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然后再见（3）

圣诞节的早晨是从一通电话开始的，对糸锯圭介来说，这一天从一开始就不对劲。

他的手机在凌晨四点十七分响了。他当时正趴在刑事科的值班桌上，脸压着一叠还没写完的搜查报告，梦里还在追一个怎么都追不上的犯人，脚下的路越跑越软，低头一看，整条街变成了葫芦湖的冰面，冰面下有什么东西在翻涌，灰白色的，像一张脸。电话铃把他从冰面上拽起来的时候，他的左脸颊上印着一道钢笔字的反印，花了三秒钟才认出那是自己昨天写的“紧急”两个字。接起来，总台的声音说，葫芦湖公园，发现尸体，单发枪伤，让你过去一趟。他一边应着，一只手已经摸向搭在椅背上的风衣，左耳后那支红色铅笔差点掉下来，他侧头夹住，顺手在桌上的便签本上划了两个字：湖，枪。这两个字他写得比平时重，纸面被笔尖划破了一小处，他没在意。

赶到葫芦湖公园入口的时候，天还没亮透。十二月的凌晨，湖区的气温比市区低了将近五度，呼出的气在围巾上结成一层霜，他沿着被警戒线拦出的通道往里走，脚下的积雪被早到的勘查人员踩实了又冻硬，每一步都发出那种令人牙酸的咯吱声。他在入口处遇到了先到的辖区刑警，对方递给他一杯自动贩卖机的热咖啡，说死者身份初步确认了，是在附近经营小生意的，姓生仓，五十岁上下，西装，胸部单发枪伤，死亡时间大致在昨晚九点到十点之间。他接过来咖啡，没有喝，只是握着，那点温度隔着纸杯烫着他的掌心，让他觉得自己的手还是自己的。他问，凶手呢。辖区刑警看了他一眼，那种目光让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说，现场有一组脚印，正在做比对，你先看看码头那边再说。

码头那边，雪地上已经拉起了白色的帐篷。他弯下腰钻过警戒线，看见鉴识课的人正蹲在木板的缝隙旁边，用镊子夹起一样东西，装进证物袋里。他凑过去看了一眼，整个人就僵在了那里——那是一把手枪，黑色的，覆着薄雪，在证物袋的透明塑料壁后面安静地躺着，像一个睡着了的东西。他问，指纹呢。鉴识课的人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把证物袋翻过来，让他看握把上那一片用粉末刷出的、清晰的纹路，那些纹路完整得几乎不像是真的，从虎口到指腹，一枚一枚，排列得整整齐齐，像是有人特意把整只手握上去，握了很久，握到每一个细节都烙印进金属的缝隙里。他盯着那些纹路，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不可能是他，但他没有说出口，因为他是刑警，刑警的第一条规矩是让证据说话，而不是让感情说话，即使那感情是他花了四年时间一寸一寸建立起来的信任。

他站起来，往湖边走了几步，让自己离开那顶帐篷。湖面冻得发白，雾气在冰上低低地匍匐着，远处的山影模糊成一团灰蓝色的墨迹。他想起昨晚的圣诞夜，自己在警局食堂吃了一碗没有叉烧的素面，加了一个鸡蛋，算是过节了。他想起御剑检察官昨天下午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经过走廊，他正好抱着一摞文件从对面走过来，御剑看了他一眼，说，系锯刑警，年假期间的排班表你确认过了吗。他当时愣了一下，说确认过了，御剑就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说了一句，辛苦了。他当时觉得那句话的语气有点奇怪，不是平时那种干脆利落的“辛苦了”，而是稍微慢了半拍，像是一句话在嘴里含了一下才放出来。他当时没有多想，现在站在湖边，这句话像一颗钉子一样扎进他的脑子里，拔不出来。

