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雪下得很大。鹅毛般的雪片，在窗外路灯昏黄的光晕里，无声地、密集地飘洒，很快将筒子楼、空地、光秃秃的树枝，都覆盖上了一层厚厚实实、干干净净的白。北风呼啸着掠过楼宇间的缝隙，发出呜呜的、像某种古老乐器般的低沉呜咽，但这一切，都被阻隔在紧闭的窗外。

屋子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暖气片烧得烫手，散发着干燥的热气。一盏100瓦的白炽灯泡，明晃晃地悬在屋子中央，将每一个角落都照得亮堂堂堂，纤毫毕现。空气里弥漫着油炸食物特有的、令人垂涎的焦香，混合着炖肉的醇厚、白菜的清甜，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鞭炮拆开后残留的淡淡火药味——那是哥哥陈卫东下午在楼下偷偷玩了的“遗产”。

这是1984年的除夕夜。父亲陈大山南下广州的第二个春节。

屋子里比平时拥挤了许多，也热闹了许多。那张折叠圆桌被完全打开，铺上了一块洗得发白、但熨得平平整整的旧桌布。桌上，已经摆得满满当当。居中是一个冒着腾腾热气的紫铜火锅，炭火烧得正旺，红亮的汤汁咕嘟咕嘟地翻滚着，里面沉浮着切成薄片的羊肉、嫩白的豆腐、翠绿的白菜、晶莹的粉丝。围着火锅，是一圈盘子：金黄油亮的炸耦合、炸丸子，酱红色的红烧带鱼，翠绿欲滴的蒜泥菠菜，酸甜可口的糖拌西红柿，还有一小碟淋了香油的松花蛋。最显眼的，是桌子正中那一大盘白白胖胖、热气腾腾的饺子，像一群等待检阅的、胖乎乎的小元宝。

大姑陈秀英系着一条崭新的、印着大红牡丹花的围裙，正从灶台那边端过来最后一盘菜——她最拿手的、油汪汪的小鸡炖蘑菇。她的脸被炉火和热气熏得红扑扑的，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但笑容是前所未有的灿烂和满足。经过近两年的独自操持，这个除夕夜的丰盛，对她和母亲而言，无疑是一场重要的、证明她们能行的“战役”胜利。

母亲沈清如今天也难得地打扮了一下，穿了一件半新的、暗红色的对襟罩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了一个光滑的发髻，用一根素银的簪子别着。她正小心翼翼地将一瓶“莲花白”白酒和一瓶“北冰洋”汽水摆在桌边，动作仔细，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她的眼角已经有了清晰的纹路，鬓边白发也多了，但眼神明亮，嘴角噙着一丝柔和的、期待的笑意。

我们兄妹三人，早已按捺不住。哥哥陈卫东，十六岁，个头已经蹿得和父亲差不多高，肩膀宽阔，穿着父亲留在家里的、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袖子还是短一截），正拿着筷子，偷偷去夹盘子边上一个炸得格外焦黄的耦合，被大姑眼疾手快，一巴掌拍在手背上：“饿死鬼投胎！等你爸电话！”

姐姐陈卫青，十四岁，出落得亭亭玉立，穿着母亲给她新织的、米白色的高领毛衣，安静地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一个红纸剪的、有些歪歪扭扭的“福”字，正在比划着往窗户上贴。她的侧脸在灯光下，线条柔和沉静，已经有了少女的秀美。

我，十二岁的陈卫宁，穿着姐姐穿小了的、但依旧很喜欢的红色灯芯绒外套，像只兴奋的小麻雀，在桌子、灶台和里屋之间跑来跑去，一会儿帮忙递个醋瓶，一会儿又凑到窗前，呵着气擦掉玻璃上的水雾，眼巴巴地望着楼下传达室的方向——那里有全院唯一的公用电话。爸爸说好了，今晚八点，会从广州打电话过来。

