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

六年级毕业的那个暑假，湖北热得像蒸笼。

没有作业，没有压力，每天就是吃、睡、发呆，偶尔被唐郝杰拉出去满大街乱逛。他说这叫“毕业旅行”，我说你一个准高二的男生天天跟一个刚小学毕业的女生混在一起不丢人吗，他说不丢人，丢人的是跟你混了三年你自行车还骑得歪歪扭扭的。

我说我骑得不歪。

他说那你骑一个给我看看。

我骑了。骑出去二十米，连人带车栽进了路边的冬青丛里。他跑过来的时候笑得蹲在了地上，笑了足足两分钟才把我从冬青丛里捞出来。我的膝盖磕破了一块皮，校服裤子上蹭了一道绿印子，头发里卡了两片冬青叶子。他一边笑一边帮我摘头发里的叶子，手指在我头发间穿来穿去，动作比我想的要轻。

“你这个技术，”他说，“上路就是害人。”

“那你以后别让我骑车了。”

“不行，”他把冬青叶子弹掉，“你得接着练。等上了初中，我可没时间每天接送你。”

我说好。他又说了一遍“好”，然后跨上自行车，拍了拍后座。我跳上去，抓着他腰两边的衣服，他把脚一蹬，车就走起来了。夏天的风从耳边吹过去，热烘烘的，带着知了的叫声和路边烧烤摊的烟火气。他的后背被汗浸湿了一小块，校服贴在上面，显出肩胛骨的形状。我没有松手，也没有抓得更紧，就那么松松地拢着，好像这辆破旧的二八大杠会一直这么骑下去，骑过这个夏天，骑过整个初中，骑到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

我们在江边走了很多个傍晚。

长江离我家不远，骑自行车二十分钟就到。唐郝杰那辆破二八大杠的车铃铛早就彻底不响了，链条的嘎吱声比以前更大，后座上绑着的那块海绵垫子已经被磨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他骑上去像一只踩轮子的仓鼠，腿太长，膝盖几乎要顶到车把。

他载着我沿着江堤一路骑下去，风灌进领口，热烘烘的，带着江水那种说不清的腥味。堤坝上的狗尾巴草被吹弯了腰，夕阳把整条江染成了橘红色，像有人在天上打翻了一锅番茄蛋花汤。江面上有船在走，慢悠悠的，拖出一条长长的水痕。

“你说江的尽头是哪儿？”他喊着问，风把他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

“海吧，”我也喊。

“那海的尽头呢？”

“不知道。”

“天的尽头，”他忽然放慢了速度，声音低下来，“天的尽头是不是江苏？”

我没说话。车轮碾过一颗小石子，颠了一下，我的额头撞上了他的后背。他的肩胛骨硌着我的额头，硬硬的，有点疼。但我不想把头抬起来。

他知道的。他知道江苏在我心里搁着一个人，一个名字。他从来没问过那个名字，从来没问过那个蓝眼睛的男孩是谁。他只是偶尔，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用一句话把那块地方碰一下。不重，但足够让我知道，他知道。他不知道的是，那块地方已经很久没有疼过了。不是因为好了，是因为被别的东西盖住了——被橘子味的棒棒糖、被灰色的围巾、被粉色的小兔子折叠伞、被自行车后座上那块磨得发白的海绵垫子，一层一层地盖住了。那块地方还在，但上面堆满了别的东西，我已经快找不着它了。

那天傍晚我们没怎么说话。

他把车停在江堤上，我们并排坐着看日落。他把一根棒棒糖叼在嘴里，橘子味的，咬得咯吱咯吱响。天边的云从橘红色慢慢变成紫色，又从紫色变成灰蓝色，江面上最后一道光像一条金色的蛇，扭了几下，然后就不见了。我把下巴搁在膝盖上，看着江面上的光一点一点暗下去。

“周清榆，”他突然开口。

“嗯。”

“你上了初中，是不是就长大了？”

“我本来就在长大。”

“不是那种长大，”他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捏在手指间转了两圈，“是那种……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他没有说下去，把糖重新塞回嘴里，站了起来。他站在江堤上，夕阳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他比我高太多了——小时候他比我高半个头，我仰着脸能看到他的下巴。现在我仰着脸，只能看到他的喉结。那东西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我不知道。好像就是某一天，忽然就看到了，像一个标志，写着“此人已非少年”。

他把手伸给我。

“走不走？蚊子开始咬人了。”

我看着那只手。他的手指很长，指甲剪得整整齐齐，虎口处有一颗小小的黑痣。他的手掌比以前大了一整圈，如果我把手放上去，大概会被完全包住。我没有把手放上去。我撑着地面自己站了起来。

