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整理父母遗物时
我翻开那本包着褪色绸缎的硬皮本子时,细小的尘埃在午后的阳光里浮沉。
父亲去世三个月了,母亲在三年前先他一步离开。我,他们最小的女儿,正在老屋里整理这些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记忆。这本日记是母亲的,字迹娟秀,纸页泛黄,边缘已被时光啃噬出温柔的毛边。
“1960年4月12日,星期二。北京。风沙天。”
日记的开头这样写着。那时还没有我,甚至没有我的哥哥姐姐。那时,只是一个22岁的资本家小姐,和一个30岁的军人大老粗,在时代的风沙里,笨拙地相遇。
时间回到1960年4月
“清如啊,”里屋传来母亲虚弱的声音,“药……好像没了。”
我心里一紧,起身掀开旧棉布门帘。母亲靠在炕上,脸色蜡黄,捂着胸口。“咳得厉害,喘不上气。”
上次去人民医院,大夫开了氨茶碱,嘱咐按时吃。我翻找装药的牛皮纸袋,果然空了。看看桌上的小闹钟,下午两点。医院下午开诊,现在去还能赶上。
“妈,我去医院给您开药。您喝点热水,躺着别动。”我尽量让声音显得平静。
穿上那件最不起眼的深蓝色列宁装外套,用旧头巾仔细包好头发和口鼻。镜子里的自己,只剩下那双眼睛还依稀有着旧日的影子。我从抽屉深处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最后一点钱和全部粮票,又犹豫了一下,打开樟木箱子,从最底层摸出一个丝绒小袋,倒出那对翡翠耳坠。水滴状的翡翠,幽幽的绿,触手温润。我咬咬牙,把它们也塞进衣服内侧口袋。万一……药费贵,或者需要打点什么呢?虽然我知道,现在的大夫,多半是不吃这一套的。
跟刘婶打了声招呼,请她帮忙照看一下母亲,我便推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里都响的旧自行车,冲进了昏黄的风沙里。
去人民医院要穿过大半个西城。风很大,夹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我眯着眼,奋力蹬着车。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公共汽车拖着笨重的身躯驶过。标语和口号在风沙中有些模糊,但依然醒目。一切都显得灰扑扑的,连路旁刚刚萌发的杨树新芽,也蒙着一层土黄。
快到西安门路口时,一阵更强的侧风猛地刮来。我车把一歪,连人带车朝路边摔去。惊呼声卡在喉咙里,预期的疼痛却没有到来——一只结实有力的手臂猛地从旁边伸过来,像铁钳一样抓住了我的车后架,另一只手及时扶住了我的胳膊。
“同志,小心!”
声音粗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
我惊魂未定地站稳,抬头看向来人。是个极高大的男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有领章帽徽,风纪扣一丝不苟地扣着。他皮肤黝黑,脸庞线条硬朗,浓眉下的一双眼睛正看着我,带着军人的锐利和一丝关切。他的手还扶在我胳膊上,隔着厚厚的衣服,也能感觉到那份不容置疑的力量和……粗糙的掌心。
我连忙挣开,脸颊有些发烫,不知是风吹的还是别的。“谢……谢谢您,同志。”
他松开手,又顺势帮我把歪倒的自行车扶正,动作干脆利落。“风大,骑慢点。车闸不太灵吧?”他瞥了一眼我的车。
“嗯……是。”我低声应道,拍了拍身上的土。头巾有些松了,几缕头发散落出来,在风里飘。
他看我一眼,没再多说,只是点点头,便转身要继续赶路。看来也是路过。
就在这时,一阵更猛烈的旋风卷着沙尘扑来,迷得人睁不开眼。我下意识侧头闭眼,却听见“咔哒”一声轻响,随即是东西滚落路边的声音。
风稍小,我睁眼看去,只见我那装着耳坠和钱票的小布包,竟从没扣严实的内侧口袋里滑了出来,掉在地上,散开了!那对翡翠耳坠在灰黄的地面上,折射出两点突兀的、惊心动魄的绿芒。
我脑子“嗡”的一声,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又瞬间褪去。周围的世界安静了一瞬。
那个军人同志也停下了脚步,目光落在那对耳坠上,然后又抬起来,看向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审视,有疑惑。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地方,一个穿着朴素的年轻女人,随身掉出这样明显属于“旧时代”的贵重首饰……
我浑身冰凉,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完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报告吗?我会被当成“企图变卖金银首饰、抗拒改造”的典型吗?母亲怎么办?
时间仿佛凝固了。风沙还在呼啸,但我感觉不到。我只是僵硬地站在那里,看着地上那刺眼的绿,和对面军人深不见底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