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咫尺天涯(1)

我在雨落时等你

寒假像是被人按下了快进键。

阮洛曦甚至还没来得及把那两包草莓饼干吃完,开学的日子就到了。她站在镜子前穿校服的时候,发现袖口短了一截,腕骨露在外面,细细的,像一截刚抽条的柳枝。她长高了一些,马尾也比上学期长了不少,垂在肩侧的时候发尾会碰到手肘。一个寒假,十五天,三百六十个小时。她和江叙白的聊天记录停在了除夕夜的那句“新年快乐”,他回了一个笑脸,她回了一个笑脸。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是不想聊,是不知道聊什么。隔着屏幕,她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今天路过那家便利店,看到货架上摆着你买的那种草莓饼干”;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昨天梦到你了,梦到你还在我右边坐着,在画那些不知道是什么的圆圈”。那些话太轻了,轻到发出去会被新年满天的烟花声盖住;又太重了,重到她不知道他接不接得住。

她索性不发了。每天早晚各一次的“早安”“晚安”,像两个人在黑暗里互相敲墙,你在墙这边敲两下,我在墙那边敲两下,不对话,但知道对方还在。开学就好了。开学就不用敲墙了,开学她就可以看到他,看到他长高了多少,头发剪没剪,耳朵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红。

开学那天,下了小雪。

阮洛曦到学校的时候,校门口的梧桐树上覆了一层薄薄的白,枝干像被撒了糖霜,细细的,茸茸的,像甜品店里摆在橱窗最显眼位置的那一款蛋糕,贵得买不起,但好看得让人挪不开眼。她站在校门口看了一会儿,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成一团小小的云,散了又聚,聚了又散。她想起去年五月,也是这个门口,也是这棵梧桐树,她拖着行李箱站在树下,五月的风把她的马尾吹起来,她眯着眼睛看树叶缝隙里的天空,天很蓝,云很白,她心情很好。那时候她还没有心动。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喜欢”两个字会让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会因为一个人的寒假消息太少而患得患失,会因为开学第一天能见到他而前一晚失眠到凌晨两点。

她走进校门,走向教学楼,脚步比平时快。走过操场的时候,她看到几个男生在打雪仗,笑声在寒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脆,像玻璃珠子掉在地上的声音,一颗一颗,弹起来,滚远了。她没有停下来看,因为她急着去教室。急着去看那个座位,急着去看那个人在不在,急着去确认“一个寒假没见,他还认不认得她”这个荒谬的念头。

他在。

她走进教室的时候,江叙白已经坐在座位上了。他穿着校服,和上学期一样,单肩背着书包,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正在看什么。他好像长高了一些,肩膀似乎宽了一点,校服的肩线不再空着,服帖地搭在他的肩膀上,像一件终于找到了主人的衣服。他的头发剪短了,额前的碎发不再遮住眉毛,露出整张脸,干净,清瘦。他更白了一些,大概是寒假在家捂的,皮肤在冬日的晨光里泛着淡淡的、冷白色的光,像一块被雪覆盖了很久的石板,凉凉的,但你把手放上去,能感觉到石板下面有地热的温度,温温的,持续的,不会因为冬天就消失。

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

两个人的目光在教室门口撞了一下。一个寒假没见,那十五天、三百六十个小时的空白,在目光相撞的瞬间被压缩、被折叠、被塞进这一秒里面。这一秒包含了除夕夜的“新年快乐”,包含了那十五天里每一次打开对话框又关上的犹豫,包含了他们各自在假期里长的身高、剪的头发、做的梦、想的人。

“早上好。”他说。声音和以前一样,不大,但很清楚。

“早上好。”她说。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小一些。她从教室门口走到座位,坐下来,把书包放好,从书包里拿出课本,一本一本地放进桌斗里。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她的动作很慢,因为她的余光在看他的桌斗——里面有他的课本,整整齐齐,和上学期一样。他的笔袋放在课本右边,他的水杯放在桌角靠右的位置。一切和上学期一样,没有变。