他的手在空中停了一秒，然后很自然地收回去，插进了裤兜里。

“走吧，”他说。

我跳上后座，抓着他腰两边的衣服，他骑得很慢，慢到链条的嘎吱声都变得懒洋洋的。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一盏一盏地往后移，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拖在地上像一个连体的怪物。

骑到半路的时候他忽然说：“下周我要去我奶奶家住两个星期，你管好自己，别中暑了。”

我说好。

“冰箱里有西瓜，我妈切好的，你每天去拿一块吃。”

我说好。

“那种三毛钱一袋的汽水少喝，全是糖精。”

我说好。

“你别光说好，你倒是记住啊。”

“记住了。”

他“哼”了一声，不再说话。夏夜的风把他身上的汗味和洗衣粉的味道一起吹到我鼻子里，不难闻。我盯着他后背上被汗浸湿的那一小块深色，忽然觉得两个星期很长。

唐郝杰走的那天，湖北下了入夏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

我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翻一本旧杂志，窗外雷声轰隆隆的，炸得玻璃嗡嗡响。母亲在厨房里煮绿豆汤，父亲在阳台上收衣服，一切都很平常。但我心里的某个地方空落落的，像被什么东西掏走了一块。我把那条小银鱼从领口里拽出来，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鱼眼睛上那颗蓝色水钻还是那么闪亮，像一只不会说话的眼睛在陪着我。

其实我想过要不要给江苏打个电话。

我爸说过，等我考上初中就给林叔叔报个喜。可我现在已经考上了，这个理由好像够充分了。我拿着手机翻了好几次通讯录，找到那个存了三年却从没拨过的号码——林叔叔家的座机。那个号码还是我刚到湖北的时候存的，存完就再也没有打开过。我不知道林寒江有没有手机，不知道他的号码，不知道他长高了没有，变声了没有，还记不记得我。

我退了出去。

说什么呢？说“林寒江你好，我是周清榆，你还记得我吗”？

太蠢了。

我把手机扔到一边，翻了个身，脸埋进沙发垫子里。

两个星期后唐郝杰回来了。

晒黑了一点，头发更长了一点，刘海已经能盖住眉毛了。他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青黄色的橘子。

“我奶奶家自己种的，”他把袋子递给我，“酸得很，你肯定不爱吃。但我觉得挺好吃，给你尝尝。”

我拿起一个橘子掰开，塞了一瓣进嘴里。酸得我整张脸皱成一团。

唐郝杰在旁边笑得直拍大腿：“我说了酸得很吧！你非不信！”

我含着那瓣酸橘子，瞪了他一眼，但没吐出来。慢慢嚼着嚼着，竟然嚼出一丝甜味来，藏在酸的后头，很淡，很浅，像是在跟你捉迷藏。就像他这个人一样——表面上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嘴巴比刀子还利，但你往里嚼一嚼，底下全是甜的。

“还行，”我说。

“嘴硬，”他说。

暑假剩下的日子过得飞快。

我们去江边抓过螃蟹，他卷起裤腿在水里踩了半天，一只都没抓着，还摔了一跤，裤子湿到腰。我在岸边笑得蹲了下去，他用湿漉漉的手在我脸上抹了一把，我的刘海全湿了，贴在前额上，水滴答滴答往下掉。

“你俩跟个傻子似的，”路过的老头说了一句，拄着拐杖走了。

八月底的时候，我开始收拾初一的课本。

初中部的教学楼我去过几次，比小学部大很多，走廊更宽，教室更大，墙上贴着的不是拼音表而是元素周期表。三楼最东边的那间教室是我将要待的地方，初一三班。唐郝杰的教室在四楼最西边——不，他已经不在初中部了。他高一了，在高中部，在城市的另一端，骑自行车要十五分钟的那一端。

“挺远的，”他在开学前一天陪我踩点的时候说。我们站在初中部的走廊上，他指着远处那栋灰白色的楼，“那栋就是高中部，看到了没？就是那个屋顶上有水塔的那个。”

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一栋楼，灰白色的，屋顶上确实有一个圆滚滚的水塔，像一个沉默的巨人蹲在那里。

“课间十分钟肯定跑不过来了，”他说，“但你中午可以来找我。高中部食堂比初中部的好吃。”

我说我不一定有空。

“那你尽量有空，”他说得理直气壮，“我一个人吃饭没意思。”

我看着他的侧脸。他说“一个人吃饭没意思”的时候，表情没什么变化，还是那种吊儿郎当的、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但我注意到他舔了一下嘴唇。他紧张的时候会舔嘴唇，这个习惯他从小学就有了，他自己大概不知道，但我知道。

“唐郝杰，”我说。

“嗯。”

“高中部有新的同学，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吃。”

他看了我一眼，很快，快到我来不及看清他眼睛里的东西。然后他转过头去，看着远处那栋灰白色的楼，沉默了几秒。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他说，“不一样。”