“几点了？几点了？”我第无数次跑回桌边，急切地问。

“七点五十。”姐姐看了一眼墙上那个老旧的挂钟，声音很轻，但握着“福”字的手指，也微微收紧了。

屋子里忽然安静了一瞬。只有火锅咕嘟的声响，和窗外隐约传来的、远处别人家零星的鞭炮声。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自觉地瞟向了墙上的挂钟，又望向门口，仿佛在期待那沉默的电话铃声，能穿透风雪，提前响起。

等待的时间，被拉得格外漫长。每一秒，都像是踩在紧绷的弦上。

终于，当时针指向八点整——

“叮铃铃——！！！”

尖锐、急促的电话铃声，猛地从楼道深处炸响，穿透了紧闭的房门，也穿透了我们屏住的呼吸。

来了！

几乎是同时，哥哥陈卫东像弹簧一样从椅子上弹了起来，第一个冲了出去，门被他拉开又撞上，发出“哐”的一声巨响。紧接着，母亲、大姑、姐姐和我，也呼啦一下全都站了起来，涌到了门口。但我们没有立刻跟出去，只是挤在门边，侧耳倾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楼道里很冷，能听到哥哥急促的脚步声奔向传达室，然后是他拿起话筒，因为激动而有些变调的声音：“喂？喂？爸？是爸吗？”

短暂的停顿，然后是他提高了音量，带着巨大的喜悦和一丝委屈的喊声：“爸！过年好！我们都好！家里做了好多好吃的！妈！大姑！青青！宁宁！爸电话！”

“来了来了！” 母亲连忙应道，用手拢了拢头发，深吸一口气，率先走了出去。大姑、姐姐和我，立刻像小尾巴一样跟上。

狭窄、昏暗、冰冷的楼道里，此刻却仿佛被一股热流充满。我们一家五口（除了远在南方的父亲），全都挤在了小小的传达室门口。看电话的老头儿识趣地裹着军大衣躲到了一边。

母亲从哥哥手里接过话筒，她的手有些抖。她把话筒贴近耳边，嘴唇动了动，却一时没有发出声音，只是眼睛瞬间就红了，氤氲起一层薄薄的水光。

“大山……” 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但随即就稳住了，“……过年好。你……那边都好吗？”

我们都屏住呼吸，努力想从母亲的表情和只言片语中，捕捉电话那头父亲的信息。

“嗯，嗯，我们都好，你放心……姐做了好多菜，有火锅，有饺子……”母亲听着，点着头，眼泪终于没忍住，顺着脸颊滑落下来，但她很快用手背抹去，努力让声音听起来轻快些，“孩子们都等着跟你说话呢……好，好，你等等。”

她把话筒递给早已等得抓耳挠腮的哥哥。

哥哥接过电话，嗓门立刻大了八度：“爸！我是东东！过年好！我长高了！快跟你一样高了！学习？还行！物理这次考了90！……嗯！我知道！我会照顾好妈和妹妹们的！你放心吧！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哦，知道了……爸，你也多注意身体！少抽烟！”

哥哥的声音从最初的兴奋，到后面也带上了鼻音。他把话筒递给大姑。

大姑用她特有的大嗓门，对着话筒喊，仿佛父亲就在隔壁：“大山！过年好！家里啥都好！有俺在，你放心！你在外边，吃好喝好，别亏着自己！……哎，好，好！家里你不用惦记！”

然后轮到姐姐。姐姐接过话筒，声音轻柔而清晰：“爸爸，过年好。我是青青。我期末考试，年级第五。妈妈和大姑身体都好，宁宁今年也没怎么生病。家里都挺好的，您别担心。您在南方，气候湿，注意关节。我们……都很想你。”

姐姐的话，条理清晰，却字字透着思念。她的眼圈也红了，但她强忍着，把话筒递给了我。

我双手接过那个沉甸甸的、还带着家人体温的话筒，把它紧紧贴在耳朵上。电话那头，传来一种遥远的、滋滋的电流声，然后，我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宁宁？”