但她的心跳告诉她,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不是变坏了,是变“赶”了。以前她觉得时间很慢,慢到她可以趴在桌上用一整个午休的时间看他的侧脸;慢到她可以在放学后慢慢收拾书包,等他也收拾好,然后一前一后走出教室;慢到她觉得他们会永远这样,永远同桌,永远一起走到路口,永远在“晚安”后面加一个笑脸。但现在,她坐在座位上,看着黑板上用白色粉笔写的“五年级下学期”六个字,忽然觉得时间变得很快,快到像一匹脱缰的马,她拉不住缰绳,只能被它带着跑,跑到她不想去的地方。

开学第一节课,李老师站在讲台上,说的第一句话不是“上课”,不是“同学们好”,不是“翻开课本第一页”。她说的是——“这学期是你们在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了。”

教室里安静了那么一下。那种安静不是“同学们走了”的安静,是“所有人都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的安静。像一颗石子丢进湖里,没有声音,但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荡到每一个人的心上。阮洛曦听到后座有人小声说了句“啊?这么快?”有人没说话,但手里的笔停了。有人低下了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她也没有说话,但她的手在桌下攥了一下,攥的是校服的衣角,攥得很紧,指节泛白。

她知道这学期是最后一学期。她知道五月份考完试,六月份毕业典礼,七月份她就不会再坐在这间教室里了。她知道的比她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她只是不想面对。不想面对“最后一个学期”这六个字,不想面对五月份和六月份,不想面对毕业典礼那天她要以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话跟他告别。她不知道。她连想都不愿意想。

“最后一个学期,李老师希望大家珍惜这四个月,好好复习,好好和同学相处,给自己的小学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李老师在讲台上说着,语气和平时一样,不急不慢。

阮洛曦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上的手。手背上有几道细细的纹路,是冬天干燥留下的,涂了护手霜也消不掉。他给她的那支护手霜她还没用完,乳白色的膏体还剩大半管,放在书桌最里面的抽屉里,和那些纸条、银杏叶、红绳放在一起。她舍不得用,怕用完了就没有了,怕用完了那个“夏天你说过”的温度就散了。但她现在想用了。想涂在手上,涂在那几道干裂的纹路上,让它们愈合。

她抬起头,看了右边一眼——他正看着黑板,表情和平时一样淡,看不出什么情绪,但他的笔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圈,画了两圈就停下了,没有继续画下去。画到第三个圈的时候笔尖顿住了,顿了很久,久到墨迹洇开,洇成一个黑色的、不规则的圆,像一个没有闭合的句号。

他在想什么?他在想“最后一个学期”吗?在想这四个月怎么过吗?在想毕业以后他们会去哪里吗?在想初中还会不会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同一张桌子旁边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画的那个没有闭合的句号,像她此刻的心,张着口,等着什么东西来填满。

上午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李老师把阮洛曦叫到了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其他老师,只有李老师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本花名册,红笔夹在手指间,没有写字,只是夹着。

“阮洛曦,坐。”李老师指着旁边的椅子。

阮洛曦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她不知道李老师要说什么,但她有一种不太好的直觉。

“这学期要调整座位。”李老师的语气很温和,温和到像在说一件不重要的、日常的、像“今天天气不错”一样的事。但阮洛曦听到“调整座位”四个字的时候,心跳像被人用手猛地攥了一下,攥得她整个人都缩了一下。“考虑到大家这学期要毕业了,老师想让更多的同学有机会坐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所以座位会重新排。”

阮洛曦听着,手在膝盖上攥成了拳头,指甲陷进掌心里。

“你和江叙白坐了半年的同桌,老师觉得你们互相帮助得很好。但这学期,老师想把你们调开。”

李老师说的“调开”两个字,像一把剪刀,剪断了那根从去年九月开始、一直牵着她和他之间的线。线断了,她手里还攥着断头,另一头在他手里,两个人各自握着半根线,站在同一间教室里,但再也连不上了。

“老师不是觉得你们不适合坐在一起,”李老师大概是看到了她表情的变化,声音更柔了一些,“老师是想让你帮助一下其他同学。夜挽星这学期数学有点跟不上,你和她坐,可以帮她补补。江叙白那边,温知衍上学期请了那么长时间的假,落了不少课,也需要有人帮。老师这样安排,你觉得可以吗?”