他转身走回现场，蹲在鉴识课员旁边，问，脚印呢。鉴识课员指了指帐篷外的一个区域，那里的雪被保护性地覆盖着，他走过去，掀开罩布的一角，看见一组清晰的鞋印，鞋底纹路是那种很规整的波浪形，二十六厘米左右，步幅稳定，重心略偏外侧，每一枚脚印都踩得很深，说明这个人在这里站了很久，没有移动，没有慌张，只是站在那里，站到雪都在鞋跟周围融出了一圈浅浅的水印。他盯着那组脚印，心里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声音，那个声音试图告诉他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推论，但他把它压下去了，用他所有作为刑警的经验和意志力把它压下去，因为如果那个推论是真的，那么他今天要面对的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案，而是他职业生涯里最黑暗的一天。

上午八点，搜查本部在湖区的管理事务所里临时搭起来了。他进到里面的时候，墙上已经钉上了现场照片和初步的路线图，几个课长级别的警官围着一张折叠桌，脸色都不太好看。他站到角落，尽量让自己不碍事，但他听见了那些压低声音的对话——“被害人的身份已经确认了，生仓雪夫，五十二岁，在附近的商业街经营一家小型印刷所。”“没有前科，也没有查到与任何人的纠纷记录。”“但现场那把手枪，编号查过了，没有登记，可能是黑市流出的。”“那就怪了，一个没有纠纷的人，为什么会在圣诞夜跑到这种地方来？”他听着这些碎片式的情报，在心里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拼起来，拼出来的形状却始终缺一块，缺的那一块刚好是最关键的那一块——动机。没有人知道生仓雪夫为什么会在圣诞夜到葫芦湖来，没有人知道他约了谁，没有人知道他口袋里那封没有署名的信是谁写的，信上写着什么，因为那封信不在现场，现场只有一把枪，一组脚印，一具尸体，和一个逐渐浮出水面的、让所有人都不愿意开口的名字。

上午十点，那份脚印比对报告出来了。他站在临时本部的桌子边上，看着报告上的字，一个一个地看，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看了三遍，每一遍都希望自己看错了，但那些字没有变，黑纸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现场提取的鞋印与高等检察厅御剑怜侍检察官的公务用鞋鞋底纹路高度一致，误差在正常穿戴磨损范围内，可以认定为同一双鞋。他把报告放下，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然后他听见自己的声音说，御剑检察官人呢。没有人回答他。他又问了一遍，声音比刚才大了一点，但依然控制着，他知道自己不能在搜查本部里失态，他是刑警，他必须保持冷静，但他的手在发抖，他把手插进风衣口袋里，攥成了拳头，攥到指甲掐进掌心里，靠那点痛让自己稳下来。

中午十二点，他站在葫芦湖公园入口处，看着陆续赶来的媒体车辆在警戒线外面排成一排，摄像机的镜头像一排黑色的炮口，对准了这片与世隔绝的湖区。他看见一个认识的记者隔着警戒线朝他喊，系锯刑警，听说现场发现了检察官的物证，是真的吗。他没有回答，转身走进了公园深处，沿着那条通往葫芦湖广场的小径走，路两旁的树上积着雪，偶尔有一团雪从枝头落下来，砸在枯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走到广场边缘，站在那棵最大的银杏树下，掏出手机，翻到御剑的号码，按了拨出键，听筒里传来等待音，一声，两声，三声，然后转入了语音信箱。他挂断，又拨了一遍，还是语音信箱。他再拨，这一次他没有等到语音信箱就挂断了，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御剑的电话可能不在他自己身上了，或者，御剑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接电话了。

这个念头像一盆冰水从他头顶浇下来，他站在零下五度的空气里，浑身发冷，不是因为天气冷，是因为他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御剑检察官昨天下午那句“辛苦了”，不是一句普通的年终寒暄，那是一句告别。他当时没有听懂，现在他听懂了，但他宁愿自己永远不要听懂。他攥着手机，指节发白，屏幕上的时间跳到了十二点十七分，新闻快讯应该已经发出去了，全东京的人大概都已经知道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御剑怜侍这四个字在所有人的嘴里将不再是“天才检察官”，而是“嫌疑人”。他知道这件事已经像一辆刹不住的车一样滑向了不可挽回的方向，但他还是站在那里，像一根钉进冻土里的桩子，不肯走，因为他觉得只要他还在那里站着，就还有什么事可以做，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结束。