那声音有些失真，有些遥远，带着长途电话特有的空洞感，但依旧是他，是我记忆里那个低沉、沉稳、让人安心的声音。

“爸爸！”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声音带着哭腔，“爸爸，过年好！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做了你爱吃的炸耦合，大姑炖了鸡，姐姐剪了‘福’字，哥哥把你的自行车擦得可亮了！我们都留着，等你回来吃！爸爸，广州下雪吗？北京下好大的雪……”

我语无伦次，把能想到的话都倒了出来，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电话那头，父亲沉默了一下，然后，我听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的声音。他的声音似乎更低沉了些，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近乎温柔的沙哑：

“宁宁不哭。爸爸……也想你们。广州不下雪，暖和。爸爸这边……也挺好。你听妈妈和大姑的话，好好学习，把身体养得壮壮的。等爸爸……忙完这阵，就回来看你们。”

“真的吗？拉钩！” 我抽噎着说。

“……好，拉钩。”父亲的声音里，似乎有了一丝极淡的、压抑的笑意。

“爸爸，你等一下，妈妈还有话跟你说！” 我赶紧把话筒塞回给母亲，生怕父亲挂断。

母亲重新接过电话，这次，她的情绪似乎平复了许多。她低声和父亲说着什么，声音很轻，我们听不真切，只看到她不时点头，脸上带着温柔而复杂的表情，有关切，有叮嘱，有强忍的思念，也有努力维持的平静。

这个长途电话，打了将近二十分钟，对我们家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此刻，没人觉得浪费。这二十分钟，是风雪除夕夜里，连接南北、跨越千山万水的、最珍贵的温暖和慰藉。

最后，母亲低声说了句“你也保重，早点休息”，才依依不舍地挂断了电话。

听筒放下的那一瞬间，楼道里似乎又恢复了寒冷和寂静。但我们一家人的心，却都被那通电话烘得暖融融的。

我们默默地回到201室。关上门，将风雪和寒冷隔绝在外。屋里，饭菜的热气和香气，依旧扑鼻。

“好了好了，电话也打完了，菜都快凉了！赶紧的，都坐下，开饭！” 大姑第一个恢复过来，用她洪亮的声音打破沉默，率先坐下，拿起筷子，“咱们也得好好过年！不能让你爸在那边惦记！”

“对！吃饭！”哥哥用力抹了把脸，大声应和，坐了下来。

母亲也坐下了，脸上重新浮现出柔和的笑容，只是眼角还带着湿意。“来，都把饮料倒上。东东，给你大姑和妈也倒点酒，一点点就行。”

“哎！”哥哥应着，麻利地倒酒、倒汽水。

我们围坐在丰盛的饭桌旁，举起各自的杯子。杯子里，白酒清冽，汽水冒着欢乐的小气泡。

“来，”母亲的目光缓缓扫过我们每一个人，扫过大姑，扫过哥哥姐姐，最后落在我脸上，她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这一年，大家都辛苦了。尤其是你大姑。这杯，先敬大姑，谢谢她为这个家操劳。”

“敬大姑！”我们兄妹三人齐声说。

大姑的眼圈也红了，连连摆手：“说这干啥，都是一家人！敬啥敬！来来，都吃菜！吃饺子！祝咱们家，新的一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祝大山在那边，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祝你们三个小的，学习进步，快快长大！”

“祝妈妈身体健康！”

“祝姐姐考上重点高中！”

“祝哥哥考上军校！”

“祝宁宁身体棒棒，不再生病！”

