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

第二天，徐曳醒来的时候，耳朵里多了一个声音。

不是外面传进来的，是里面的，像有人在很深的、很黑的地方放了一台很小的、永远不会关掉的机器，嗡嗡地响着，持续的，稳定的，像一只被关在玻璃罐子里的蜜蜂。他坐起来，甩了甩头，那个声音没有消失，它还在那里，嗡嗡嗡嗡的，像在说“我在这里，你不用找我，我一直在”。

他下了床，走到卫生间，对着镜子刷牙。牙膏沫吐出来的时候，他又看到了那些红色的丝线，比昨天多了一些，混在白色的泡沫里，像一幅被红色墨水不小心滴到了的、还没有干透的画。他漱了口，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还是白的，嘴唇没有颜色，眼睛下面的青色像两块干枯的青苔贴在脸上。他把手放在胃上，胃是凉的，凉得像一块没有生命的、放在冰箱里太久的、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肉。他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那个人也看着他，两个人都不认识对方。

周知发来消息：“起了吗？”徐曳回了“起了”。周知说“我一会儿到”，徐曳看着这五个字，想回“你不用来了”，但手指没有动。他不想让周知来，不是因为不想见他，是因为他不想让周知看到自己这个样子——苍白的、没有力气的、耳朵里住着一只永远不会停的蜜蜂的、吐出来的牙膏沫里带着血丝的、像一株快要枯死的植物一样的人。但他没有说“你不用来了”，因为他知道周知不会听。

门铃响的时候，徐曳正坐在沙发上，腿上盖着那条薄毯。他站起来去开门，走了几步，耳朵里的嗡嗡声忽然变大了，大到他觉得自己的头要炸开了，大到他的脚步踉跄了一下，大到他的手扶着墙壁，在墙上停了几秒。他等着那个声音变小，它没有变小，它还在那里，嗡嗡嗡嗡的，像一个在嘲笑他的、不会停的、很吵很吵的东西。

他开了门。周知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袋子鼓鼓囊囊的，看不出里面装了什么。他看到徐曳的时候，表情变了一下，不是那种很明显的变化，是那种从里面开始塌的变化，像一栋楼的承重墙被抽掉了，外面看起来还好好的，但里面已经全碎了。

“你脸色更差了。”周知说，换了鞋，扶着徐曳的肩膀，把他往屋里带。他的手放在徐曳的肩膀上，力气不大，但很稳，像一个在扶着一个随时会倒的、很脆弱的东西的人。徐曳被他扶着走回沙发，坐下来，把那袋东西接过去放在茶几上。

“给你带了粥，还有包子。”周知坐在他旁边，看着他的脸，目光在他的眼睛下面停了一下，又在他的嘴唇上停了一下，然后回到了他的眼睛里。“你昨天晚上没睡好？”

“睡了。”

“睡了多久？”

“很久。”

他说的是真的，他睡了很久，从昨天晚上躺下到今天早上醒来，中间没有醒过。但他醒来的时候比睡之前更累，像是在梦里跑了一场很长很长的马拉松，跑了整整一夜，跑到腿断了，跑到肺炸了，跑到心脏快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然后醒了，发现哪里都没去，还在这张床上，还在这间屋子里，还在这个身体里。

周知把粥打开，舀了一勺，吹了吹，送到他嘴边。粥是白米粥，熬得很稠，米粒已经煮开了花，软软的，糯糯的，不用嚼就能咽下去。徐曳张嘴吃了，粥从喉咙滑下去，像一股温热的、很慢的、不太情愿的河流。他的胃接住了它，没有翻涌，但也没有欢迎，就像一个不速之客来了，你开了门，让他进来了，但你没有请他坐，没有给他倒水，你只是站在门口，看着他走进来，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

他吃了小半碗，摇了摇头，周知没有再喂，把粥放在茶几上，盖子盖好。然后他看着徐曳，眉头皱了一下，像是下了什么决心。

“去医院。”周知说。

“不用。”

“你在吐血。”

“那不是血，就是牙龈出血。”

“你脸色白得像纸，你耳朵听不见，你吃了不到半碗粥就说饱了，你昨天走两步路就喘，你还要我说更多吗？”

周知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重，重到像石头一个一个地砸在徐曳的胸口上。他看着周知，周知的眼睛里有那种光，不是亮亮的、烫烫的、像一小团火的光，是一种更暗的、更沉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但还在努力亮着的光。他看着那道光，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不疼，但很紧，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握着他的心脏，握得不是很紧，但它不松手。

