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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扮演着世界文学“把关人”的角色，这主要是体现在翻译策略上，它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翻译、销售和阅读。特别是弱势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时，几乎采取归化策略，擅自操控文本，使得“有意曲解的文本难免沦为某个预先形成的历史性争论或理论体系的注脚。”②

　　其次是超经典。正如马利安高立克所说，“经典性”及“经典”问题以及这一问题的兴衰是学界广泛探讨的话题。经典是理解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大卫达姆罗什在介绍“世界文学”时曾指出，从前世界文学仅仅被分成“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欧洲与北美作家仍旧是诺顿选集的焦点所在。”这一状况在“伯恩海默报告”发表后才有所改变。“现在的主要文选(例如由朗文、贝德福德和诺顿自己出版的文选)收录的作家多达 500 人，通常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这几乎让人相信旧时代以欧洲为中心的经典已黯然消退。”但是经典作家“在各类文集中仍都稳坐江山，无人能及。如同雷克萨斯汽车一样，高端作家通过后经典潮流获得了增值，巩固了他的市场份额。”③这就是达姆罗什所说的“超经典”。“超经典”一直被老牌的“主流作家”占据，积累了雄厚的文化资本，地位不可动摇。而经典三层次中的“反经典”则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他们属于强势语言中的非主流文学。结合世界文学的教学实践，达姆罗什指出由于课时的限制，世界文学的课堂总被超经典霸占着。超经典独霸，使得有些作品只是昙花一现，并且由于其地位稳固，“反经典”无法进入超经典的行列，世界文学的阅读范围受到限制，成为当今世界文学发展的一大阻力。 　　除了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外，阻碍世界文学发展的另一大阻力就是权力关系的不平等。道格拉斯罗宾逊在《后殖民研究与翻译研究》一文中提出“翻译与帝国”这一术语，帝国除了是指统意义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体，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文化霸权。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掩盖的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控制。比如，在现今的翻译作品中，将其他语言的文本翻译为英语文本的数量远低于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文本。在英美的出版物中，翻译作品所占份额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只有 2%到 4%，60 年代为 4%到 7%。而中国在 1892 到 1913 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作品就占了 2/3。这也就是劳伦斯韦努蒂所指的翻译“丑闻”(scandal)。英美文学占据权力关系的中心，对其他弱势文学进行支配。而处于权力关系边缘的文学则总是“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