她可以说不吗?她可以站起来,对李老师说“不,我不想换座位,我想继续和江叙白坐在一起”吗?她不可以。因为李老师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夜挽星数学跟不上,温知衍落了很多课,她是班长,她是好学生,她应该帮助同学,应该服从安排,应该把个人感情放在集体利益之后。所有“应该”叠在一起,变成一座很高很高的墙挡在她面前,她翻不过去。所以她只能点头。

“好。”她说。一个字,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清晰到她觉得那个字不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是从一个她不知道的地方、一个被她藏在很里面的、不会反抗的、只会说“好”和“可以”和“没问题”的地方传出来的。

李老师笑了,在她的肩膀上拍了拍。“那老师就按这个安排了。周五调整座位,你提前跟夜挽星说一声。”

阮洛曦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没有人,上课铃还没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一格一格的,明暗交替。她走过那些明暗交替的光影,一步明,一步暗,一步明,一步暗。走到第四步的时候,她的眼眶热了,但她没有哭。她不会在走廊里哭,不会在离教室这么近的地方哭,不会在随时可能有人经过的地方哭。她等到了厕所,把门关好,把自己锁在隔间里,然后哭。

她没有哭很久,大概一分钟,也许两分钟。哭完之后她用冷水泼了泼脸,用纸巾擦干,对着镜子看了看——眼睛有一点红,但不明显,不明显到如果没有人盯着她的脸看十秒以上,不会发现。她深吸一口气,走出厕所,走回教室。

江叙白在座位上。他看到她走进来,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停在了她的眼睛上。她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也许看到了那一抹还没来得及完全退去的红,也许看到了她眼眶下面那一小片被冷水激过的、比平时更白的皮肤,也许什么都没有看到。

“李老师找你干嘛?”他问。

阮洛曦坐下来,把课本从桌斗里拿出来,翻开到老师要讲的那一页。她的动作和平时一样,不快不慢,但她没有看他。

“调座位。”她说。声音很平静,平静到她自己都觉得陌生。

江叙白的手在桌下攥了一下,她的余光捕捉到了那个动作。他的手指蜷起来,指节泛白,和他在走廊里被温知衍拉着去跟她说话时一样,和他在路口问她“我们算朋友吗”时一样,和他说“不只是朋友”时一样。他在紧张,在害怕,在等她说下一句话。

李老师说调座位。怎么调?他跟谁坐?她跟谁坐?两个人还会坐在一起吗?所有的疑问都攥在他那只桌下的手里,手指蜷着,指甲陷进掌心里。

“你和温知衍坐。我和夜挽星坐。”她把她和李老师之间的对话压缩成了这两句话,像把一整片海压缩成了一滴水。那滴水落在她舌尖上,苦的,咸的,像眼泪。

课桌上有一道不是她刻的划痕,在桌面中央偏左的位置,大概三四厘米长,细细的,像一根被遗落的头发,不知道是哪一届的学长学姐留下的。它在那里很久了,被他们的课本、笔袋、胳膊压了整整一个学期,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但它一直在那里,像一道沉默的、不会愈合的伤口。以后她和他的课本不会再压在那道划痕上面了。他的会移到另一组,另一排,另一张桌子;她的也会移到别的地方。

