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梅雨季的第一个周一，一个穿红裙的女人推开书店的门。

她四十出头，保养得宜，但眼角有藏不住的疲惫。她在“民国文学”的书架前徘徊了半小时，最后抽出一本《金锁记》。付钱时，我看见她手腕上系着一根褪色的红绳，编得很精巧，但磨得发毛了。

“这红绳很好看。”我说。

她愣了一下，下意识捂住手腕：“是……别人送的。”

“编绳的人，很用心。”

她的眼圈突然红了，匆匆付了钱，逃也似的离开。

第二天，她又来了。这次直接走到柜台前：“老板，我能……在这里坐一会儿吗？”

“当然，那边有座位，茶在那边，自己泡。”

她泡了杯普洱，坐在窗边，翻开《金锁记》，但一页都没看进去。眼睛一直望着窗外的那棵榕树。

“那棵树，”她突然开口，“听说有很多故事？”

“嗯，一百多年了，看过很多事。”

“也看过……私奔的人吗？”

我放下手里的书：“为什么这么问？”

“我母亲，”她轻声说，“五十年前，在这棵树下，和一个男人约好私奔。但那晚，男人没来。她等到天亮，心死了，嫁给了家里安排的人。就是我父亲。”

“后来呢？”

“她一生都不快乐。三年前去世了，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小晚，别等人，等不到的。’”她摩挲着手腕的红绳，“但我还是等了。等一个不可能回来的人。”

“他也送你红绳？”

“嗯。十年前，他说要去南方做生意，赚了钱就回来娶我。他亲手给我编了这根红绳，说：‘红绳在，我在。’然后，他再也没回来。”

典型的负心故事。但榕树下的负心故事，太多了。

“你想找到他？”

“不想。”她摇头，“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如果活着，过得好不好。如果死了……埋在哪里。我想把这根红绳，还给他。或者，埋在他坟前。”

执念。又是执念。

“他叫什么名字？十年前长什么样？”

“陈舟。耳东陈，小舟的舟。走时三十岁，现在应该四十了。左眉梢有道疤，小时候摔的。”

我记下了。书店有个常客，是退休的老警察，姓赵，每周六来买侦探小说。也许他能帮忙。

周六，赵警官来了。我请他喝茶，说了陈舟的事。

“陈舟……”他想了想，“这个名字有点印象。十年前，是不是有个失踪案，妻子来报警，说丈夫去南方做生意，失联了？”

“您记得？”

“记得。那案子是我同事接的，后来查了，说人可能在云南边境，涉及走私，可能……死了。但没找到尸体，就按失踪处理了。”

“他妻子后来呢？”

“改嫁了。带着孩子去了外地。”赵警官叹气，“这种案子多了，都是男人出去闯，要么发了财不回来，要么死在外面。苦的是等的人。”

我转告了红裙女人。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原来他可能死了。”她喃喃道，“那我这十年，在等什么？”

“等一个交代。”我说。

“现在我等到交代了。”她苦笑，解下手腕的红绳，放在桌上，“老板，这红绳，能帮我处理吗？”

“怎么处理？”

“烧了，或者埋了。或者……扔了。随便。”

“不自己留着？”

“不留了。”她站起来，“我妈等了一辈子，我等了十年，够了。从今天起，我不等了。”

她走了，没拿那本《金锁记》，也没拿红绳。

我把红绳系在榕树的一根低枝上。风吹过，红绳飘荡，像一个小小的、褪色的希望。

第二天，红绳不见了。

树下的泥土，有翻动过的痕迹。

也许，是某个需要它的人，拿走了。

第二篇：旧照片

八月，一个老先生颤巍巍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姑娘，”他说，“听说你这书店，收老故事？”

“嗯，也收老照片，老信件，日记什么的。”

“那这个，你收吗？”他打开纸袋，倒出一叠发黄的照片。

我一张张看过去。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合影：工厂大门前的集体照，学校毕业照，郊游留念。没什么特别的，除了其中一张——

