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We have lingered in the chambers of the sea
By sea-girls wreathed with seaweed red and brown
Till human voices wake us, and we drown.
——T.S. Eliot
周二的早晨,我是被雨声叫醒的。用力的、密集的、像有人在屋顶上倒豆子的雨。伦敦偶尔会下这样的雨,像一个脾气不好的人突然发了火,但是又很快会恢复正常。但今天不一样。今天的雨从早上就开始下,一直下,没有要停的意思。
我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雨声。然后伸手去摸枕头旁边的手机。
屏幕亮了。
一条消息,发信人是“你”。
“早安。下雨了。”
我看了几秒,打了“早安”,又删掉。打了“嗯,下得很大”,又删掉。最后发了:
“你今天还出门吗?”
他回得很快:“你呢?”
“要出门。围巾还在你那里。”
“哦对。围巾在我这里。那我还是出门吧。”
他发了一个笑脸,不是Emoji,是字符画的那种。:)
我起来,洗漱,换衣服。站在衣柜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又在犹豫。今天穿什么?这个问题在过去二十六年里从来没有困扰过我,但在过去八天里,它每天都困扰我。我最后穿了一件深绿色的毛衣,黑色的裤子,白色的帆布鞋。然后把那条灰色的围巾从枕头旁边拿起来,围在脖子上。围巾已经没有他的味道了。被我用洗衣液洗过之后,它闻起来和我一样。但我还是围上了。
出门的时候,雨小了一点。从倾盆变成了稀疏的雨点,但还是那种不讲道理的、随时会变大的雨。我撑着伞,走在这条走过无数遍的路上。街道是湿的,路面上的水洼倒映着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建筑,灰色的行人。整个伦敦都是灰色的,除了偶尔经过的红色公交车——那一抹红在雨里显得特别亮,像有人在一幅水墨画上点了一笔朱砂。
到巷口的时候,他已经在了。
撑着一把黑色的伞,站在屋檐下。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外面是深灰色的长大衣。裤子是黑色的,鞋子也是黑色的。整个人像一幅用不同深浅的黑色和灰色画出来的画。他看到我,目光先落在我的脖子上——灰色的围巾——然后移到我的脸上。
“早安,”他说。
“早安。”
“你头发湿了。”
“你的也是。”
他伸出手,用指背轻轻碰了一下我的额头,把我额前湿掉的头发拨开。他的指背是凉的,但碰过我之后,我的额头是热的。
“走吧,”他说。
“今天去哪?”
“今天你决定。”
我想了想。明天他就要走了。这是他在伦敦的最后一天。一整天,没有工作,没有经纪人,没有任何人的打扰。只有我们,和这座他将离开的城市。
“大英博物馆,”我说。
“博物馆?”
“嗯。有一个地方我一直想去,但从来没去过。”
“什么地方?”
“去了你就知道。”
我们坐地铁。周二的早晨,地铁里人不多,零星几个上班族,手里拿着咖啡,眼神困顿。
他坐在我对面。车厢在晃,我们的目光也在晃。有时候对上,有时候错开,对上又错开,错开又对上。像两支在跳某种古老舞蹈的人,进进退退,你近我远,你远我近。
到站了。我们走出地铁站,雨已经停了。空气是湿的,凉的,带着一种被洗干净的味道。大英博物馆的台阶是白色的,被雨水洗过之后更白了,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有点刺眼。
“你来过大英博物馆吗?”我问。
“来过。拍东西的时候。”
“走马观花?”
“嗯。镜头对着你的时候,你看不到东西。你只看到镜头。”
“今天没有镜头。今天只有你和我。”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但他的脚步轻了一点。
我们穿过大厅,穿过人群,穿过那些举着自拍杆的游客和戴着耳机的学生。
我停在一扇黑色的门前。
门上写着一行字:The Rosetta Stone.
房间不大,人很多。所有人都围着一个玻璃柜,玻璃柜里是一块黑色的石头,石头上刻着三种文字。它不大,比我想的要小。但在它面前,所有人都很小。
他在我旁边停下来,看着那块石头。
“罗塞塔石碑,”我说。
“嗯。”
“你知道它为什么有名吗?”
“因为上面刻着同样的内容,用三种文字。埃及象形文、埃及草书、古希腊文。人们本来读不懂象形文,有了这块石头,就可以对照着翻译了。”
“你功课做得很足。”
“昨天晚上查的。”
我看着他,想象那个画面——他在酒店房间里,躺在床上,手机屏幕的光照在他的脸上,在搜索栏里打“Rosetta Stone”,然后读那些关于古埃及、关于托勒密王朝、关于商博良和托马斯·杨的文字。他在查一块石头,因为他知道我明天要带他来这里。
“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我说,“不是因为这块石头本身。是因为它让我想到一件事。”
“什么事?”