她和他的东西,不会再在同一张桌面上相遇了。

她没有看江叙白,她不敢看。怕看到他耳朵红了,怕看到他手指蜷了,怕看到他嘴角那个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的、微微往下坠的弧度。她低着头,盯着桌面上的划痕,把它的长度、宽度、弯曲的弧度记在心里。以后她不坐在这张桌子旁边了,但划痕会一直在,会记得他们两个人曾经在同一张桌上写作业、递纸条、吃草莓饼干。划痕不会说话,但它见证了所有。

周五。

早晨,阮洛曦到教室的时候,江叙白的书包已经不在座位上了。他的课本、笔袋、水杯都不在了,桌面空空的,被值日生擦过,还有没干的水渍。她站在座位旁边,看着那张空了一半的桌子——左边是她的课本、她的笔袋、她的水杯;右边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像从来没有人坐过。

她在那里站了一下。很短,也许三秒,也许五秒。然后她坐下来,把书包放好,从桌斗里拿出课本,翻开。她的动作和每一天一样,不快不慢。只是右边没有人了。没有翻书的声音,没有写字的沙沙声,没有他把纸条推过来时指尖碰到她手肘的温度。什么都没有,空空的,静静的,像一栋搬空了家具的房子,宽敞了,但也空了。

她的心跳声在安静的空间里变得格外清晰,咚,咚,咚,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口钟。那口钟在说——他走了,他不坐在你右边了。钟声一下一下地敲,她听了一遍又一遍,听到上课铃响,听到李老师走进教室,听到她说“同学们,从今天起我们按新座位表入座”。

新的座位表贴在黑板旁边的公告栏上。阮洛曦没有去看,因为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位置——第四组,第三排,靠窗。夜挽星在她旁边。江叙白在第二组,第四排,靠过道。他和她之间隔了一组,隔了整整一组。一组有三排座位,每排有两个人,他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有四米,四米的距离。她和他之间隔了四米,四米不长,跑步只要两秒,走路只要五步。但她觉得那四米像一条河,她在河的这岸,他在河的对岸,河水很深,水流很急,她过不去。她站在那里,看着对岸的他,他也在看着她。两个人隔着四米的距离,隔着十几个同学,隔着晨光里飞舞的尘埃。

她看到他的耳朵是红的。

他永远不会知道的是,她搬去新座位的前一天晚上,把那本夹着银杏叶和纸条的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翻到第六十七页,一页一页地翻开他的字——“你在旁边。”“雏菊的花瓣画得真好。”“阮洛曦同学,你的字真工整。”“希望下学期还能坐在你旁边。”“好,我等你。”“我们算朋友吗?”“算。”“不只是朋友。”“我觉得算。”那些字在她眼前铺开,像一条路,从去年九月铺到今年二月,从陌生铺到熟悉,从同桌铺到不再是同桌。路的尽头是一扇门,门上写着“毕业”。她站在门前,手里握着门把手,还没有拧开。

她把书合上,放回书架。第二天她没有把那本书带去学校。她把它留在家里,留在那个专门放他的抽屉旁边。书里夹着的东西会替她记得他——银杏叶记得他摘它时的秋天,纸条记得他写字时的力度,红绳记得他编它时手指的温度。记得就够了,不需要每天拿出来看。

她带着空书包去了学校,坐到新的座位上。右边的位置换了人,夜挽星。夜挽星是她最好的朋友,和她坐在一起应该是开心的。她是开心的。她只是还不习惯右边不是江叙白。

把课本从江叙白右边搬到夜挽星左边的过程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她从旧桌斗里把课本一本一本地拿出来,摞成一摞,抱在怀里,走到新座位,一本一本地放进去。语文、数学、英语、科学——放完之后,桌斗里还有空余的地方,以前和江叙白坐的时候,桌斗里总是满满的,因为他的修正带有时候会滚过来,他的笔有时候会放错,他画了圆圈的草稿纸有时候会夹在她的课本里。他的东西会越界,跑到她的地盘上,她从来不赶,因为越界的意思是——他不觉得她的桌斗和她的桌斗之间有界限。

