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住了三天。
白天坐在床边陪丘怜说话,晚上在她睡着之后去走廊尽头的吸烟区抽烟。吸烟区是一个很小的阳台,大概两平方米,放着一把塑料凳子和一个垃圾桶。站在阳台上能看到医院的后院,那里有一排平房,大概是太平间或者仓库之类的,我没有去确认过。
不想知道。
有些东西,不知道比知道好。
丘怜的精神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坐起来,跟我聊半个小时的闲天,说她在上海这些年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吃过的饭。坏的时候她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睁不开眼睛,也说不出话,只能躺在床上,任由那些液体一滴一滴地流进血管里。
好的时候越来越少,坏的时候越来越多。
这个趋势很明显,像一条缓缓下行的抛物线,谁都能看出来,但谁都不愿意说出来。
第三天下午,主治医生来找我谈话。
医生姓周,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每一个字都经过斟酌才说出口。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告知坏消息,久而久之,他们学会了如何在说实话和不彻底击垮对方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丘怜的情况,想必你也看到了。”周医生坐在办公桌后面,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肿瘤在持续增大,压迫到了脑干,这是最麻烦的地方。脑干控制着呼吸、心跳这些基本生命功能,一旦受到影响,情况就会急转直下。”
“还有多长时间?”我问。
周医生沉默了一会儿:“如果维持目前的治疗方案,大概一个月左右。如果不进行任何干预,可能更短。”
一个月。
我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脑子里有一瞬间的空白。不是震惊,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有人把你从水里捞出来,你突然发现,原来你一直在水里,只是自己不知道。
“她本人知道吗?”我问。
“知道。我们一开始就告诉她了。”周医生顿了顿,“是她要求我们告诉她的。她说她不想被蒙在鼓里,不想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地走了。”
我点了点头。
这确实是她会说的话。丘怜从来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她会直面最坏的结果,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接受它、消化它、然后继续往前走。即使这条路只剩下一个月,她也要清清楚楚地知道,而不是被蒙着眼睛走到尽头。
“她还有什么心愿吗?”周医生问,“比如想去哪里看看,或者想见什么人?”
我想了想,说:“她想回家。”
周医生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如果她想出院,我们可以安排。但要有人照顾,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照顾。”
“我来。”
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的灯光还是那么白,地板还是那么蓝,空气里还是弥漫着那股消毒水的味道。一切都和来的时候一样,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一个月。
这个词像一颗钉子,钉在我脑子里,不管我想什么、做什么,它都在那里,尖尖的、冷冷的,提醒我一个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的事实。
我站在走廊里,靠着墙,闭上眼睛。
走廊里有人在哭。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压得很低的、克制到极致的啜泣声。声音从一个关着门的病房里传出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厚厚的棉被。我不知道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在这个地方,每天都有无数个这样的声音被墙壁吸收、被空气稀释、被时间冲淡。
没有人会记得。
回到病房的时候,丘怜醒着。
她靠在摇起来的床上,半坐着,望着窗外。窗户开了一条缝,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潮湿气息和某种植物的淡淡香气。
“你去哪了?”她问,没有回头。
“医生找我谈话。”
“说什么了?”
我走到床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但云层比前几天薄了一些,有一小片淡蓝色的天空从云的缝隙里露出来,像一只半睁半闭的眼睛。
“说你还能活一个月。”我说。
她终于转过头来,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悲伤,甚至没有意外。有的只是一种很平静的、像是等待了很久终于等到了一个答案的释然。
“你倒是挺直接的。”她说。
“你教我的。”
她笑了。这次笑得很完整,嘴角上扬的弧度、眼角的纹路、眼睛里闪过的光,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像一幅被精心绘制的画。
“我想出院。”她说,“我想回家。”
“我知道。我跟医生说了,他们会安排。”
“你陪我回去?”
“嗯。”
“那你工作怎么办?”
“请长假。”
“公司会批?”
“不批就辞职。”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那只没有扎针的手,轻轻地碰了碰我的手背。她的手指很凉,骨节分明,像秋天的树枝。
“江源。”她说。
“嗯。”
“谢谢你。”
“不用谢。”
窗外的风吹进来,吹动了窗帘的边角,也吹动了她头上那块浅蓝色的头巾。她伸手按住头巾,动作很自然,像是已经做了无数次。她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头巾下面的头皮上只有几根稀疏的发茬,像春天刚发芽的草,又细又软,经不起任何风吹。
“我以前头发很长的。”她说,语气里带着一丝怀念,“高三的时候,你说你喜欢长头发的女生,我就一直没剪。”
“我说过这话?”我完全不记得了。
“你说过。在你家阳台上,那天也在下雨,你说‘长头发的女生看起来比较温柔’。”
我努力回忆了一下,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那时候我们刚在一起不久,正是最甜蜜的阶段,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什么承诺都敢做。我说她长头发好看,她就真的留了三年,直到分手之后才剪掉。
“后来分手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剪头发。”她继续说,“理发师问我剪多短,我说越短越好。他就给我剪了一个男生的短发,我对着镜子看了半天,觉得也挺好看的。”
“确实好看。”我说。
“你都没看过。”
“我现在看到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一次的笑和之前不同,带着一点点羞涩,像一个被夸赞了的小女孩,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得太明显。
“你以前不会说这种话的。”她说。
“哪种话?”