“人和人之间,也有一块罗塞塔石碑。你需要一个中间的东西,才能把一个人说的话翻译成另一个人能懂的语言。”
“我们的罗塞塔石碑是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在博物馆的光线下是深棕色的,接近黑色的,像那块石头。
“也许是那首歌,”我说。“City of Stars.”
他伸出手,用小拇指轻轻勾了一下我的小指。
我们离开罗塞塔石碑的房间,漫无目的地走。埃及厅、亚述厅、希腊厅、罗马厅。他走在我旁边,偶尔停下来看一个展品,偶尔什么都不看,只是走。
在希腊厅,他停在一尊大理石雕像前。雕像是一个年轻的男子,没有头,身体微微前倾,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像在走路。大理石是白色的,但经过几千年的岁月,表面已经泛黄了,有一些地方是灰色的,有一些地方是褐色的,像一幅被时间涂抹过的画。
“他没有头,”他说。
“嗯。找不到了。”
“那他是谁?”
“不知道。没有头,就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就不知道他是神还是人,是英雄还是普通人。”
“但他还在走路。”
我看了他一眼。他看着那尊雕像,目光很安静。
“还在走路,”我说,“也许这就是他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他点了点头。
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展厅。木乃伊、青铜器、陶罐、钱币、珠宝。每一样东西都比我们老,比我们的国家老,比我们知道的任何事情都老。它们在这里,被灯光照着,被玻璃罩着,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看着。它们不说话,但它们比任何说话的东西都更有说服力。它们说:时间过去了,我们还在这里。
中午的时候,我们在博物馆的餐厅吃饭。他点了三明治,我点了沙拉。食物不好吃,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在我对面,吃着一个不好吃的三明治,偶尔喝一口水,偶尔看我一眼。
“你明天走了,”我说。
“嗯。”
“几点的飞机?”
“晚上八点。”
“那你白天——”
“白天也在这里。在你这里。”
他说“在你这里”的时候,用的是英语。“with you.” 两个词,很简单。但他说这两个词的方式,像是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今晚,”我说,“你有什么想做的事吗?”
他想了想。
“想在伦敦走一走。不是去什么地方,就是走一走。和你一起。”
“好。”
我们吃完饭,离开博物馆。雨又开始下了,小小的,细细的,那种伦敦式的、让人不想打伞的雨。他把大衣的帽子戴上,我没有戴帽子,就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
我们沿着一条路走。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也不记得通向哪里。只记得路两边是白色的房子,有的门口种着花,有的门口停着车,有的门口什么都没有。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雨和我们。
“你回国之后,”我说,“还会发消息吗?”
“会。”
“工作很忙的时候呢?”
“也会。”
“凌晨两点睡不着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最想发。”
我看着他。雨丝在他的帽檐上聚集,变成一颗一颗的小水珠,然后滑下来,落在他的肩膀上。
“你什么时候会想我?”他问。
我的脚步慢了半拍。
“在你不在的时候,”我说。
“什么时候是你不在的时候?”
“所有你不在的时候。”
他沉默了。我们继续走。雨越下越小,最后几乎停了,只剩下空气里那种湿漉漉的、像雾一样的东西。远处的建筑变得模糊,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
我们走到一座桥上。这是一座更小的、铁质的桥,桥面是网格状的,可以看到下面的河水。河水是褐色的,流得很慢,像一个走累了的人在勉强迈步。
他停在桥中间,靠在栏杆上,看着河水。
“我小时候想过一个问题,”他说。
“什么问题?”
“如果我不是我,我会不会比较开心。”
“答案呢?”
“没有答案。因为我不可能不是我自己。”
“但你可以想象。”
“想象过。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住在首尔的某个小区,每天早上挤地铁上班,晚上和朋友喝酒,周末去看电影。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拍我,没有人问我‘你今天心情怎么样’。我会比较开心吗?”
“会吗?”
“我不知道。但我想过太多次了,想到最后发现,我不是在想象另一种生活。我是在逃避这种生活。”
雨停了。云层裂开一条缝,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河面上,把褐色的河水照出一小片金色。那片金色很小,很亮,在整条灰蒙蒙的河上显得格外不真实。
“你后悔选择这条路吗?”我问。
他看着河面上的那片金色。阳光在移动,金色也在移动,慢慢地、几乎不可见地,从河心移到了岸边。
“不后悔,”他说,“因为在这条路上,我遇到了你。”
我看着他。他没有看我。他看着河面上的光,那片金色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岸边。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收回去,河面又变回了灰蒙蒙的褐色。
“如果我不是吴世勋,”他说,“你还会在这里吗?”