“好。”徐曳说。

他们去了医院。不是周知爸爸住过的那家，是离家比较近的一家，坐公交车要二十分钟。车上人不多，他们坐在最后一排，徐曳靠窗，周知坐在他旁边。徐曳看着窗外，那些熟悉的街景一点一点地往后退，那些店铺、行道树、红绿灯，全都慢慢地、无声地向后滑去。他的耳朵里的嗡嗡声在公交车启动的时候变得更响了，和他的心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很乱的、很吵的、像有人在他的耳朵里面打鼓一样的声音。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感觉到周知的手握住了他的手，手指嵌进他的指缝里，掌心贴着他的掌心。那种温度从他的手传过来，像一条很细很细的、不会断的线，把他和这个世界连在一起。如果没有这条线，他觉得自己会飘走，会飘到那个嗡嗡声的源头去，会飘到那个没有光、没有声音、没有人的、只有一台永远不会关掉的机器的地方。

到了医院，周知挂了号。内科，普通门诊，不用排队，因为今天人不多。他们坐在诊室门口的塑料椅子上等，椅子是蓝色的，硬邦邦的，坐上去很不舒服。走廊里有消毒水的味道，很浓，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捂着你的鼻子和嘴。徐曳靠着周知的肩膀，闭着眼睛，耳朵里的嗡嗡声盖住了走廊里所有的声音——护士叫号的声音、病人咳嗽的声音、脚步声、说话声，所有的声音都被那个嗡嗡声盖住了，像一床很厚很厚的、不透气的、闷得人喘不过气的被子盖在他的头上。

轮到他的时候，周知扶着他走进诊室。医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头发扎在脑后，看起来很干练。她看了看徐曳的脸色，又看了看他眼睛下面的青色，眉头动了一下，然后让他坐下。

“哪里不舒服？”她问，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徐曳想了想，哪里不舒服？他的耳朵不舒服，他的胃不舒服，他的腿没有力气，他的心跳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他的脸色很白，他刷牙的时候会吐出血丝，他吃了东西胃会翻涌，他睡了很久还是很累。有太多地方不舒服了，多到他说不完，多到他不确定自己该从哪里开始说。

“耳朵里一直有声音，”他开口了，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小，“嗡嗡嗡的，不停。胃也不舒服，吃了东西会恶心，有时候会吐。刷牙的时候牙龈会出血。很累，睡不够。”他停了一下，想了想还有没有漏掉的。有很多，但他不想说了，因为他看到医生的表情变了，不是变严重了，是变得更认真了，像是从一个简单的问诊变成了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

医生问了他一些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的，之前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况，最近有没有生病，有没有吃什么药，家里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症状。徐曳一个一个地答，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他说从海边回来之后开始不舒服的，之前没有过，最近没有生病，没有吃药，家里没有人有类似的症状。他说这些的时候，周知站在他旁边，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拇指在他的肩头慢慢地画着圈，一圈一圈的，很慢，像一个在说“我在”的、不会停的、温柔的迷宫。

医生开了单子，让去做几项检查。血常规、心电图、耳鼻喉科会诊。徐曳看着那张单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看不懂的字，医生的字迹潦草得像一条一条在纸上爬的、没有骨头的虫子。他不知道那些虫子会告诉他什么，也许是“你没事”，也许是“你病了”，也许是“你身体里有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它在坏，它坏得很慢，你感觉不到，但它一直在坏，等你感觉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不想知道，但他必须知道。

抽血的时候，护士扎了两针才找到血管。第一针扎进去，没有血出来，护士把针拔出来，换了一个地方，又扎了一针，这次出来了，暗红色的血从针管里流进试管里，一股一股的，像一条很细很细的、不愿意出来的、被人硬拽出来的红色的蛇。徐曳看着那些血，觉得那不是他的血，因为他的血应该是更红的、更热的、更有活力的，这些血是暗的、是冷的、是像快要凝固了的水泥一样的东西。他把头偏过去，靠在周知的身上，周知的手放在他的后脑勺上，手指穿过他的头发，指腹触到了他的头皮，温热的，微微出汗。

心电图做完了，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心率偏快，可能是紧张”。耳鼻喉科的大夫用一个带着光的仪器伸进他的耳朵里看了看，说“外耳道没问题，可能是神经性耳鸣，要结合其他检查结果一起看”。徐曳听不懂这些词，神经性耳鸣、心率偏快、血常规，这些词像一堵墙，挡在他和他的身体之间，他看不到他的身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通过这些墙上的裂缝，一点点地、不太确定地、猜测着他的身体在说什么。

