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佩琳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一点了。
她换了鞋,把包扔在沙发上,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她一口气喝了半杯,然后靠在冰箱门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康俊的脸一直在她脑海里转。
不是他现在的脸——沉稳的、内敛的、滴水不漏的。是他在波士顿时的脸——年轻的、干净的、笑起来眼睛里全是光的。
她想起五年前,康俊博士毕业的那天。波士顿的六月很舒服,阳光不烈,风很凉。他们在一家爱尔兰酒吧里喝酒,康俊喝了很多,趴在桌上,含混地说了一句话。
他说:“佩琳姐,你说一个人要是身上背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就不配被人喜欢了?”
戴佩琳当时以为他在说胡话。她拍了拍他的头,说“你喝多了”,然后叫了车送他回去。
现在她知道了,他没有说胡话。
他说的是真的。
戴佩琳睁开眼睛,从冰箱里拿出那瓶喝了一半的白葡萄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她端着酒杯走到阳台上,坐在藤椅上,看着深圳的夜景。
她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康俊发来的消息:“佩琳姐,到家了。”
她看了一眼,没有回。
她知道康俊发这条消息不是因为礼貌,而是因为他在确认她安全到家了。这个人,对所有人都这样——稳稳地托着,不动声色地照顾着,从不索取,从不要求,只是给。
但她知道他不是天生这样的。他是被生活打磨成这样的。那些棱角不是消失了,是被他咽下去了,变成了胃里的病,变成了后背上那些她从未亲眼看过、但知道一定很疼的纹身。
戴佩琳喝了一口酒,拿起手机,翻到相册里一张旧照片。
照片是2017年在波士顿拍的。康俊站在哈佛法学院的门口,穿着黑色的博士袍,戴着方帽,笑得很好看。他旁边站着一个女孩——不是唐盈盈,是一个戴佩琳不认识的人。
那是柏桐。
戴佩琳只见过她一次,在康俊的毕业派对上。柏桐很漂亮,但不是那种精致的美,而是一种野生的、不受驯服的美。她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赤着脚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笑声很大,像一只关不住的鸟。
戴佩琳当时就想:这个人,留不住。
后来的事情她都知道一些。康俊跟柏桐结婚,又离婚。康俊没有跟她说过细节,她也没有问。有些事不需要问,你只要看着一个人从“笑起来眼睛里全是光”变成“笑起来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戴佩琳把那张照片删掉了。
不是因为她不想记住康俊年轻的样子,而是因为她觉得,那张照片里的康俊已经不在了。现在的康俊是另一个版本——更深的、更沉的、像是一口井,水面平静,底下有暗流。
她希望唐盈盈是那个能潜到井底的人。
戴佩琳喝完最后一口酒,站起来,走回屋里。她经过客厅的镜子时,看到自己的脸——四十岁了,眼角有细纹,但眼神还算清明。
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了一句话:“你别操心了,他们自己会搞定的。”
镜子里的她没有反驳。
戴佩琳关了灯,走进卧室。
躺在床上,她想起康俊说“佩琳姐,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时的表情。那不是谦虚,不是自嘲,而是一种陈述——陈述一个他早就接受了的事实:他不是一个容易被人靠近的人,因为他自己都不允许自己靠近任何人。
但唐盈盈靠近了。
戴佩琳不知道唐盈盈是怎么做到的。也许是因为她也不允许自己靠近任何人,所以她知道那扇门在哪里。也许是因为她跟康俊一样,都是那种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在“我可以”和“我没事”后面的人。两个同样会伪装的人,在彼此面前,反而伪装不了。
因为太像了。
像到一眼就能看穿对方的壳,像到一眼就知道那壳底下藏着什么。
戴佩琳闭上眼睛,嘴角弯了一下。
她想起唐盈盈今天在办公室的样子——穿着藏蓝色的西装套裙,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表情冷峻,跟平时没有任何区别。但她注意到唐盈盈的耳钉换了一对,不是骷髅头,是两颗极小的星星。
星星。
戴佩琳想,也许唐盈盈自己都没注意到这个变化。但戴佩琳注意到了。因为她认识唐盈盈八年了,知道她从来不戴星星。
除非有什么东西让她觉得,夜空中除了黑暗,还有光。
戴佩琳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窗外的深圳,夜色正浓。但她知道,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