九月初，初一开学。

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把校服熨了一遍，头发扎了个马尾，对着镜子照了很久。母亲在门口催了三次我才出门。走到楼下的时候唐郝杰已经在等我了，靠着那棵香樟树，嘴里叼着棒棒糖，校服穿得松松垮垮的，领口的扣子没系，露出一截锁骨。他已经不是初中生了，但校服还是初中的那套，袖子有点短了，露出一截手腕。手腕上什么都没有——空的，白的，能看到青色的血管。

“走走走，磨蹭死了，”他转身就走。步子很大，我小跑着才跟上。

到了学校分完班，我找到初一三班的教室，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桌面上切出一道明晃晃的光柱，灰尘在光柱里慢慢地飘，像一场无声的、倒着下的雪。我把书包放好，抬头看了一眼四周——全是陌生面孔，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看新书，有的趴在桌上补觉。初一的教室比小学部的大，桌椅都是新的，黑板上有昨天留下来的粉笔印，值日生没擦干净。

然后我注意到我旁边的座位是空的。

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影走进来，径直坐到我旁边。

男生。比我高半个头，戴着黑框眼镜，头发理得很整齐，校服扣子系得一丝不苟，跟唐郝杰那种恨不得敞着怀的穿法完全不一样。他把书包放在桌上，动作很轻，几乎没发出声音。从书包侧袋里抽出一个笔袋，布的，深蓝色，拉开拉链的声音也很轻。他做所有事情都像是在怕打扰到别人。

“你好，”他偏过头来看我，声音不大，但不怯，“我叫宋书州。”

“周清榆，”我说。

他点了下头，没再多话，转过头去看黑板了。黑板上什么都没有，但他看得很认真，好像在读一本看不见的书。

宋书州。

宋。书。州。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觉得挺好听的。不是那种花哨的好听，是那种沉沉的、稳稳的，像一块石头落在水里的好听。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州”字，我的名字里有一个“榆”字——渝州。这个联想后来果然应验了。

第一节课是语文。

语文老师姓陈，四十多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语”字，粉笔在黑板上发出轻微的吱吱声，然后转过身来扫了一圈全班，目光最后落在我旁边的宋书州身上。

“哪位是宋书州同学？”

宋书州站起来，微微颔首：“老师好。”

陈老师点了点头，目光从宋书州身上移到黑板上那个“语”字上，忽然念了一句诗：“思君不见下渝州。”

全班安静了一秒。

然后角落里有个人接了一句：“宋书州的名字里有‘州’！周清榆的名字里有‘榆’——渝州的渝！”

大家都笑了。

有人起哄说“周清榆和宋书州，这不就是渝州吗”，笑声更大了。陈老师推了推眼镜，也没制止，只是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这句诗是李白写的，渝州是个地名，在今天的重庆。大家有联想力是好事，但不要过度联想。”

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宋书州一眼。

宋书州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坐下来的时候连耳根都没红。不像我，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在发烫，手心里微微出了汗。不是因为起哄，而是因为那句诗。

“思君不见下渝州。”

思君。不见。

这两个词像两根针，一左一右地扎了进来。不疼，但位置很准，准到像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我在湖北，渝州是重庆，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思君不见”这四个字，跟我有关系。我思的那个人在江苏，在千里之外，我已经三年没有见过他了。他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模糊，只剩下一个大概的轮廓——高高的，瘦瘦的，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我有时候会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存在过，还是我小时候做的一个梦，梦太长了，醒来就当真了。

但他的蓝眼睛不是梦。那条逆十字项链不是梦。他把围巾的一半分给我的那个冬天不是梦。

这些都不是梦。

可是它们都像梦一样远。

我把头低下去，假装在翻课本。课本的第一页是朱自清的《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铅字油墨的味道很好闻，我把鼻子凑近书页，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油墨味是凉的，钻进鼻腔里，让发烫的脸颊凉快了一点点。

放学的时候我在校门口等唐郝杰。不，我不是在等他，我是在等母亲来接我。但他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从校门口的小卖部方向走过来，嘴里叼着棒棒糖，手里拎着一袋辣条。辣条袋子咬在牙齿间，两只手在校服口袋里掏什么东西，掏了半天掏出一根新的棒棒糖，橘子味的，递给我。

“你怎么跟个逃荒的似的，”我说。

“你等了多久？”他把辣条从嘴里拿下来，问了一句不搭边的话。

“我没等你。”

“那你站在校门口干嘛？”

“等我妈。”

“哦，”他说，把辣条重新咬回嘴里，含混不清地说，“那我陪你等。”