现在没有越界了。她的桌斗里只有她的东西,整整齐齐,空空荡荡。

上午第一节课,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方程,让两个人先试着自己解。夜挽星凑过来,小声说:“洛曦,这道题怎么做?我看不懂。”阮洛曦低下头,在草稿纸上把解题步骤一步一步写下来。她写得很快,字迹不如给江叙白写纸条时那么工整。给江叙白写纸条的时候,她会把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怕他看不清,怕他觉得她的字不好看,怕他在“你的字真工整”这句话后面加一个“但是”。她怕了很多事,但现在那些“怕”都没有意义了,因为她的纸条不会再递到他的右边了。

她把解题步骤递给夜挽星。夜挽星看了之后恍然大悟,“哦”了一声,拿起笔开始算。阮洛曦看着夜挽星埋头算题的样子,心里想的是:如果右边还是他,他会怎么做?他会先自己算一遍,然后推一张纸条过来,上面写着“第五题答案是B吗”,她会回“我选的是C”。他会重新算一遍,然后说“是C,我看错条件了”,她会回“谢了”。那些对话很短,短到不值一提,但她把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记了那么久,久到它们变成了旧照片的颜色,发黄了,卷边了,但还是舍不得扔。

她把目光收回来,落在自己的练习本上。练习本上她写了一个“解”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笔尖停在那个“解”字的最后一笔,那一竖拖得很长,长到快要戳破纸面,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上午第三节课,语文。老师让大家朗读课文,全班一起读,声音很大,大到隔壁班都能听到。阮洛曦跟着大家一起读,嘴唇在动,声音也有。但她的目光不在课本上——她的目光穿过教室的中央,穿过第四组和第三组之间的过道,穿过正在低头写字的同学、正在课本上画重点的沉默、正在偷偷传纸条的小动作,落在第二组第四排靠过道的位置上。江叙白坐在那里,侧脸对着她的方向,正在朗读,嘴唇在动,声音不大,但她知道他在读。因为他的嘴唇张合的节奏她太熟悉了,和她读的是一样的,一个字都没有落下。

他们读同一篇课文,念同一个字,发同一个音。两束声音从教室的两端出发,在教室中央的上空交汇,像两条看不见的、透明的丝线,缠在一起,打了一个结。但那个结太细了,细到风一吹就会散,细到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的存在。除了她。

她注意到了。她注意到他的嘴唇和她同步,注意到他翻页的时机和她一样,注意到他在读到“离别”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比周围的人都轻了一些。他大概也在想,想到“离别”这两个字的时候,压低了声音,像怕被谁听到。

她和夜挽星坐的第一天,夜挽星就发现了她的不对劲。

“洛曦,你是不是不开心?”午休的时候,夜挽星趴在桌上,歪着头看她。她的眼睛很亮,亮到像两面镜子,照出了阮洛曦脸上所有她想藏起来的情绪——那些不舍、难过、不习惯、不情愿,全部被夜挽星的眼睛捕捉到了,一个都没有漏掉。

“没有。”阮洛曦说,“就是有点不习惯。”

“不习惯右边不是江叙白?”夜挽星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没有试探,没有调侃,就是一个陈述句,像在说“今天中午吃的是红烧肉”一样自然。自然到阮洛曦连否认的力气都没有了。

“嗯。”阮洛曦说。只有一个字,但她把所有的“不习惯”都塞进了这个字里——不习惯右边没有人递纸条了,不习惯没有人帮她捡橡皮了,不习惯没有人画笑脸了,不习惯没有人在她哭的时候把手放在她桌角了。她把所有的不习惯都塞进“嗯”里,压得很紧,压到不会溢出来。

“会习惯的。”夜挽星伸出手,在她手背上轻轻拍了拍。那只手是温的,不是他手的温度,但也是温的。她握住夜挽星的手,握了一下,然后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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