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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扶苏被叫家长

秦时明月之寻月传说

电话是在第三天早上打来的。不是班主任刘老师,是教导处的一个男老师,姓周,声音很年轻,但语气很老练,像练过很多遍的台词。“孙天明家长吗?请您今天上午来学校一趟。有些事情需要当面沟通。”扶苏问什么事,周老师说“来了就知道了”,然后挂了。扶苏盯着手机屏幕,那个号码他没有存,但已经记住了。他没有选择——他是天明的监护人,监护人的意思就是,学校叫你,你就得去。哪怕你知道去了也没用,哪怕你知道没有人站在你这边,哪怕你知道你只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背景、没有钱的外来打工者,在那些有编制、有关系、有话语权的人面前,你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天明还睡着。他蜷缩在那张薄薄的床垫上,被子踢到了脚边,露出那件卡通老虎T恤的下摆。老虎的图案已经洗得发白了,眼睛和胡须都模糊了,像一只正在褪色的、慢慢消失的动物。扶苏蹲下来,把被子拉上去,盖住他的肩膀。天明动了动,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没有醒。

扶苏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那面巴掌大的镜子前,整理了一下衣服。还是那件白色衬衫,领口的黄色更明显了,洗不掉了。他试着把领子竖起来,遮住那些污渍,但竖起来更奇怪,又放了下去。裤子膝盖的鼓包更大了,像是长了两个瘤子。鞋是黑色的运动鞋,鞋带换过了,一根白色一根灰色,和天明鞋上的一样——是从同一根绳子上剪下来的。

他走出门,轻轻带上,没有锁。天明一个人在家,不会有人来。这栋楼里住的都是和他一样的人——打工的、捡垃圾的、卖早点的、踩三轮车的。没有人会偷一个比他们还穷的人。

从浦东到静安区,要换两趟公交,一个小时四十分钟。扶苏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低矮民房,从低矮民房又变成高楼大厦。城市像一条巨蛇,吞噬着自己的尾巴,永远在转圈,永远在重复。他在安康村住了大半个月,以为那里就是上海的尽头。现在他知道了,上海没有尽头。每一栋楼的后面还有另一栋楼,每一条巷子的尽头还有另一条巷子,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还有另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他和天明只是从一个角落搬到了另一个角落,从一个看不见太阳的地方搬到了另一个看不见太阳的地方。

手机震了,是盗跖的短信:你们搬去哪儿了?

扶苏看着那行字,没有回复。他知道盗跖在找他,盖聂在找他,所有人都在找他。他们想见天明,想让天明想起他们。他也想让天明想起他们——因为那是天明的一部分,是他不能、也不应该永远失去的。但他害怕。害怕天明想起他们之后,就不再需要他了。他会变成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的、彻底的、完全的一个人。

他把手机塞进口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公交车晃晃悠悠的,像一个巨大的摇篮。他睡着了,梦见咸阳宫。梦见自己站在书房里,面前是一张巨大的地图,上面标注着六国的疆域。父皇站在他身后,手按在他的肩膀上,力气很大,像是要把他的骨头捏碎。“扶苏,你要记住。这天下,迟早是你的。”他不敢动,不敢说话,甚至不敢呼吸。那只手太沉了,沉到他觉得自己会被压垮。

“终点站到了。”一个声音把他从梦里拽出来。

扶苏睁开眼睛,看见司机正看着他。车上已经没有其他人了,他是最后一个。他站起来,说了声“对不起”,走下公交车。阳光很刺眼,他眯着眼睛,看着面前的街道——不是安康村的窄巷,不是城中村的菜市场,而是一条宽阔的、整洁的、两边种着法国梧桐的马路。路的尽头,是阳光中学的铁门。

他走进去。

门卫已经认识他了,没有拦,只是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同情,也有“你来也没用”的无奈。扶苏走上二楼,敲了敲教导处的门。

“进来。”