这个问题他问过了。在第五天,在河边的台阶上,他问过一模一样的。我给了他一模一样的答案——不是一模一样的,是更长的、更啰嗦的、绕了很多弯子的答案。但核心是一样的:让我第二天去的,是他的眼睛。让我第三天去的,是他说的“那你一定经常想很多”。让我第四天去的,是他递过来的耳机和那首City of Stars。让我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来的,是他。不是吴世勋,是他。
但这次我没有说那些话。
我说:“会。”
他转过头来看我。目光停留了很久。久到河面上的光从岸边消失,久到云层的缝隙完全合拢,久到雨又开始下了——这一次是那种温柔的、细细的、让人不想打伞的雨。
他伸出手,把我额前湿掉的头发拨到一边。和今天早上一样,但他的手指不是凉的。也许是因为握了太久,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走吧,”他说。
我们从桥上下来,沿着河岸走。雨很小,几乎感觉不到,只在脸上留下一种凉凉的、像被人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的触感。
路过那家旧书店的时候,橱窗里的灯亮着。那本萨特还在那里,三英镑,封面脱落了一半。他停下来,看了一眼。
“你还是没买,为什么?”他说。
“因为不想读完。”
“不想读完?”
“有些书,一旦读完,你就没有理由再翻开它了。我不想读完。我想一直有理由翻开它。”
他看着我。路灯的光落在他的眼睛里,变成两个很小的、温暖的光点。
“你说话的方式,”他说,“像写诗。”
“不是写诗。是不敢说真话,所以绕很多弯子。”
“绕弯子也很好。”
我们走到巷口。那个我们每天见面的巷口,那个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巷口,那个我们说了无数次“明天见”的巷口。明天,我们不会在这里说“明天见”了。因为后天他就不在了。
“今晚,”他说,“你还有时间吗?”
“有。”
“那陪我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走了一条我没走过的路,往那些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我们走到一个很小的广场。广场中间有一个喷泉,但水已经关了,只剩下一个干涸的、圆形的池子。池子里有一些硬币,被人扔进去许愿用的,在路灯下闪着微弱的光。广场的四周是老房子,有的窗户亮着灯,有的黑着。
他在喷泉边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
“你许过愿吗?”他问。
“许过。但没用。”
“为什么没用?”
“因为许愿是向一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东西请求。我不信那个东西。”
“那你信什么?”
“信自己。信选择。信一条路会通向另一条路。”
他点了点头,把硬币放在我的手心里。硬币是凉的,金属的,上面刻着一个女人的头像和一行我看不清的字。
“那你来选,”他说,“这条路通向哪里。”
我握着那枚硬币。它很小,很轻,但在我手心里沉甸甸的,像一个决定,一个从“我不知道”变成“我知道”的瞬间。
我没有把硬币扔进池子里,握紧它,放进口袋。
“这条路,”我说,“通向明天。”
他看着我。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柔和。他的头发还是湿的,睫毛上还挂着雨,和第一天晚上一样。但和第一天晚上不一样的是,他现在站在我面前,不是因为偶然,是因为选择,是他选择了每天来见我,是他选择了在罗塞塔石碑前碰我的小指,是他选择了把硬币放在我的手心里。
“明天,”他说,“你会在哪里?”
“在图书馆。”
“我会发消息的。”
“我知道。”
“不是‘知道’。是‘相信’。”
我笑了。“相信。”
他看着我。目光从我的眼睛移到我的额头,从额头移到我的鼻梁,从鼻梁移到我的嘴唇。是那种温柔的、像在确认什么东西的看。
然后他伸出手,把围巾从我脖子上取下来——那条灰色的、他的围巾。
我愣住了。
他把围巾叠了一下,然后重新围在我脖子上。围得很紧,很暖,几乎遮住了我的下半张脸。他的手在我脖子后面停了一下,手指碰到了我的头发。
“这样比较暖,”他说。
“你要拿回去吗?”我的声音从围巾后面传出来,闷闷的。
“不要。给你了。”
“为什么?”
“因为伦敦需要它。你比我更常淋雨。”
我想说“我不常淋雨”,但我没有说。因为这是事实——我每天都走在伦敦的雨里,而他下周就不在了。这条围巾留在这里,留在我的脖子上,留在这个每天都在下雨的城市。这是他的方式,把一部分自己留在这里。
“晚安,”他说。
“晚安。”
他转身,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在巷子里越走越远。灰色的围巾围着我的脖子,暖的,软的,带着他的温度——也许不是他的温度,是我的体温把围巾捂暖了。分不清了。
手机震了一下。
“到酒店了。”
我回了一个字:“好。”
过了一会儿,又一条:“明天早上我去图书馆找你。靠墙的位置。”
“好。”
又过了几秒,第三条:“今晚的硬币,你扔了吗?”
我从口袋里拿出那枚硬币。它还在,和我的钥匙在一起,和一张空白的、泛黄的纸在一起。
“没有,”我回了。
“为什么?”
“因为我想留着。留一个许愿的机会。”
他回了一个笑脸。:)
我站在巷口,把那枚硬币举到路灯下。硬币上刻着一个女人的头像,是英国女王,戴着王冠,看起来很老,很威严。硬币很小,很轻,不值什么钱。但它现在是我口袋里最贵重的东西。
我把硬币放回去,把手插进口袋,往家走。
伦敦的雨又下大了。但我没有打伞。
围巾很暖。