他靠在校门口的石柱上，两条长腿交叉着，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淡，铺在人行道上像一幅被水洗过的画。九月的傍晚天黑得还不算早，天边挂着橘红色的晚霞，香樟树的影子落了一地，风一吹就碎成一片一片的。

“我跟你说个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

“说，”他把辣条咬得咯吱响。

“今天语文课，老师念了一句诗，‘思君不见下渝州’，然后有人说……说我名字里的‘榆’和渝州的‘渝’同音，然后我同桌的名字里有个‘州’字，所以就……”

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因为这件事说出来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憋在心里又觉得别扭。也许我是想让一个人知道，想让一个人知道我今天被起哄了，想让一个人知道我的同桌是个男生，想让一个人知道“思君不见”这四个字让我难过了。

但我说不出口。我只说了一半，另一半吞回了肚子里。

唐郝杰没接话。

辣条的咀嚼声停了一瞬，然后继续咯吱咯吱地响。

“你同桌是谁？”他问，语气很随意，像是随口一问。

“宋书州，姓宋的那个宋，书法的书，州——”

“知道了，”他打断我，声音不重，但打断得很快，像是不想听到那个名字被完整地说出来。他把辣条从嘴里拿出来，捏在手里看了两秒，然后团成一团，塞进了口袋。

我们又站了一会儿。

“男的？”他问。

“嗯，”我说，“长得挺斯文的，戴眼镜。”

他“哦”了一声。

这个“哦”很轻，轻到如果不是我竖着耳朵在听，根本不会注意到。但它的音调很特别，不是上扬的疑问，不是下沉的肯定，而是一条平的、直的、没有任何起伏的线，像一个人在悬崖边上小心翼翼地走，不敢往左也不敢往右，只能直直地往前走。

走到我家楼下的时候，母亲的车还没到。唐郝杰站在那盏路灯旁边——就是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靠着的那根路灯杆。路灯还没亮，天色将暗未暗，他的脸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显得很安静。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两只手插在裤兜里，校服被晚风吹得贴在了身上，显出少年人单薄却已经有了轮廓的身体。

“唐郝杰？”我叫了他一声。

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笑了笑。那个笑容和平时不太一样，嘴角的弧度没那么大，眼睛里的光没那么亮，但也不是不高兴。是那种——你很想笑但笑不出来，只能把嘴角往上弯一弯的那种笑。像一朵花还没开全就被雨打了，蔫蔫的，但还是花。

“初中了嘛，”他说，“有个同桌也正常。”

这话说得没头没尾的。

“你不是也有同桌吗？”我说。

“我同桌是男的。”

“那又怎样？”

他没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口袋里掏出那根还没吃的棒棒糖——橘子味的，糖纸上有水珠，不知道是汗还是刚才辣条袋子上的油——剥了糖纸，塞到我手里。他的指尖碰到我的掌心，凉的，不是暖的。他的手一直是暖的，今天是凉的。从校门口到我家楼下，他的手一直是凉的。

“行了，你妈来了，”他朝马路的方向扬了扬下巴。

我转过头，母亲的车正从街角拐过来。我再转回头的时候，唐郝杰已经转身走了。步子比平时快，校服被晚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只撑满了风的帆。他没有跑，但他走得很快，快到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天见”，他就已经走出去很远了。

走出十几步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背对着我，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傍晚里听得清清楚楚：

“周清榆，你们班上那个起哄的，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嗯”了一声。

然后他慢慢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开始跑起来，很快就拐过了巷口的那个弯，整个人融进了灰蓝色的暮色里。

我站在原地，把那根棒棒糖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回左手。棒棒糖的塑料棍上还带着他指尖的温度——不是暖的，是凉的。但他走了之后，那根塑料棍慢慢变暖了。是我手心的温度传过去了，还是刚才那一瞬间的凉只是我的错觉？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根棒棒糖我没有吃。回到家之后，我把它放在了书桌上，和那条小银鱼放在一起。糖纸是橘子色的，亮晶晶的，在台灯的光下面闪着一层薄薄的光。小银鱼的蓝色水钻也在闪，它们闪的频率不一样，但在我眼里，它们是在一起的。

就像我和他。

我们也在不同的频率里，但我觉得我们是在一起的。

至少在那个夏天的傍晚，在路灯还没亮起来的那几分钟里，在这个不属于湖北也不属于江苏的、灰蓝色的、安静的暮色里，我们是在一起的。

我把棒棒糖放进抽屉里。

抽屉里已经有很多东西了——灰色的围巾，粉色的小兔子折叠伞，一本夹满糖纸的旧语文书，一条小银鱼的项链。这些东西挤在一起，沉默的，安静的，不会说话也不会动。但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了我在湖北的全部三年。

不，不是全部。

还差一样。

还差一个唐郝杰。

但他进不去这个抽屉。

他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