他推门进去。房间比校长办公室小得多,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墙上贴着一张课程表和一张值日表,还有一张“中学生守则”,被太阳晒得发黄。周老师坐在办公桌后面,二十七八岁,戴着黑框眼镜,下巴很尖,嘴唇很薄,看起来很精明的样子。他面前摊着一个文件夹,里面夹着几张纸,纸上面写着什么,扶苏看不见。

“孙天明家长?”周老师抬起头,没有站起来。

“是。”扶苏站在办公桌前,没有坐。

“坐。”周老师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扶苏坐下来,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直。他的仪态是天生的,不管穿什么衣服,不管坐在什么地方,他都不会弯腰驼背。在秦朝,太傅教过他——“君子坐如尸,立如齐。”意思是坐着要像尸体一样端正,站着要像祭祀一样庄重。他记了一辈子。

“孙天明同学昨天没有来上学。”周老师翻开文件夹,“也没有请假。班主任打电话给家长,没有人接。”

“我手机没电了。”扶苏说。他没有说谎。手机确实没电了——不是忘了充,是充电器坏了,新的还没买。

“前天下午放学后,孙天明同学和三名同学发生了冲突。据这三名同学的家长反映,是孙天明先动的手。”

“不是事实。”扶苏说,“我弟弟是被打的。他身上有伤,后脑勺有撞伤,肩膀有淤青。”

周老师看了他一眼,合上文件夹。

“这个事,学校已经调查过了。当时没有目击者,监控也在检修,暂时调不出来。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不清楚。”

“说得清楚。”扶苏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折得很整齐,四四方方,像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他打开,放在桌上。那是一份手写的说明,字迹工整,用毛笔写的,小篆。是他昨晚写的——天明说的每一个字,他都记下来了。什么时候被推,什么时候被骂,什么时候被三个人围住,什么时候还手。时间、地点、人物、经过,清清楚楚,像一份奏章。

周老师看着那张纸,看着那些他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字,表情很微妙。

“这是什么?”他问。

“事情的经过。”扶苏说,“我弟弟写的。”

“我看不懂。”

“我可以翻译。”扶苏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晰得像剑锋划过冰面。他念得很慢,像是在念一份很珍贵的、不能被亵渎的文书。念完了,他把纸折好,重新放回口袋。

周老师沉默了几秒。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他说,“你弟弟也确实动手了。不管谁先动手,动手就是不对。学校有规定,打架斗殴要处分。”

“怎么处分?”

“警告。记过。严重的话,劝退。”

扶苏的手指收紧了,指甲陷进掌心里,留下几道深深的印痕。他看着周老师,看着他精明的下巴和薄薄的嘴唇,看着他眼睛里那种“我已经决定了”的冷漠。

“劝退?”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声音很平静。

“我说了,严重的话。”周老师往后一靠,椅子发出吱呀一声,“当然,如果双方家长能够达成和解,学校可以从轻处理。”

扶苏听懂了。和解——不是天明和那几个孩子和解,是家长和学校和解。怎么和解?赔钱。道歉。低头。承认是孙天明的错,承认他先动手,承认他不该还手。然后写一份检讨,当着全校的面念。然后那几个孩子继续耀武扬威,继续欺负比他弱的同学,继续在巷子里堵人,继续在这个没有人主持公道的世界里横行霸道。而天明,会变成一个“被处分过的问题学生”,在这所学校的档案里,留下一个洗不掉的污点。

“我不会和解。”扶苏站起来,“我会报警。”

“你报警也没用。”周老师的声音里多了一丝不耐烦,“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警察来了也是调解。调解不成,各回各家。你觉得警察会为了一个转学生,得罪三个本地学生的家长?”

扶苏看着他,看了很久。

“本地学生的家长,比外地学生的家长,更重要?”他问。

周老师没有回答。他低下头,打开文件夹,翻到另一页,像是在看什么很重要的文件。但他的眼睛没有动,因为他根本不需要看。他只是在等扶苏离开。

扶苏没有走。他站在那里,像一棵生了根的树。他想说很多话,想说“你这样做不公平”,想说“你会毁了一个孩子的一生”,想说“如果我弟弟是你的弟弟,你会这样处理吗”。但他没有说,因为说这些没有用。这个世界不讲道理。他早就知道了。

“周老师。”他终于开口,声音很低。

“嗯?”