祝福声此起彼伏，虽然简单，却真挚无比。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

窗外，北风还在呼啸，大雪依旧纷飞。远处，迎接新年的鞭炮声，开始零星地、继而越来越密集地炸响，噼里啪啦，震动着寒冷的夜空。

而在我们这间灯光温暖、饭菜飘香的小小屋子里，在母亲温柔的目光、大姑爽朗的笑声、哥哥姐姐的祝福和我的嬉闹声中，1984年的农历新年，到来了。

虽然最重要的那个人不在身边，但这个年，因为有彼此的陪伴，有那通穿越风雪的电话，有对远方亲人共同的思念和祝福，过得依旧团圆，依旧温暖，依旧充满了希望。那顿1984年的除夕年夜饭，是我童年记忆里，最丰盛、也最复杂的一顿饭。它不仅仅是一顿团年饭，更是我们这个小家庭，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向生活、也向自己交出的一份阶段性答卷。

我们证明了，没有父亲在家，我们依然可以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依然可以围坐一桌，笑语欢声。我们证明了，母亲和大姑有能力撑起这个家，我们三个孩子也在努力成长，不让远方的父亲失望。

那个长途电话，是那一晚、乃至那一年情感的凝聚点。它让我们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感受到了他的牵挂，也让我们把积攒了一年的思念和话语，通过那根细细的电话线，传递了过去。放下电话后的那片刻寂静，不是空虚，而是一种奇异的充实和安宁——我们知道，他也在想着我们，在听着窗外的鞭炮（或许没有），在想象着我们吃饭的样子。

父亲南下的这两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巨大的锻造。

母亲沈清如，真正蜕变成了一个冷静、坚韧、充满智慧的女主人。她不仅处理好了家里家外的一切，还在街道工厂里因为踏实肯干、心思细密，渐渐有了一些话语权。她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尝试理解那些“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新名词，虽然依旧谨慎，但眼里有了不一样的光。她和大姑的关系，在共同支撑家庭的过程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和理解。她们依旧会争吵，但那是亲人间的争吵，吵过之后，依旧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

大姑陈秀英，这个来自山东农村的妇女，在京城扎根下来，成了我们最亲的亲人，甚至超越了血缘。她依旧用她粗粝的方式爱着我们，也渐渐被城市生活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她学会了坐公交车，认得几个简单的字，甚至能看懂电视新闻里的大概意思。她把我们兄妹三人，当成了她在这个陌生城市里，最温暖、最宝贵的寄托和成就。

哥哥陈卫东，在父亲缺席的青春期里，迅速完成了从一个男孩到“家里男人”的心理蜕变。他成绩稳定，目标明确——报考军校，追随父亲的脚步。他变得沉稳而有担当，是母亲和大姑最得力的帮手，也是我和姐姐的保护神。

姐姐陈卫青，依旧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优秀、自律、沉静。但我知道，她内心有着比同龄人更丰富的世界和更重的心事。她对父亲的思念，对家庭的责任感，对未来道路的思索，都沉淀在她那双安静的眼睛里。她是我的人生偶像，也是我最知心的姐姐。

而我，陈卫宁，在全家人的爱护和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健康、快乐地成长着。我继承了母亲的敏感和父亲的倔强，学习不错，兴趣广泛，是家里最活泼、也最受宠爱的那一个。父亲的遥远，并没有让我缺失父爱，反而让我更珍惜每一次通信和通话，也更早地理解了“责任”和“牵挂”的含义。

1984年的春节过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似乎越来越清晰地吹到了我们生活的角落。街道工厂开始尝试接外面的订单，个体户的身影出现在街头巷尾，港台歌曲和电视剧开始悄悄流行……我们家的日子，也在缓慢而切实地改善着。母亲和大姑开始商量着，等再攒点钱，是不是可以添置一台电视机，或者，把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给哥哥换成一辆更轻便的“飞鸽”？

日子，在思念与期盼中，在各自的努力与共同的守护中，继续向前滚动。我们知道，父亲在南方的拼搏，是为了这个家更好的未来；而我们在北方的坚守和成长，是为了让他能安心前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能拥有更广阔的明天。

分别，让这个家有些残缺，但也让彼此间的纽带，变得更加坚韧和深情。

雪，终会融化。春天，总会到来。而我们一家人，无论相隔多远，心始终紧紧连在一起，等待着真正团圆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