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媛走的那天,医院楼下的玉兰开了满树。白惨惨的,像纸钱。
她最后的遗言是三个字:“沈逾,冷。”
我握着她的手,那双手从温热到冰凉,用了三十七分钟。三十七分钟里我一直在说话,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说到去年冬天她说想吃糖炒栗子。说到最后,护士把我拉开时,我嗓子已经哑得发不出声。
殡仪馆的人来收遗体那天,我坐在走廊长椅上,头顶的灯管滋滋响。
一个年轻护士红着眼端来热茶:“沈先生,节哀。”
我没接。只是盯着那扇关上的门,门背后她躺在推车上,身上盖着白布。
“她说过,”我开口,嗓子像被砂纸磨过,“她说如果哪天她走了,让我把她火化后的骨灰撒在海里。她说她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是大学暑假跟我去青岛看海。”
护士点点头,把茶放在我手边。
但我撒了谎。
骨灰盒送到那天,我把它抱回我们住了五年的家。打开门,玄关还放着她那双粉色拖鞋,鞋底磨得只剩薄薄一层。沙发上搭着她织了一半的围巾,灰色毛线,针脚歪歪扭扭,她说要给我织一条比商场里卖的都好。
我把骨灰盒放在茶几上,去厨房煮了碗面。面端出来时,我顺手多拿了一双筷子。
“梦媛,”我把筷子搁在对面,“吃饭了。”
当然没有人回答。
我看着那碗面从热气腾腾变得坨成一团,像她的病,一开始只是偶尔咳嗽,后来是咳血,再后来是整个人慢慢缩水,缩成病床上一个苍白的小小的人。
她刚确诊的时候,我跪在医生办公室求他们用最好的药。医生说保守估计还能撑一年,如果积极治疗,可能有三年。
三年。一千零九十五天。
我当时觉得好短。现在回过头看,短得像一个喷嚏。
化疗到第六个月,她头发掉光了,开始死活不肯见我。我每天站在病房门外,隔着门上的小玻璃窗看她。她裹在被子里背对着门,肩膀一耸一耸,我知道她在哭。
“梦媛,”我敲玻璃,“开门。”
“不开。”她声音闷在被子里,“你走。”
“我不走。”
“你走啊!”她突然掀开被子冲我吼,光秃秃的脑袋在灯光下白得刺眼,“沈逾你走!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
我没走。我去护士站要了把钥匙,打开门进去,一把抱住她。她挣扎,捶我,咬我肩膀,最后趴在我怀里嚎啕大哭。
“你现在丑死了,”我摸着她光溜溜的头皮,“像颗卤蛋。”
她哭着笑出来,骂我混蛋。
那天晚上她躺在我腿上,让我给她念书。念到第三页她睡着了,呼吸均匀得像没事人一样。
我低头亲她脑门,咸的,都是汗和泪混在一起的味道。
后来她病情恶化,转到ICU。每天探视时间只有半小时,我就在门口坐一整天。隔着玻璃看她身上插满管子,监测仪上的数字跳来跳去。
有一天探视时,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
“沈逾,”她眼睛亮得吓人,“我昨晚梦见你结婚了。”
“跟谁?”我逗她。
“跟一个长头发的女的,”她瘪着嘴,“胸很大。”
我笑出声,眼泪跟着掉下来:“那我不要,我就喜欢平的。”
她噗嗤乐了,乐完又开始咳嗽,咳得整个人蜷起来。我按铃叫护士,她一边咳一边拽我袖子。
“沈逾,”她喘着气,“你别……别找胸大的……”
“不找不找,”我赶紧说,“找比你还平的。”
她这才松手,躺回去,嘴角还挂着笑。
那是她最后一次笑。
现在她躺在这个小小的方盒子里。我打开盖子看了一眼,白色的粉末,像她最后那张脸,干干净净,什么颜色都没了。
我把盖子合上,抱着盒子上床,放在枕头旁边。
“梦媛,”我关了灯,在黑暗里说,“晚安。”
窗帘没拉紧,月光漏进来一小条,照在骨灰盒光滑的木纹上。
我等了很久,等到眼睛适应黑暗,等到窗外玉兰树的影子在墙上慢慢移动。
然后我轻声说:“我骗了他们,梦媛。我没把你撒进海里。”
“我把你留在家里了。”
“你走以后,这房子太大了,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我翻了翻身,面朝那个方盒子。
“明天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月光移到他处,房间重新暗下去。
黑暗里,我对着那捧不会回答的灰烬,把明日的菜单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念到最后,我自己都信了,好像明天真的还会有人坐在对面,挑出胡萝卜,说我炒菜又放多了盐。
“梦媛,”我在枕头上蹭了蹭眼睛,“你倒是说句话啊。”
夜很静。
静得只剩窗外的玉兰,一朵一朵,悄无声息地落了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