“我弟弟想转学。”

周老师抬起头,看着他。

“转学?”

“对。”扶苏说,“他不在这里读了。”

周老师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惋惜,是如释重负。少一个问题学生,少一桩麻烦事,少一个需要他处理的打架纠纷。他的工作量,又少了一点。

“转学手续需要原学校的同意。”他说,“我可以帮你问问。”

“不用了。”扶苏说,“不转学了。他不读了。”

他转身走出教导处,走下楼,走出校门。阳光很刺眼,他眯着眼睛,站在那棵法国梧桐下面,看着路上的车流和人流。他的手机震了,是盗跖的短信:扶苏,我们不抢天明。只是想见他。你让我们见他,我们就不找了。你不让,我们会一直找。

扶苏看着那行字,停了很久。然后他打了三个字:让我想想。

发完这条短信,他把手机塞进口袋,往公交站的方向走。走到半路,他停下来,蹲在路边,把脸埋在膝盖里。他没有哭,只是觉得累。累到不想动,不想说话,不想想任何事。他就这样蹲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旁边路过的人以为他病了,有人问他“没事吧”,他摇了摇头,站起来,继续走。

回到那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时,天明正坐在床垫上,面前摊着英语课本,正在背单词。他念得很小声,每一个单词都要念好几遍,像是在用声音把它们刻进脑子里。

“哥,你回来了?”他抬起头,看见扶苏的脸色,愣了一下,“你怎么了?学校怎么说?”

“没事。”扶苏在床垫上坐下来,靠着墙,“办好了。”

“办好了什么?”

“转学。”

天明沉默了。

“转去哪儿?”他问。

“不转了。”扶苏闭上眼睛,“不读了。”

“不读了?”天明的音量提高了,“你不是说读书才有出路吗?你不是说……”

“我说错了。”扶苏打断他,“在这个世界,读书不一定有出路。有钱才有出路。我们没有钱。”

天明看着他,看了很久。

“哥,你在哭。”

“没有。”

“你声音在抖。”

扶苏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中间,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盯着那条裂缝,想起咸阳宫书房里那条裂缝。他在那条裂缝下读了十几年的书,以为自己会读一辈子。现在他不读书了。也不让天明读书了。因为他供不起,护不住,争不赢。

“天明。”他喊。

“嗯。”

“你想见他们吗?”

天明愣了一下。“谁?”

“盖聂。端木蓉。高月。少羽。盗跖。所有人。”

天明的手握紧了课本,书页被捏出了褶皱。

“想。”他说。

“好。”扶苏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盗跖的那条短信,递给天明,“你给他们回。说你想见他们。”

天明接过手机,看着屏幕上的那行字——我们不抢天明。只是想见他。你让我们见他,我们就不找了。你不让,我们会一直找。他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很久。然后他打了四个字:我是天明。发完这条短信,他把手机还给扶苏。

“哥,”他说,“不管我想起什么,你都是我哥。永远都是。”

扶苏看着他,眼眶红了。

“好。”他说。

他把天明抱进怀里,紧紧地抱着。天明没有挣扎,也没有哭。他靠在扶苏的肩膀上,闭着眼睛,听着他的心跳。那颗心跳得很快,很乱,像一个迷路的人在黑暗中奔跑。他伸出手,按在扶苏的胸口上,像是在安抚那颗心。

“哥,”他说,“不怕。”

扶苏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哭了很久,哭到嗓子哑了,眼睛肿了,天明的卡通老虎T恤湿了一大片。他没有说“对不起”,因为他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他只是哭了。像一个普通的、二十三岁的、在陌生的世界里独自扛了太久的年轻人一样,哭了。

窗外的阳光从门缝里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影。光影里有灰尘在飞舞,像无数个微小的、看不见的、正在寻找彼此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