榕树下，一对年轻男女，并肩站着。男人穿中山装，女人穿碎花衬衫，扎麻花辫。两人中间，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照片背面写着：“1968年夏，与爱玲、囡囡于老榕树下。”

“这是我。”老先生指着照片上的男人，“这是我妻子爱玲，这是我女儿囡囡。拍照后第二年，爱玲就病逝了。囡囡……前年也走了，癌症。”

“节哀。”

“我九十二了，也该走了。”老先生坐下，指着那张榕树下的照片，“但走之前，我想弄清楚一件事。这照片，不对劲。”

“哪里不对？”

“你看树。”他指着照片上的榕树，“1968年，这棵榕树应该没这么高。而且，树下这块石头，”他指着照片右下角一块青石，“这块石头，是1975年才从隔壁工地搬来的。1968年，它不应该出现在照片里。”

我仔细看，确实。榕树的高度，树冠的形状，都和现在的很像。但1968年的榕树，我看过资料照片，要矮小得多。

“还有，”老先生指着照片上小女孩的脚，“囡囡这双红皮鞋，是她十岁生日时，我才给她买的。那是1972年的事。1968年，她不应该穿着这双鞋。”

时空错乱的照片。

“照片是原件吗？有没有可能是后来翻拍的？”

“是原件。我保存了一辈子，从没给人过。”老先生颤抖着手，“姑娘，你说，会不会是……她们回来看我了？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她们在那边，过得是后来时间的生活？”

我无法回答。

“我能把照片留在这里吗？”老先生说，“放在你这书店，也许能遇到懂的人。我老了，带不动了。”

我收下了照片，给他泡了茶。他坐了一下午，看着窗外的榕树，自言自语，像是在和谁说话。

黄昏时，他起身告辞，走到门口，突然回头：“姑娘，谢谢。我觉得，她们真的回来过。”

他走了，背影佝偻，但脚步轻快。

我把照片装进相框，挂在“老故事”区的墙上。

第二天，一个中年女人在照片前站了很久。

“这张照片，”她说，“我好像见过。”

“在哪里见过？”

“梦里。”她指着照片上的小女孩，“我梦见自己是个小女孩，站在榕树下，左手牵着爸爸，右手牵着妈妈。妈妈穿碎花衬衫，爸爸穿中山装。妈妈叫我囡囡。”

囡囡。

“您叫什么名字？”

“陈囡。”她说，“囡囡的囡。但我爸妈很早就去世了，我没有他们的照片。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

她哭了，又笑了。

“我能买下这张照片吗？”

“不卖。”我说，“但可以送给你。本来就是……你父亲的。”

她愣住了。

我讲了老先生的事。她听完，泪如雨下。

“我父亲……还活着？”

“上周还活着。但现在……”我不知道。老先生九十二了，随时可能走。

“我要去找他。”她抓起照片就往外跑。

“等等！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知道！”她回头喊，“在梦里，他告诉过我地址！他说，等我准备好了，就去找他！”

她跑了，像一阵风。

一周后，她扶着老先生又来了。老先生精神了很多，眼睛有光。

“姑娘，谢谢你。”他说，“我女儿，回来了。”

原来，陈囡是老先生的私生女。当年他下乡时，和当地姑娘相恋，有了孩子。但回城政策紧，他被迫回城，和那姑娘断了联系。后来他多方打听，知道姑娘难产死了，孩子送人了，但找不到下落。

这些年，他一直找。直到前年，亲女儿囡囡也去世，他彻底绝望了。没想到，这个私生女，在他临终前，找来了。

“照片里的妈妈，不是我亲妈，是我生母。”陈囡说，“但爸爸是同一个爸爸。也许是因为血缘，所以我梦见了这张照片。梦里的榕树，梦里的他们。”

血缘的感应，跨越时空，以梦境传递。

老先生在书店买了一本新的相册，把那张旧照片放进去，又在旁边贴了张新照片：他和陈囡，站在榕树下，笑着。

照片背面，他写：

“1968年与2018年，时光交错，血脉相连。

囡囡，爸爸终于等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