是你妈妈。”
夏利愣住了。
“能查到是谁存的吗?”
护士长摇了摇头:“当时是线上支付,我们这边只能看到支付方的名字被隐藏了,显示的是‘匿名用户’。”
夏利站在护士站的柜台前,手里还提着给父亲买的粥,脑子飞快地转。三个月前,正是她刚联系上那位专家、把父亲转到北京来的时候。当时她还奇怪,为什么整个流程那么顺利,为什么专家号那么好挂,为什么住院部刚好有空床——在北京的大医院里,这些“刚好”像中彩票一样罕见。
原来不是好运。
是谁?
她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名字,让她自己都吓了一跳。但她立刻摇了摇头,否定了那个念头。他怎么会知道?他跟她已经两年多没有联系了,他甚至不知道她父亲生病了。而且他那么忙,忙着拍戏、忙着代言、忙着出席各种活动,哪有时间来管一个“陌生人”的家长里短?
可是如果不是他,又是谁?
夏利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第二个可能。她在北京认识的人不多,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帮她垫付医药费的,更是屈指可数。而且那些人她基本都问过了——在父亲手术前,她确实跟几个关系好的朋友借过钱,但都只是一小部分,没有人有能力或者有必要以“匿名用户”的方式存入这么大一笔。
她去找了医院的财务科,试图查到更多信息。工作人员翻出了那笔转账的记录,显示支付时间是在晚上十一点多,支付渠道是一个她没见过的企业账户,公司名称被部分打码,只露出“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几个字。
文化传媒公司。那更像是他能接触到的资源了。
夏利把那张转账记录的复印件折好,放进背包最里层的隔袋里。她没有继续追查下去,因为她知道,如果对方真的想让她知道,就不会匿名了。她只有先把这个人记在心里,等以后有机会再说。
但她不知道的是,在她离开医院财务科的那一刻,走廊的另一端,一个戴着口罩和棒球帽的高个子男生正站在拐角处,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电梯口。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像一尊雕塑,直到身边的助理小声提醒:“哥,该走了,等下还有通告。”
“嗯。”刘耀文把帽檐又往下压了压,转身从楼梯间走了下去。
他没有走正门。没有走电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知道她今天会来医院看父亲,所以他调整了通告时间,在赶去下一个工作地点的路上绕了二十公里的路,只为在这条走廊的拐角处站上三分钟。三分钟,远远地看一眼她匆匆走过住院部走廊的样子:头发剪短了,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大衣,提着一袋粥,脚步很快,像是永远都在赶时间。
但她看起来很好。比在韩国的时候胖了一点,气色也不错,走路的时候腰背挺得笔直,不再像以前那样微微驼背、缩着脖子。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笃定和从容,是她以前没有的。
他在楼梯间里站了好一会儿,等到助理再次催他,他才叹了口气,迈开长腿往下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她很好。这样就够了。”
然后他删掉了那行字,重新写了一句:
“今天绕路成功,没被认出来。奶茶钱报销。”
他把手机收好,推开通往地下车库的门,坐上保姆车,开始了新一天的行程。车里放着团员们嘻嘻哈哈的群语音——马嘉祺在问晚上的火锅去哪里吃,丁程鑫在说他最近学了一个新菜,宋亚轩和贺峻霖在为谁更帅而吵得不可开交。刘耀文听了一会儿,笑了一声,在群里发了一个定位:“我这边结束大概九点,你们先吃,给我留点肉。”
马嘉祺秒回:“你几点结束?我们等你。”
丁程鑫:“就是,团建少一个人算什么团建。”
宋亚轩:“刘耀文你再不来我把你的毛肚全吃了!”
贺峻霖:“他已经吃过一轮了,你别信他。”
严浩翔:“我截图了,这是证据。”
张真源:“你们能不能安静点,我在上课!”
群里吵成一锅粥。刘耀文看着屏幕上的消息一条一条地弹出来,嘴角的弧度弯得很自然,像是在家里听到了家人们的喧闹声。他们是他的队友,也是他的兄弟。在这个被聚光灯照得无处可藏的世界里,这六个人是他唯一可以卸下所有伪装的地方。
经纪人Lisa从前排转过头来,看着他脸上的表情,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就说。”刘耀文没抬头。
“你今天绕路去医院,就为了看她一眼?”
“嗯。”
“她知道吗?”
“不知道。”
Lisa沉默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你这样打算到什么时候?”
刘耀文抬起头,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霓虹。北京的夜从来不黑,到处都是光,但那些光照不到他想照亮的那个人。至少不是直接照到。
“到我不需要这样做为止。”他说。
Lisa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她跟了他快五年,太了解他了。这个人对很多事都可以无所谓——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赚多少钱、拿什么奖——但对他真正在意的人,他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固执。那种固执不是占有,不是纠缠,而是“我就站在你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