下午一点，他回到刑事科，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把风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然后他发现自己的手还在抖。他盯着自己的手看了一会儿，然后把两只手压在桌面上，压平，像压平两张皱巴巴的纸。桌角放着一叠文件，最上面一份是生仓雪夫的初步调查报告，他翻开，一页一页地看，试图从那些枯燥的文字里找到某种联系，某种能够解释为什么御剑会出现在那里的线索。报告上写着，生仓雪夫，五十二岁，经营一家小型印刷所，离异，独居，社会关系简单，没有犯罪记录，没有债务纠纷，近三个月没有异常的通话记录和出行记录。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一个与司法系统没有任何交集的人，一个在圣诞夜被人约到荒郊野外一枪打死的人。他合上报告，闭上眼睛，把那几个问题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咀嚼，如果生仓雪夫不认识御剑，那么御剑为什么要去见他，如果生仓雪夫认识御剑，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这种联系为什么要选在圣诞夜，选在葫芦湖，选在一把没有登记的手枪前面。

他睁开眼，窗外的天已经灰下来了，远处的城市灯火在薄暮里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一片正在燃烧的棋盘。他想起四年前，自己刚到刑事科不久，第一次跟着御剑办案，那时他什么都不懂，连现场勘查的基本流程都要问三遍，御剑没有骂他，只是把每一步拆开了揉碎了讲给他听，讲到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大概是个没有天赋的刑警，但御剑说，刑警不需要天赋，刑警需要的是不肯放弃的固执，你有的，你只是不知道你自己有。他当时没有说话，但他记住了这句话，记住了四年，现在他坐在这间灯光惨白的办公室里，面对着一份可以把御剑送进监狱的鉴定报告，他把这句话从记忆里翻出来，搁在桌面上，像搁一枚被磨损得发亮的旧硬币，然后他对自己说，系锯，你没有天赋，但你有的就是不肯放弃的固执，你不能放弃，因为如果连你都放弃了，那就真的没有人能证明御剑检察官不是凶手了。

下午两点，他去了拘留所。他知道御剑被带到了这里，他知道御剑现在应该正在某个审讯室里，面对着那些他曾经的同僚，以嫌疑人的身份。他站在拘留所的大厅里，跟值班的警员交涉了很久，对方说，系锯刑警，不是我不让你见，是上面打了招呼，这个案子在没有正式移交之前，任何人不得接触嫌疑人，包括你，尤其包括你。他听到“尤其包括你”这几个字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面的人已经把他划到了“御剑派”的那一边，意味着他的信任在别人眼里不是信任，是偏袒，是妨碍办案的潜在风险。他沉默了一会儿，没有争辩，他知道争辩没有用，他只是转过身，走出了拘留所的大门，站在门口，让十二月傍晚的风吹在他脸上，风很冷，冷得他眼眶发酸，但他没有让它流出来，他是刑警，刑警不能哭，刑警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找到真相，不管那真相有多深，不管那真相藏在哪里。

他回到刑事科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走廊里空荡荡的，大部分同事都回家了，只有尽头那间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那是搜查本部的临时办公室。他走过去，站在门口，看见里面坐着几个人，正在低声讨论着什么，中间那面白板上贴着现场照片、脚印比对图、弹道分析报告，以及一张御剑怜侍的证件照，那张照片是从检察厅的内部档案里调出来的，照片上的御剑穿着深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目光平静地看着镜头，像在看着法庭上的某一个人。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不是从脑子里来的，是从胃里来的，从骨头里来的，从四年前那句“你有的，你只是不知道你自己有”来的。他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在等待音响起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窗外，城市的灯火在远处铺成一片温暖的光河，而他知道自己即将走进那条光的背面，走进那片没有人愿意踏足的、结了冰的湖面，去找一个答案，一个可以救一个人的答案，或者，一个可以让他死心的答案。电话那头接通了，他说，成步堂律师，是我，系锯，我有话跟你说，你等一下，我马上到你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