“就是……夸人的话。你以前什么都藏在心里,什么都不说。我以为你是不想说,后来我才知道,你是不会说。”
我没有反驳。
她说得对。我以前确实不会说那些话。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所有的感情都压在心底,压成一块石头,沉甸甸的,以为只要不说出来,别人也能感受到。但后来我才明白,感受不到的和不存在的,对别人来说是一样的。
晚上,陈晚鱼来了。
她拎着一个果篮,还带了一束百合花。百合花的香味很浓,一进门就充满了整个房间,盖过了消毒水的味道。丘怜闻到花香,皱了皱鼻子,说:“好香。”
陈晚鱼把花插在床头的花瓶里,然后把果篮放在桌子上。她站在床边,看着丘怜,丘怜也看着她。两个女人对视了几秒,谁都没有先开口。
气氛有些微妙。
我知道为什么。陈晚鱼是通过丘怜的那封信才知道丘怜的存在的,而丘怜大概也猜到了陈晚鱼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们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关联——因为同一个男人,因为同一封信,因为同一场即将到来的告别。
“谢谢你帮我送信。”丘怜先开口了。
“不客气。”陈晚鱼在床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你的字很好看。”
“那是以前写的。现在我的手抖得厉害,已经写不出那样的字了。”丘怜抬起自己的手看了看,手指微微颤抖着,像风中的树叶。
“你画画吗?”陈晚鱼问。
“画。但现在也画不了了。眼睛看不太清楚,手也不听使唤。”
“我以前看过你的画。江源给我看过。”
丘怜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意外,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你给他看我的画?”她问我。
“嗯。”我没有解释。
“画的什么?”丘怜问陈晚鱼。
“一幅水彩,画的是一片海,海边站着一个女孩。女孩的脸看不清,但给人的感觉很孤独。”
丘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那不是我。”
“我知道。”陈晚鱼说,“但江源觉得是你。”
房间里安静了。
我坐在两个女人中间,感觉像是坐在一条河的中间,水流从两边涌过来,把我夹在中间,上不去也下不来。
丘怜先笑了。
“陈晚鱼,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她说。
“哪里有意思?”
“一般人不会这么直接地说这种话。你好像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
“我在乎。”陈晚鱼说,“但我觉得说实话比说好听话更重要。”
丘怜点了点头,像是在品味这句话。然后她看着陈晚鱼的眼睛,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谢谢你喜欢他。”
陈晚鱼愣了一下。
“但他这个人,不好喜欢。”丘怜继续说,“他看着温柔,其实比谁都冷。他对你好,但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他不想欠别人的。你以为你走近了,其实你离他还有很远。”
“我知道。”陈晚鱼说。
“那你为什么还喜欢他?”
陈晚鱼想了一会儿,说:“可能是因为我也不想欠别人的。”
两个人同时笑了。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不是开心的笑,也不是苦笑,而是两个明白了同一件事的人之间才会有的、心照不宣的笑。
我坐在那里,感觉自己像一件被展览的物品,两个人在旁边讨论着这件物品的材质、工艺、价值,而他本人却插不上任何话。
这种感觉不太好。
但也说不上坏。
晚上九点多,陈晚鱼走了。
临走的时候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过头看着丘怜,说:“我明天再来看你。”
丘怜点了点头。
门关上之后,病房里又恢复了安静。心电监护仪还在滴滴地响,窗外的雨已经停了,但风还在吹,窗帘被吹得轻轻飘动。
“她是个好女孩。”丘怜说。
“嗯。”
“你别再错过了。”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江源,我知道你不信那些东西了。”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又像是在跟我说,“但有些东西不是你不信就不存在的。你可以不信爱情,但你信不信有人愿意为你做很多事,不求回报,甚至不求你知道?”
我没有回答。
“陈晚鱼就是这样的人。”她说,“我也是。”
“我知道。”
“你知道,但你装作不知道。”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我包裹在外面的那层壳。我以为我已经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了,坚硬的、密不透风的、谁都进不来的壳。但在她面前,那层壳就像纸一样薄,一捅就破。
“我不是装作不知道。”我说,“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不用做什么。”丘怜说,“你只要别再跑了就行。”
窗外的风忽然大了起来,吹得窗户哐当作响。我站起来去关窗,手碰到窗框的时候,感觉到一阵凉意。窗外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反射出一种温柔的、暖洋洋的光。
我关好窗,回到床边。
丘怜已经闭上了眼睛,呼吸很均匀,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但我刚坐下,她就开口了。
“江源。”
“嗯。”
“等我走了以后,你去看看我妈。她一个人住,我不放心。”
“好。”
“还有,我那幅画你要记得拿。放在我住处的客厅里,用白布盖着的那个画架就是。”
“好。”
“还有……”她顿了一下,声音变得更轻了,“你能不能抱抱我?”
我站起来,弯下腰,轻轻地抱住了她。
她很轻,轻得不像一个成年人,像一个装了一半的袋子,空空荡荡的。我能感觉到她的肋骨隔着薄薄的病号服硌在我的胸口上,能感觉到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头巾下面的头皮贴着我的脖子,凉凉的。
她的手动了一下,像是想抬起来抱我,但抬到一半就没有力气了,只能搭在我的腰上,手指微微蜷着。
“江源。”
“嗯。”
“我好累。”
“那就睡吧。”
“你会走吗?”
“不走。”
“真的?”
“真的。”
她靠在我肩膀上,慢慢地、慢慢地,呼吸变得绵长而均匀。
心电监护仪还在响。
窗外的风还在吹。
我抱着她,站在白色的病房里,站在灰蓝色的灯光下,站在一个即将结束的故事里。
没有眼泪。
没有话语。
只有心跳声,两个人的,一个快,一个慢,像两首不同节奏的歌,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交织着、缠绕着、最后慢慢地融在了一起。
夜还很长。
但天亮之前,我会在这里。
哪儿也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