他们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结果。走廊很长，很安静，只有头顶那盏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响，和他耳朵里的嗡嗡声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双重的、像在互相较劲的、谁也不肯停的嗡鸣。徐曳靠着周知的肩膀，闭着眼睛，感觉自己在一艘很小的船上，在很大很大的海上漂着，没有桨，没有帆，没有方向，海是灰色的，天是灰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灰色的，只有周知的手是暖的，只有他的掌心是热的，只有他的拇指在他的手背上画着的那些圆圈是看得见的。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睡着了，也许只是闭上了眼睛，在很深很深的、没有梦的、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待了一会儿。周知叫他的时候，他睁开眼睛，看到周知手里拿着几张纸，上面有数字、有箭头、有一些他看不懂的、像是外星文一样的东西。周知的表情没有变，但握着他的手紧了一些。

“医生怎么说？”徐曳问。

“血小板偏低，白细胞正常，其他指标也正常。医生说不是器质性的问题，可能是压力太大了，身体在报警。”周知看着他，眼睛里有那种光，不是很亮，但很稳，像一个在说“没事的”但自己也在害怕的人。“她说让你好好休息，别熬夜，好好吃饭，开了几种药，按时吃，过两周再来复查。”

压力太大了。身体在报警。徐曳听到这几个词的时候，觉得它们很轻，轻到像一片纸屑，风一吹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他的身体在报警，报的是什么警？是他的压力太大了，是他的身体受不了了，是他一直在撑着、在忍着、在用“没事”“还好”“别担心”把这些东西压下去，压到身体里，压到胃里，压到耳朵里，压到那些他看不到、摸不到、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地方。它们在那里堆着、积着、发酵着，变成了一个不会停的嗡嗡声，变成了一个吃不下东西的胃，变成了一个总是在说“我好累”的心。

他没有说话。他坐在走廊的长椅上，靠着周知的肩膀，手里握着那些写着数字和箭头的纸，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拆开了的、零件散了一地的、不知道该怎么装回去的东西。那些零件散在地上，螺丝、齿轮、弹簧，很小很小的、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但少了一个整个机器就不会转的东西。他找不到它们，他不知道它们掉在了哪里，也许是那个雨天，也许是那个食堂，也许是那个公交车的最后一排，也许是那片海的沙滩上。它们掉在了太多的地方，多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多到他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找。

周知把他送回了家。帮他倒了水，把药从盒子里挤出来，放在他手心里。药片是白色的，圆圆的，很小，像一颗一颗很小的、没有味道的、不会融化的糖。他看着它们，看了几秒，然后放进嘴里，喝了一口水，咽下去了。药片卡在喉咙里，像卡了一块很小的、硌人的石头，它慢慢地滑下去，滑到了他的胃里，和他的胃里那些还没有被消化完的粥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新的、更复杂的东西。他不知道那些东西会去哪里，会被身体吸收，会变成他的一部分，还是会待在胃里，和那些已经待了很久的、不愿意走的东西一起，等着下一个药片到来。

周知把药盒放在茶几上，把粥和包子放进了冰箱，把杯子洗了，倒扣在沥水架上。他在厨房里洗了手，走出来，在徐曳旁边坐下来，把他的头拉过来，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徐曳闭上眼睛，耳朵里的嗡嗡声还在，没有变小，也没有变大，它就在那里，和他的心跳一起，和他的呼吸一起，和他的那些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堆在身体里的、快要把他压垮的东西一起。但它今天不那么吵了，也许是因为他吃了药，也许是因为他去了医院，也许是因为有一个人坐在他旁边，手放在他的头发上，轻轻地、慢慢地、像在抚摸一个很脆弱的、很珍贵的、很容易碎的东西一样，抚摸着他的头发。

“我在这里。”周知说。

徐曳没有说话。他闭着眼睛，听着耳朵里的嗡嗡声，听着周知的心跳，听着冰箱在厨房里嗡嗡地响，听着窗外远处传来的、不知道谁家的电视声。所有的声音都混在一起，变成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嗡鸣，像这个世界在轻轻哼着一首没有歌词的曲子。那首曲子没有名字，没有调子，但它很好听。它是最好的那种歌——你不需要学会，不需要记住，因为它一直在你耳边，从你出生到你死去，从来不会停。只是有时候你听不到，因为周围太吵了。有时候你听不到，因为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那首歌听起来太安静了，安静到你以为是沉默。

但现在不是一个人了。现在有一个人坐在他旁边，手放在他的头发上，心跳在他的耳边，和他说“我在这里”。这句话和他的心跳一样稳，和他的呼吸一样慢，和他耳朵里的嗡嗡声一样不会停。它在那里，在所有那些嘈杂的、混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东西中间，像一盏很小的、很暗的、但不会被任何东西吹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